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爾生家族

文 |（丹）李來福

璞爾生自1871年抵達中國后，再也沒有回過丹麥。

在他去世一年后，瑪蒂爾德·璞爾生帶著她的兩個未婚女兒，分別是26歲和21歲，回到了丹麥并打算在那里定居。

瑪蒂爾德把她的居住地作為永久的郵寄地址給了她未婚的姐姐——一位已經退休的教師。

與至親的重聚本是一件非?？鞓返氖?，但是瑪蒂爾德很快就意識到她的女兒們再也無法適應在丹麥的生活，尤其是艾莉，離開中國后她日夜想念她已婚的姐姐和她姐姐的孩子。

璞爾生的兩個女兒學了一門打字課程，她們認為可能會有用。

1909年5月，她們全家從德國不來梅上船，先是回到并待在北戴河，在那里她們有房子可以隨時居住，直到在天津找到新家。

此后，她們住在天津德租界威廉街（今解放南路）8號，直至1915年瑪蒂爾德·璞爾生去世。

讓成年女兒回到丹麥的計劃表明，孩子們可以比較熟練地說丹麥語，也許她們童年時在家里就使用丹麥語。他們也學會了漢語。

大女兒弗朗西絲·萊考夫（Frances Leykauff）寫到她從小就非常熟悉中國的語言和習俗——這對外國人而言是難能可貴的，而且她對中國人也懷有極大的同情心。

1902年7月末，巴斯先生雇用的李書保（Li Shubao音譯）申訴說，他在天津火車站受到尼爾斯·璞爾生（Niels Poulsen）的騷擾，他傷害了李書保的兩匹馬。

他們之間的談話使用的是漢語。此案以尼爾斯·璞爾生向巴斯先生道歉而了結。

丹麥領事要求尼爾斯·璞爾生向李書保先生支付5元的賠償金，尼爾斯照做了，但李書保拒絕接受賠償，并把錢還給了尼爾斯。

尼爾斯·璞爾生當時（也許是后來練成）可能是一名熟練的騎手。1907年春季賽馬的評論說他“精湛的騎術一如既往，同時作為一名優秀的馴馬師也獲得了良好的聲譽”。

至少作為一個年輕人，他可能有點隨心所欲，對待錢財也是如此。

1907年夏天，父親璞爾生罹患重病，并住院治療。“由于他的精神狀況，已經無法處理商業事務或管理公司事務”，他的兒子尼爾斯·璞爾生便被領事指定擔任公司的管理者，并經上海領事批準，但在財務方面要接受領事的嚴格監督。

從1900年7月到1902年8月，天津由外國軍隊代表組成的天津都統衙門（TPG）控制。

都統衙門有自己的警察組織（當時稱“巡捕”），華人巡捕由斯圖爾特（H. R. Stewart）指揮，瓦茨（Arnhold B. Watts）作為助手。尼爾斯·璞爾生1900年開始擔任巡捕。

當1901年7月瓦茨被調到河上巡捕隊后，他接任了都統衙門華人巡捕房的副巡捕長，而且可能一直擔任到1902年8月都統衙門撤銷時為止。

其后，他在天津的外國洋行工作，偶爾會在華北地區出差：

1904—1906年，為開灤礦務局（Chinese Engineering & Mining Co. Ltd）工作；

1907—1909年，為德國魯道夫·伯特倫洋行（Rudolph Bertram）工作；

1909年，為萊考夫洋行（Leykauff & Co）工作，至遲從1912年開始，擔任該公司山東濟南分公司的經理。

1915年，萊考夫因破產被清算，并企圖讓尼爾斯·璞爾生償還貸款，但遭到拒絕。

當時，尼爾斯·璞爾生在北京的仁記洋行（Forbes & Co）工作，在1915年3月13日，也就是他母親去世的前一天，他寫信給丹麥公使表示：

他無法償還貸款，“母親璞爾生夫人已經做出了安排，在她死后我不會得到任何財產”。

后來，他在濟南為費倫·丹尼爾洋行（Fearon, Daniel Co. Inc.）工作。

1921年，他被授予中國“五等嘉禾勛章”。

尼爾斯·璞爾生于1913年3月1日在濟南結婚，母親和妹妹出席了他的婚禮。

他的配偶是英國人，出生在山東青州，父親是一名浸信會傳教士。

尼爾斯·璞爾生夫婦和他們的三個兒子（分別出生于1914年、1916年和1921年）于20世紀20年代先后在天津領事館注冊登記并住在濟南。

他們一家可能在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離開中國，他們的兒子在英國工作或學習時加入了英國國籍，年紀在16到19歲。

璞爾生有三個女兒嫁給了在天津的英國人。出生于1882年的米娜·克諾克爾（Minna Knocker）于1901年結婚，婚后在新加坡生活。

1908年，她的母親和兩個姐妹曾去看望她。其他兩個姐妹則一直生活在天津。

出生于1884年的安娜（Anna）于1903年與亞瑟·霍華德·瓦茨（Arthur Howard Watts）結婚。

瓦茨是當地一名領水員和酒店老板的兒子，并在開灤礦務局航運部工作。

出生于1881年的阿爾維爾達（Alvilda，也叫黛西\\[Daisy\\]），于1913年在英國總領事館與家庭律師孟堪師（K.W. Mounsey）結婚，新娘由丹麥駐北京公使交給了新郎。

孟堪師一家可能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離開中國，但瓦茨一家留了下來。

1941年12月，埃里克·瓦茨（Erik Watts）從天津逃到了戰時首都重慶，但他的父母留在了天津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人拘禁。

艾莉·璞爾生一直沒有結婚。

她在天津的外國洋行做速記員，可能是由于她丹麥公民的身份，她才得以安全地在天津度過戰爭年代。

1906年5月，璞爾生的大女兒弗朗西絲（Frances）嫁給了德國商人羅伯特·萊考夫（Robert Leykauff），后者在1907年接管了拔維晏洋行（E. Bavier）的進口部，并擔任該公司的出口代表人。

他們有一個兒子，出生于1907年。

很可能是因為戰爭，萊考夫的生意遭受了挫折，他們不得不搬到一處更簡陋的房子里，只留下了三個仆人，辭退了其他仆人。

由于是德國人，當1917年8月14日中國對德國宣戰時，他們成了敵僑，有可能被拘禁或驅逐出境。

然而，中國當局選擇對他們實行登記和監視，所以他們可以留在天津，直到1919年2月才與其他在中國的德國人和奧匈國人一起被驅逐出境。

一些中國人對于將這些人驅逐出境表示不滿，并提出要把他們藏匿起來，但萊考夫一家還是乘火車南下，準備從上海登上英國輪船前往歐洲。

可是，弗朗西絲·萊考夫（Frances Leykauff）接受了一位丹麥官方代表的建議：

由于她的父母是丹麥人，可以安排她和兒子一起留在中國。

她先是住在一個朋友的家里，后來和妹妹住在天津，但最后她還是想和丈夫在一起。

1920年3月下旬，她和兒子開始了一段痛苦的旅程，免費乘坐德國政府包租的輪船回到歐洲，這艘輪船是用來運送在日本囚禁的戰俘回歐洲的。

她到達德國后不久就病了，1920年10月她被送進了精神病院。這時，璞爾生家的人積極活動。

1921年初，在天津的妹夫（指孟堪師）向上海的圣三一教堂索要了一份弗朗西絲·萊考夫的出生證明。

4月，在倫敦度假的妹妹來看望了弗朗西絲·萊考夫，并說服羅伯特·萊考夫讓她出院。

她出院后在德國度過了一個夏天，但仍在接受醫療護理。

7月底，她去了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她的兒子也從精神失常中康復并去看望了她。

1921年11月，她回到了丹麥，登記居住在哥本哈根，一人獨居，但仍然是已婚狀態，仍然是德國公民。

據我所知，這個家族在丹麥最后的遺物是彼得森（I.C. Petersen，1873—1944）和范妮·赫德維格·彼得森（Fanny Hedvig Petersen，1875—1952）在哥本哈根第5/85區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ksberg）古老公墓的墓碑。

墓碑上，他們名字的側面是朋友的名字，有三個人的名字在右邊，弗朗西絲的名字單獨在左邊：

弗朗西絲·萊考夫（1878—1934）。1934年1月30日，她的骨灰被裝在骨灰甕中埋葬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