漢昭寧元年八月癸酉，董卓與袁紹的爭吵聲使得顯陽苑的空氣中充滿了緊張的氣氛。第二天，在董卓的主持下，漢少帝被廢為弘農(nóng)王?！度龂萘x》中，這一幕被描繪成 “賊臣董卓”的“欺天之謀”，但史書的字縫里卻藏著截然相反的真相——廢帝之議是朝堂的共識，曹操也是顯陽苑會議的參與者之一，袁紹的反駁和袁隗的“報如議”都有著為家族謀算的不得已……

由《秦磚》《漢瓦》作者劉三解撰寫的新書《漢末之變》，將帶領(lǐng)我們一起撕破史書的謊言，拋開演義的戲謔，探秘漢末三國的歷史真相。本書結(jié)合大量史料詳細(xì)考述了曹操和董卓這兩個將天子、朝廷玩弄于股掌間的漢末權(quán)臣，面對漢末亂世的不同選擇，以及大轉(zhuǎn)折時代背景下，何進(jìn)、王允、袁紹、袁術(shù)等豪杰之士的復(fù)雜面相。本書于2025年3月上市，由天喜文化策劃，天地出版社出版發(fā)行。

曹操的“祖宗謎案”：一個家族的三次身份造假

“贅閹遺丑”，這是袁紹送給曹操的“標(biāo)簽”。在東漢“以孝治天下”的價值觀里，宦官養(yǎng)子的出身如同原罪。曹操家族為了改寫這份恥辱，竟上演了三次完全不同的“認(rèn)祖歸宗”。

不同時期，曹操家族有著不同的祖宗。

第一個時期是曹操發(fā)跡之前，以曹操祖父曹騰墓前石碑文為代表，自稱曹氏家族出自西周的邾國，遠(yuǎn)的先祖是黃帝，近的先祖是漢相曹參。

第二個時期是曹操稱王之后，以他自己撰寫的家傳和他兒子曹植的《武帝誄》為代表，宣稱自己是周武王兄弟曹叔振鐸的后人；近的先祖還是漢相曹參，沒變。

第三個時期是景初年間，魏明帝在詔書中肯定了高堂隆提出的曹氏出自舜的觀點，此后到魏晉禪代，曹魏官方均以舜為先祖。

不過在第三個時期，又摻雜著王沈《魏書》的記載，采信了曹騰碑的說法，沿用了曹氏出于邾國，傳至漢相曹參的說辭。陳壽的《三國志》則摒棄了之前的爭論，只說曹操是漢相曹參之后。

也就是說，在曹騰發(fā)跡之后，祖宗是漢相曹參屬于家族共識，分歧點主要在三個時期對更遠(yuǎn)的先祖的確定上。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堂隆提出曹氏為舜后人的說法后，蔣濟曾援引曹騰碑文駁斥高堂隆，“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說明碑文上沒有確鑿的世系證據(jù)，甚至于當(dāng)時仍可尋訪的曹參后人，也無法提供更多的旁證。

這就意味著，自曹騰開始，對自家的先祖根本沒數(shù)。既然沒有正確答案，選哪個錯誤答案也沒多大區(qū)別，主要看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

兒戲一般的換祖宗，引起士人的不齒。陳壽在《三國志》中寫到曹操的父親曹嵩時，用了“莫能審其生出本末”的說法，通俗地說就是“不知道怎么來的”。其中的譏諷之意溢于言表。明末大儒顧炎武也在《日知錄》中提到，曹操家“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豈不可笑？”

董卓的小目標(biāo)：逆天改命 中興漢室

《三國志·董卓傳》對董卓有著這樣的評價：“董卓狼（狠）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他烹殺潁川太守李旻，以斷舌、斬手足、鑿眼、鑊煮等殘酷手段虐殺誘降的俘虜，簡直是個殘暴、狠戾的屠夫。事實真的如此嗎？

歷史上的董卓并沒有像《三國演義》里描寫的，想篡奪帝位。他營建郿塢（郿縣是他的列侯封地）之后，自己曾說：“事成，雄據(jù)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可見，退居封國過日子，一直是他的選項之一。

至于“事成”，也不是改朝換代，恰恰相反，從董卓對《石包讖》和“百六陽九”之說的迷信來看，他對掌握漢室權(quán)柄的興趣，主要在“遷都改制”和“將興至治”上。

通俗地說，“百六陽九”是改朝換代的好時機。但是，除了改朝換代之外，在這種命定的災(zāi)禍年代，還可以用另一種方法來解救王朝，那就是“再受命”。比如，漢哀帝時，就曾經(jīng)改元為太初，易號為陳圣劉太平皇帝，背景就是“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dāng)再受命”。

再次一等，就是遷都了。早在西漢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漢武帝茂陵的白鶴館著火，大儒翼奉就上書請求漢元帝因天變而遷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和“再受命”的邏輯一樣，意味著漢王朝自此進(jìn)入新時代。翼奉的邏輯是，天道周而復(fù)始，到頭了再繞回去，就可以延長至無窮無盡，現(xiàn)在漢家的天命未絕，陛下能主動繞回起點，就可以讓漢王朝永世不絕，不是大好事嗎？

這套理論，對于現(xiàn)代人來說是無稽之談，在漢代卻是高精尖科技，時人認(rèn)為天道與王朝之間有著確定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董卓當(dāng)然不可能超出他的時代，成為一個唯物主義者，甚至可以說，他比漢末時的主流知識分子更加迷信。

問題是，對于董卓來說，要解決漢王朝的天命危機，就必須更張改制。這既是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也是信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有可行性，所以，他思量已久。

漢元帝議遷都時的年號是“初元”，漢獻(xiàn)帝在董卓把持之下，議遷都時的年號則是“初平”，都有“初”，也就是初始的意味。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初十，大赦天下，應(yīng)該就是改元之赦。

這恰恰說明了，董卓提議遷都不是臨時起意，而是早有計劃，事先考慮過漢元帝的先例。而漢元帝又是東漢光武帝所認(rèn)的宗法之父，恰好對應(yīng)西漢之“終”，東漢之“始”，遷都繞回長安，則為東漢之“終”，新的漢朝之“始”。

更重要的是，翼奉在上書中提到，漢元帝“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希望皇帝能夠以周成王為榜樣，遷都洛邑，建立萬世的基業(yè)。而董卓在遷都之后，就晉位太師，希望能夠稱“尚父”，問蔡邕意見，蔡邕回復(fù)，“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想要比擬姜太公還是需要平定關(guān)東，還都之后才合適，董卓于是不再提。

太師之職，西漢平帝時曾由孔光擔(dān)任，光武中興后已廢除，而董卓的改制，則明顯是依照翼奉給漢元帝的規(guī)劃一步步執(zhí)行，希望在他的輔佐下，重現(xiàn)周武王之至治，并延續(xù)漢室的國祚，比肩周朝。從根上說，他真的篤信可以逆天改命。

也就是說，拋開其殘暴的手段，僅就其目的而言，董卓把持皇帝，控制百官，都有符合當(dāng)時政治秩序的合理性。雖然有僭越之舉，但董卓的內(nèi)心深處，從未想過取漢室而代之，反而試圖通過遷都、改革為漢室續(xù)命。

被篡改的歷史：我們?yōu)楹巫x不懂漢末三國？

漢末動亂，朝廷播遷，檔案、文書多有流失。之后，曹操又把持建安朝廷二十余年，繼任的曹丕則干脆以魏代漢，漢末歷史任由曹魏王朝書寫。

曹操家族的歷史，以及曹操本人早期的“創(chuàng)業(yè)神話”，是一個充斥著謊言與粉飾的故事集合。如果對照曹操《讓縣自明本志令》的詳略，以及上表中對袁紹罪狀的揭露，就能發(fā)現(xiàn)，曹操本傳的記載詳略，與他本人定調(diào)的官方敘事非常接近，大概率是執(zhí)行某種修飾目的的官樣文章。

對于董卓政治背景、政治智慧，乃至于正面功績，史書諱言甚至抹除的理由在于，董卓上臺后，拔擢黨人，清洗桓靈遺毒，使得漢末群雄和地方官吏，大多是黨人社交圈中的人物。其中一部分家族經(jīng)歷漢魏禪代、魏晉易代之后，仍然牢牢掌握著朝堂和士林的話語權(quán)，作為當(dāng)年董卓控制的關(guān)西朝廷的對立面，這些家族的起家功業(yè)，幾乎都和反叛有關(guān)。如果不將董卓的個人行為與漢室剝離，就意味著魏晉士林的佼佼者們，盡是不忠不義之徒。

故此，這個階段的歷史敘事，不僅曹魏皇室要改，上品高門也要改，社會精英達(dá)成了共識，對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含糊其詞、移花接木，甚至一刪了之。

漢末亂世，不僅有毫無底線、兩面三刀的投機者左右逢源，更有自詡忠于漢室、順應(yīng)天命的士大夫在擾亂朝綱。他們的忠奸賢愚，全都隱藏在史書的字縫里。本書所要表達(dá)的，不是對某個人物的翻案，而是揭露這種權(quán)力制造的信息差，在冠冕堂皇的敘事下，打撈被掩埋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