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學術，方面最多，進步亦最著。其在哲學，始則有劉敞、歐陽修等，脫漢唐舊注之桎梏，以新意說經；后乃有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諸大家，蔚為有宋一代之哲學。其在科學，則有沈括、李誡等，于歷數、物理、工藝，均有發明。在史學，則有司馬光、洪邁、袁樞等，各有龐大之著述。繪畫，則董源以降，始變唐人畫工之畫，而為士大夫之畫。在詩歌，則兼尚技術之美，與唐人尚自然之美者，蹊徑迥殊。考證之學，亦至宋而大盛。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學術多發端于宋人，如金石學，亦宋人所創學術之一。宋人治此學，其于搜集、著錄、考訂、應用各面，無不用力。不百年間，遂成一種之學問。今當就宋人對此學之功績一一述之。

趙明誠《金石錄》封面（上海圖書館藏）

（一）搜集

宋初內府本有藏器。仁宗皇祐三年，詔以祕閣及太常所藏三代鐘鼎器，付太樂所參校劑量，凡十又一器。至徽宗即位，始大事搜集。《鐵圍山叢談》四云：“太上皇帝即位，憲章古始。及大觀初，乃傚李公麟之《考古圖》，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者，為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獨政和間為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余數百器。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后，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余。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象，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后，又創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閣，咸以古玉璽印、諸鼎彝、法書圖畫咸在。”此說徽宗一朝搜集古器事最為詳盡。然亦有夸誕失實處，如謂《宣和博古圖》之名取諸宣和殿，又謂其成書在大觀之初而不在宣和之末，其實不然。《籀史》謂“政和癸巳秋，獲兕敦于長安”，而《博古圖》中已著錄此敦。《金石錄》謂“重和戊戌，安州孝感縣民耕地得方鼎三，圓鼎二，甗一”，謂之“安州六器”，而《博古圖》已著錄其五。又謂，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于齊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其間鐘十枚尤奇”，而《博古圖》已著錄其五。然則此書之成，自在宣和五年之后；而圖中所載古器僅五百余。則政和六千余器、宣和萬余器之說，殆不足信，或蔡氏并古玉印璽石刻計之。然第如《博古圖》之所錄，已為古今大觀矣。其尤奇者，南渡以后，宣和殿器并為金人輦之而北，而紹興內府藏器亦未嘗不富，《博古圖》著錄之器見于張掄《紹興內府古器評》者，尚得十之一二。蓋金人不重視此種物，而宋之君臣方以重值懸購古器，故北宋內府及故家遺物往往萃于榷場。如劉敞舊藏張仲簋，劉炎于榷場得之；畢良史亦得古器十五種于盱眙榷場，其中八種皆宣和殿舊物也。《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云：“紹興十五年，以畢良史知盱眙軍。”而《三朝北盟會編》謂“良史以買賣書畫古器得幸于思陵。”良史之知盱眙，當由高宗使之訪求榷場古器耳。當南渡之初，國勢未定，而高宗孜孜搜集古器如此，則宣和藏器之富，固自不足怪也。

然宋人搜集古器之風，實自私家開之。劉敞知永興軍，得先秦古器十有一物。李公麟博物精鑒，聞一器捐千金不少靳。而《考古圖》，無名氏《續考古圖》，王複齋《鐘鼎款識》以及《集古》、《金石》二錄跋尾，往往于各器之下，注明藏器之家，其人不下數十。雖諸家所藏，不及今日私家之富，然家數之多，則反過之。觀于周密《云煙過眼錄》所記南方諸家藏器，知此風至宋末猶存矣。又觀徽宗敕撰《宣和博古圖》，實用劉敞《先秦古器圖》、李公轔《考古圖》體例，則徽宗之大搜古器，受私家藏器之影響。實不少也。

宋人搜集古器，于銅器外，兼收石刻，如岐陽石鼓文，及秦告巫咸文，徽宗并致之宣和殿；又秦告大沈久湫文，在南京蔡挺家；告亞施文，在洛陽劉忱家；齊謝跳海陵王墓誌，在沈括家。至石刻之貴重者。雖殘石亦收之，如漢石經殘石，黃伯思謂張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其余碑碣，則收藏者尚少。而搜集拓本之風，則自歐陽修后，若曾鞏，若趙明誠，若洪適，若王厚之，成為一代風氣。而金石之外，若瓦當。若木簡，無不在當時好古家網羅之內。此宋人搜集之大功也。

趙明誠《金石錄》序

（二）傳拓及著錄

宋人于金石學，不徒以搜集為能事，其最有功于此學者，則流通是也。流通之法，分為傳拓與著錄二種。拓墨之法，始于六朝。始用之以拓漢魏石經，繼以拓秦刻石。至于唐代，此法大行。宋初遂用之以拓古器文字。皇祐三年，詔以祕閣及太常所藏三代錄鼎付太樂所參校劑量；又詔墨器家以賜宰執。此為傳拓古器之始。劉敞在長安所得古器，悉以墨本遺歐陽修。甚至上進之器，如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及安州所進六器，皆有墨本傳世，則當時傳拓之盛可知。然拓本流傳自不能廣。于是有刊木刊石之法。有僅摹其文字者，如王俅《嘯堂集古錄》，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有并圖其形制者，自《皇祐三館古器圖》，劉敞《先秦古器圖》以下，不下十余種，今惟呂大臨《考古圖》，《宣和博古圖》及無名氏《續考古圖》尚存。諸書體例，于形制文字外，兼著其尺寸。權其輕重，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亦複紀載，著錄之法，蓋已大備。至石刻一項，則歐、趙二家始作所藏石拓目錄；此外有為一地方作目錄者，例如田槩《京兆金石錄》；有通海內作目錄者，例如陳思《寶刻叢編》。而洪適作《隸釋》，則并錄其文字，圖其形制，又于目錄之外，別為一體例。而古玉、古錢、古印，又各有專書。今宋代藏器，已百不存一，石刻亦僅存十分之一，而宋人圖譜目錄尚多無恙，此其流傳之功千載不可沒者也。

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嘉慶十二年平津館臨宋寫本）

（三）考訂及應用

劉敞序其所撰《先秦古器圖》，言攻究古器之法曰：“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乃為能盡之。”故宋考訂古器物之外，可分為文字、形制、事實三項論之。

宋時首釋古器文字者，為楊南仲。既釋皇祐三館古器，又盡釋劉敞所藏器，其說散見于歐陽氏《集古錄》及呂氏《考古圖》者，頗為精審。而呂大臨、黃伯思、王俅、薛尚功諸家繼之，雖差謬間出，然近世阮元、吳榮光諸家，未有以遠過之也。至形制之學，實為宋人所擅場，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之所定也。曰鐘、曰鼎、曰鬲、曰獻、曰敦、曰、曰簋、曰壺、曰尊、曰蠶、曰盒、曰盤、曰匝，皆古器自載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日卣、日疊、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學，于古器銘詞中均無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在今日，仍無以易其說。近世江西出徐器三，其形皆宋人所謂解也。其一銘曰：“鄶王義楚冪（即擇字）其吉金自作祭鋪。”其一日：“義楚作祭耑。”案“端”、“耑”即《說文》“踹”、“膊’字，亦即“觶”字之異文。則宋人名圓酒器為解，于此得其證矣。又今估人所謂“虎頭彝”者，古今著錄家并謂之“匝”，而宋無名氏《續考古圖》則謂之“兕觥”。案此器極大，而蓋作牛首形。又銘辭多云：作某某寶尊彝。其為孝享之器，而非沃盥之器。甚為明白。

自以宋無名氏所名為是。又古戈戟之援皆橫刃，非直刃。近世程氏瑤田始于《通茹錄》中詳論之。然宋黃伯思作“銅戈辨”已為此說，則宋人于古器物形制之學實遠勝于近世，亦如其圖譜之學，為近世所不及也。至宋人說古器銘中所見姓名、事實，則頗多穿鑿可笑。如見甲字，而即以為孔甲；見丁字，而即以為祖丁。其說極支離難信。然宋人亦自知之，趙氏《金石錄》跋“中姑匝”云：“右《中姑匝銘》，與后兩器皆藏李公麟家。初伯時得古方鼎，遂以為晉侯賜子產器；后得此匯，又以為晉襄公母倡姑器，殊可笑。凡三代以前諸器物，出于今者皆可寶，何必區區附托書傳所載姓名，然后為奇乎！此好古之蔽也。”后洪邁評《博古圖》，陳振孫評劉原父、呂大臨、黃伯思等，議論略同。可知宋人未嘗不知其誤，亦不必盡蹈其失。至于考訂石刻，則歐、趙、黃、洪諸家，多翔實審慎，絕無此蔽。既據史傳以考遺刻，複以遺刻還正史傳，其成績實不容蔑視也。

更就應用一方面言之，則宋初郊廟禮器，皆用聶崇義《三禮圖》之說。聶圖雖本漢人舊圖，然三代禮器自漢已失其制。及宋時古器大出，于是陸農師（佃）作《禮象》十五卷，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彝器，與聶圖大異。逮徽宗政和中，圜丘、方澤、太廟、明堂，皆別鑄新器，一以古禮器為式。后或鑄以賜大臣，訖于近世猶有存者。元明以后，各省文廟禮器皆承用之，然其改革實自宋人始。又仁宗景祐間，李照修雅樂，所鑄鐘皆圓，與古制頗異。會官帑中獲寶穌鐘，其形如鈴而不圓，于是仿之作新鐘，一縣十六枚。而高若訥奉詔詳定新樂。亦據漢錢尺寸，造《隋書·律歷志》所載十五種尺上之，可見宋人金石之學并運用于實際，非徒空言考訂而已。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

（四）后論

由是觀之，金石之學，創自宋代，不及百年，已達完成之域。原其進步所以如是速者，緣宋自仁宗以后，海內無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學問。其時哲學、科學、史學、美術，各有相當之進步，士大夫亦各有相當之素養。賞鑒之趣味與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與求新之念，互相錯綜。此種精神于當時之代表人物蘇軾、沈括、黃庭堅、黃伯思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對古金石之興味，亦如其對書畫之興味，一面賞鑒的，一面研究學，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學復興，然于著錄考訂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興味，反有所不逮，故雖謂金石學為有宋一代之學無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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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陳麗玲

主編 | 廖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