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怎么看現在的年輕人？”2011年夏日的蟬鳴聲中，一位記者將錄音筆遞到老人面前。輪椅上的汪東興瞇起眼睛，布滿老年斑的手指輕輕敲打扶手：“現在社會風氣退步了，不少人都鉆到錢眼里了。”這句話猶如投入深潭的石子，在泛黃的記憶里激起層層漣漪。

1947年春天的延安窯洞，硝煙尚未散盡。胡宗南的部隊像蝗蟲般撲來，三十歲的汪東興帶著加強排在山梁間穿梭。敵軍的子彈在耳邊呼嘯而過，他卻端著望遠鏡紋絲不動。“排長，再不走要被包餃子了！”警衛員急得直跺腳。汪東興突然咧嘴一笑：“慌什么？咱們給胡長官演場大戲。”三天三夜的牽制戰，硬是把敵軍一個團耍得團團轉。當毛主席聽說這場“毛驢戰術”的戰果，拍著桌子連說三個“好”字。這份膽識與機變，注定了他與中南海二十余年的不解之緣。

北平解放后的香山雙清別墅，成了汪東興的第二個戰場。1949年3月的寒夜里，他舉著煤油燈一寸寸檢查地板縫隙。警衛班長舉著鐵鍬要撬開第三塊青磚時，汪東興突然按住他的手腕：“慢著！”指尖在磚縫間摩挲，竟扯出根細若發絲的銅線。順著線路摸到后花園假山下，起出定時炸彈的瞬間，在場所有人后背都沁出冷汗。這種近乎偏執的細致，后來在毛主席訪蘇專列安保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專列每節車廂的鉚釘都要經他親手敲擊辨聲，鐵路沿線的每處涵洞都有戰士舉火把徹夜值守。

有意思的是，這位鐵血警衛員也有柔軟時刻。1962年深秋，中南海菊香書屋飄著炒辣椒的焦香。汪東興捧著文件候在門外，聽見屋里傳來咳嗽聲，轉身就吩咐廚房：“給主席熬碗梨湯，要放川貝。”等湯熬好端來，他自己倒成了試毒人——舀起半勺先嘗，燙得直咧嘴。這般貼身守護持續了八千多個日夜，直到主席溘然長逝。

1980年乍暖還寒的二月，汪東興突然向中央遞交了退休申請。辦公廳主任捧著文件直發愣：“您才六十四……”“該讓年輕人練練手了。”他摘下軍帽撣了撣灰，頭也不回地走出中南海。胡同里的老鄰居們只見這位“文化局退休干部”每天拄著拐棍逛菜市場，卻不知他書房里《資治通鑒》的批注寫了三大本。有海外書商揣著支票找上門，他眼皮都不抬：“我汪東興的名字，只印在黨的出版物上。”

晚年的汪東興成了弋陽縣志的“活字典”。1994年某個春寒料峭的下午，縣志編輯捧著樣書請他審閱。老人戴著老花鏡逐字推敲，突然用紅筆在某頁畫了個圈：“方志敏烈士的事跡，該多寫幾遍！”編輯解釋已有專章記載，老人倏地站起身，拐杖把地板戳得咚咚響：“當年方主席被俘時，棉衣里連塊銀元都找不到！現在倒好……”話沒說完，劇烈咳嗽打斷了他的憤怒。

2015年8月21日，毛新宇在追悼會上深深三鞠躬。這位開國領袖的后人明白，靈堂里躺著的不僅是忠誠的警衛局長，更是個把信仰看得比命重的老布爾什維克。汪東興臨終前給子孫留的遺囑里，既沒有房產分割，也沒有存款安排，只有泛黃的筆記本上歪歪扭扭寫著：“每月替我去紀念堂擦擦相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