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深化“投資于人”的結構性改革

改革創新

我國是一個經濟轉型大國。未來10年，消費結構、產業結構、科技結構、城鄉結構等經濟結構轉型具有較大空間，蘊藏巨大增長潛力。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相融合，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深刻變化，“人”的因素全面凸顯。應對挑戰、贏得主動，重在拉動消費，重在深化“投資于人”的結構性改革。

“投資于人”是拉動消費的重要前提

中國式現代化要聚焦于人的現代化。解決人的現代化問題，將資金、資源更多“投資于人”，是拉動消費的重要前提，是實現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因素，是高質量發展的重大任務。

以國內結構轉型應對外部環境的重大變化。贏得戰略主動的核心是增長。發展與沖突是未來10年全球面臨的突出矛盾。西方的主要問題是沖突，東方的主要目標是發展。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戰勝各種風險挑戰、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關鍵。全方位擴大內需是應對風險挑戰的最大底氣。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我國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形成了超大規模市場。必須利用好大國經濟縱深廣闊的優勢，有效釋放超大規模內需市場潛力，形成更加穩定、安全、持久的經濟增長動力。釋放結構轉型蘊藏的巨大內需潛力。我國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能源結構、貿易結構等方面的轉型升級正處于關鍵階段，實現4%——5%的經濟增長是有條件、有可能的。

重在“投資于人”。促進結構轉型進程依賴于以人為中心的轉型突破。以基礎研發、應用創新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高度依賴于人力資本和人才配置結構，這就需要充分釋放“人”的價值，形成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融合發展的新局面。釋放結構轉型的巨大增長潛力需要加大“投資于人”的力度。2024年在以舊換新政策的帶動下，我國汽車、家電、家裝、電動自行車等銷售額超過1.3萬億元。從中長期看，拉動消費關鍵在于釋放服務消費巨大潛力，需要以全面“投資于人”增強居民服務消費意愿、消費信心、消費能力。實現經濟結構轉型與社會結構轉型相互促進。進入新發展階段，“投資于人”已成為促進經濟結構轉型與社會結構轉型的結合點。盡快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既是城鄉結構轉型的重大任務，也是促進消費結構、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舉措。

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轉型的矛盾掣肘。破解“投資于人”滯后于“投資于物”的結構性矛盾。消費新時代，消費潛力的釋放對投資具有決定性影響。如果缺乏消費基礎的投資，其產出效益將持續下降。2022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為42%左右，處于較高水平。與此同時，以社會保障、基本醫療、教育、住房等對人的相關投資占比（16%左右）相對偏低。破解供給結構與社會需求結構不相適應的結構性掣肘。我國城鄉居民服務消費需求明顯增大，但有效率、高質量的服務供給仍顯不足。以養老為例，2024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5.6%，較上年提升0.2個百分點。從現實情況看，與人口結構變化相適應的服務供給體系尚未完全建立。破解政策調整與制度變革不相適應的結構性挑戰。經濟政策的有效性直接依賴于以人為中心的結構性改革的突破，結構性改革不突破，經濟政策有效性會大打折扣，其作用空間也會逐步變小。

加快推進“投資于人”的結構轉型是全面擴大內需的根本之策

發展新質生產力，關鍵在人。人才是創新的第一推動力，關鍵在于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加快推進“投資于人”的結構轉型，是深化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目標，是全面擴大內需的根本之策。

貫徹“民生為大”理念“投資于人”。新發展階段，社會的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從實際看，城鄉居民服務型消費是社會需求結構變化的直接體現。要全面貫徹“民生為大”的發展理念，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補齊“投資于人”相對滯后的短板。城鄉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不及預期，主要在于對人的投資仍然偏低。2024年農村居民人均物質型消費已達到城市居民的65%，但農村居民人均服務型消費僅為城市居民的46%左右。

加大“投資于人”的力度。拉動消費，民生為大。在傳統投資增速下滑的同時，服務消費如教育、醫療、養老、社區建設等領域的投資空間仍然較大。近些年來，我國服務型消費支出增速快于商品消費的趨勢明顯。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投資于人”的重大任務。農民工市民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環節。202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近3億人。如果按最低的口徑估算，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約為16萬元；初步解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30萬億元左右的投入。縮小各類人員的養老金差距。2024年，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月均養老金6300元，是企業退休職工人員的近2倍，是城鄉居民的30倍。若兩者差距由30倍縮小至15倍，需累計投入5萬億元左右。同時，需要明顯加大對農村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補助，盡快普及高中階段義務教育。

將“投資于人”作為做優國有資本的重大任務。充分發揮國有資本在“投資于人”中的重大作用，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是讓廣大社會成員普遍分享國有資本增值創造的社會福利的重大舉措。實現國有資本“投資于人”的新突破。劃撥10%——15%的國有資產“投資于人”，補齊公共服務短板，投資于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化，投資規模將達到30萬億——50萬億元。發揮國有資本在“投資于人”中的引領作用。建議制定中長期國有資本劃轉社保計劃，重點用于支持農民工市民化、提升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等。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優化以往以納稅總額、GDP貢獻等經濟效益為主的評價標準，重點圍繞央企國資在戰略性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科技創新促進、吸引民企參與等方面的特殊作用，開展戰略性、長期性、綜合性評價，并建立與此相適應的考核標準。

找準“投資于人”和“投資于物”的結合點，深化“投資于人”的結構性改革

總的來看，我國對“人”的投資需求大、空間大。有效解決總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重在以“投資于人”推進結構轉型與結構性改革。在總體解決了“投資于物”以后，需要將重點更多置于“投資于人”，需要找準“投資于人”和“投資于物”的結合點。

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城市化是“投資于人”的主要載體，是“投資于人”和“投資于物”的重要結合點。我國“投資于人”相對滯后與城市化水平偏低直接相關。未來，要以新型城鎮化為主要載體，實現消費與投資的相互促進，全面釋放總需求。推進城市化進程，提升居民收入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形成內需潛力釋放的重要條件。破解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突出矛盾。當前，我國總體上進入工業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由此形成消費結構升級的突出掣肘。例如，2023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6.16%，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8%左右，兩者還有17個百分點左右的差距，這不僅與我國工業化發展階段不相適應，也與世界發達國家水平相比有一定差距。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例如，盡快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重大突破；實行與基本公共服務直接掛鉤的居住證制度，使得規模巨大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留得住、過得體面；改變以往“以證管人”的傳統做法，實現基于“大數據”的人口服務轉變；加大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補償標準，提高農村養老保險補貼、農村高齡補貼標準。

推進以人為中心的投資轉型。推進與人的需求結構相適應的投資轉型。當前，在傳統投資增速下滑的同時，服務消費如教育、醫療、養老、社區建設等領域的投資空間仍然較大。形成新的可持續增長，不是要減少投資，而是要適應消費結構升級趨勢，創造更大的新的投資空間。深化“投資于人”的結構性改革。對不利于經濟結構轉型，尤其是消費結構升級的某些政策予以調整；全面清理現有不利于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釋放的各類限購、限貸、限價政策。同時，加大政府社會性投資支出。爭取到2030年，我國財政支出中社會性支出占GDP的比重達到15%左右，人均社會性支出達到2000美元；爭取到2035年，我國財政支出中社會性支出占GDP的比重達到20%左右，人均社會性支出達到3000美元。由此，基本形成與我國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投資于人”的新格局。

推進收入分配結構調整。以優化收入分配結構為重點的利益結構調整。一方面，明顯提升我國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爭取到2030年，我國住戶部門初次分配總收入占比由目前的62%提升至65%以上。另一方面，明顯提升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爭取到203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由目前的44%提升至50%左右，明顯增強居民對發展、改革的獲得感。在穩定就業的前提下不斷增加居民收入。當前，穩就業是穩收入的當務之急。需要優化調整穩就業政策，出臺扶持與服務業就業相關的政策；以加大公共消費占比為重點，支持中小服務業企業發展。此外，財產性收入占比偏低成為我國居民收入持續提升的突出掣肘。需要在拓寬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盡快從法律上賦予農村土地使用權的物權屬性等方面作出重要的制度安排。實現“居民收入倍增”與“中等收入群體倍增”。2014——2024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7元增長至41314元，已實現倍增。目前，中等收入群體消費占全社會消費的50%以上。若中等收入群體占比超過50%，在整個居民消費中的貢獻率將接近80%。以富民優先為導向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并把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等作為落實黨的二十大“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的重大舉措，2030年前這個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展望未來，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實現以人為中心的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將有效緩解短期增長壓力、釋放中長期增長潛力，為加快形成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新模式提供重要條件，也將在持續釋放內需潛力、建設全球最大消費市場中增強全球和區域合作的戰略優勢，形成強勁韌性的中國大市場，為世界經濟注入重要的確定性。

【 遲福林：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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