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證明，為了國家安全，就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秘密。

1986年6月，已經病入膏肓的鄧稼先來到了天安門廣場，望著長安街的車水馬龍，鄧稼先向旁邊的人問到：

你說，30年后人們會記住我們嗎？

此時旁邊的警衛早就已經泣不成聲，他很想給鄧稼先一個肯定的回答，可是他不敢，因為那個時期，鄧稼先以及一眾功勛的身份都是極度保密的，他不知道以后這些功勛的身份在什么時候才會選擇公開，甚至他們的身份能不能被公開都不一定。

一個月后，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與世長辭，享年62歲！

可能很多人都有疑問，為什么那些“兩彈一星”的功勛們，要那么嚴格的隱姓埋名？動不動就幾十年不能和家人聯絡，這樣做是不是不近人情了？

現在，一出現實世界中發生的慘案，給出了答案！

就在6月13日凌晨，以軍就發動了對伊朗的空襲，而他們的目標就是伊朗的核設施以及伊朗的頂尖核科學家。

根據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說法，伊朗位于納坦茲地區的主要濃縮鈾設施是以空軍的空襲目標，打擊的就是伊朗主要核科學家和彈道導彈設計中心，并且這個打擊還會持續多日。

而在襲擊當晚，伊朗核科學家穆罕默德·馬赫迪·塔赫蘭奇、法里頓·阿巴斯遭以色列襲擊身亡。

這并不是以色列第一起針對伊朗頂尖核物理專家的暗殺行動了。

尤其是對于伊朗這樣的國家而言，想要培養出一名合格的核專家，不知道要歷經多少艱難，這樣的人才其軍隊必定會嚴加保護。

不過哪怕這樣，依舊逃不過以色列的暗殺！

就比如，2020年，伊朗國寶級核武器專家伊朗國防部副部長、首席核科學家、“穆赫辛·法克里扎德”在重重伊朗軍隊的保護下，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的土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幾名歹徒當眾殺死了他。

當天，法克里扎德與妻子在三臺保鏢車的護送下，從伊朗北部馬贊達蘭省出發，途徑德黑蘭省的阿伯薩德地區。

一臺保鏢車輛離開車隊去檢查目的地安全性時，法克里扎德乘坐的車輛被子彈擊中。

一架安裝在150米外尼桑汽車里的自動遙控機槍開始射擊，三發子彈擊中法克里扎德。

片刻后尼桑車爆炸。法克里扎德被送至德黑蘭的醫院，最終因搶救無效死亡。

后來根據美國媒體披露，這場暗殺是以色列情報局以及以色列特情局專門策劃的暗殺行動。

而這也并非以色列第一次策劃謀殺伊朗的核物理學家。

2007年，伊朗和物理學家阿德希爾·侯賽因普爾教授就在伊朗最重要軍工基地設拉子被毒氣暗殺。

2010年1月12日，德黑蘭街頭，伊朗最重要的粒子物理學專家馬蘇德·阿里·穆罕默迪教授，就在家門口附近，被1輛安裝了遠程遙控炸彈的摩托車炸死。

2010年11月29日，伊朗原子核物理學家費雷登·阿巴西教授在德黑蘭遭到汽車炸彈襲擊，但是運氣很好，僥幸逃生。

只是在同一天，伊朗核工程學家馬吉德·沙赫里亞里在另外一起汽車炸彈爆炸當中死亡。

2012年1月，負責監督納坦茲市伊朗主要鈾濃縮設施的伊朗核科學家穆斯塔法-艾哈邁迪-羅尚坐車回家，汽車行駛途中，被一輛沖過來的摩托車向車內準確投擲炸彈，穆斯塔法-艾哈邁迪-羅尚當場被炸死。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這里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稱之為伊朗絕對的瑰寶，可盡管這樣，依舊都逃不了被暗殺的結局。

從這件事來說，中方在核武研發初期面臨的挑戰是一樣的，在那個時期，中方所面臨的壓力可是比伊朗更加的困難，伊朗只面對一個美國，為我們面對的可是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

當時的中國，在科研領域方面更是薄弱，尤其是我們被美西方聯合封鎖的情況下，一切都需要靠我們自己摸索。

于敏、鄧稼先、郭永懷、程開甲、等等等等。

都是為了支持國家核事業的發展義無反顧的告別了親人、孩子，投身于一望無際的戈壁灘中，一呆就是幾十年。

他們中有的選擇了放棄了諾貝爾獎、有的選擇放棄了所有的名和利、有的則是直接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王淦昌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第一屆畢業生，也是曾經舉世矚目的科研明星，為了給新中國造出核武器，隱姓埋名17載，更是三次與諾貝爾擦肩而過。

1959年，年輕的王淦昌帶領自己的科研小組發現了反西格馬負超子，一舉震驚整個世界，當時所有人都認為，王淦昌獲諾貝爾獎只是時間問題，只要他得獎，就成為了中國第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

可誰也沒想到，這一等竟變成了永遠，自此之后，王淦昌仿佛消失在了整個物理學界，任誰也找不到他，等到王淦昌再次出現在世人面前時，那個意氣風發的小伙，已經變成了半頭白絲的老人。

原來在1960年，王淦昌收到了回國秘密參加原子彈的研制工作，面對著唾手可得的諾貝爾獎，王淦昌毅然決然的選擇了放棄，轉身就投入到了核武器的研究當中。

而這也就意味著他必須放棄自己熟悉且熱愛的基礎理論研究方向，改做國家迫切需要的應用性研究，并且要隱姓埋名，斷絕一切海外聯系，不隨便與人交往。

面對這一重大抉擇，王淦昌沒有絲毫猶豫，當即寫下“王京”兩個字，堅定地表示：“我愿以身許國。”

從那以后，科學家王淦昌“音訊全無”，大漠深處多了一個叫“王京”的研究員，甚至連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在做什么。

在那個時期，想要研究核武器可以真的算得上難如登天，尤其是王淦昌面對的爆轟實驗技術更是原子彈研制成功的重要基礎，但當時我國在這方面幾乎是一片空白。

王淦昌憑借著淵博的知識和豐富的經驗，迅速投入到工作中。

他經常不顧危險，親自動手澆注、調整危險部件。由于炸藥配方和工藝都在摸索階段，實驗環境惡劣，操作者不僅要吸入TNT等有毒氣體，還要面對萘、鹵蠟等其他有害氣體的威脅。

但王淦昌毫不退縮，他帶領同志們不斷改進實驗，提出了“炸藥透鏡法”“真空澆注法”等創新方法，解決了許多理論和工藝方面的難題。

投身于工作中的王淦昌經常是是一個饅頭一杯水，吃完就立刻投入工作，一忙就是一整夜。

1961年到1963年，王淦昌領導了上千次原子彈起爆裝置的炸藥爆轟試驗。

特別是在1964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正式起爆前的那段緊張日子里，王淦昌一天不落地到各作業分隊檢查指導工作。

大到試驗方案的設計、數據資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實驗場每根雷管的安裝，他都親自督陣。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王淦昌隨著沸騰的人群從掩體里跑出來，激動地揮動著雙臂流著熱淚歡呼：“成功啦！我們成功啦！”

這一刻，他多年的努力和付出終于得到了回報，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向世界宣告了中國在核武器領域取得的重大突破。

之后，王淦昌又秘密參與了氫彈的研制工作，他與同志們一起制定了氫彈的爆轟模擬實驗方案，順利解決了引爆設計的關鍵問題。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而王淦昌，又一次被秘密轉移，參與到地下核試驗的相關研究中。

此后，王淦昌又在技術上全面領導了我國的前三次地下核試驗，使我國僅用很少次數的試驗，就基本掌握了地下核試驗測試的關鍵技術。

直到1978年王淦昌結束了長達17年的隱身生活，恢復本名，重新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此時的他早已白發蒼蒼。沒有人知道，他曾經是做什么的，也沒有人清楚他這17年究竟都干些什么，人們只知道，他“只是一位普通的科學家！”

而他也把國家獎勵給他的3000元獎金全部捐給了國家的小學和中學。

他三次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卻從未有過絲毫抱怨。

在國家需要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放棄個人的榮譽和利益，隱姓埋名，投身到艱苦的核武器研制工作中。

他用17年的默默奉獻，為新中國鑄就了堅實的核盾牌，讓中華民族在國際舞臺上挺起了脊梁。

直到1999年，王淦昌被授予“兩彈一星”元勛功勛獎章，他卻沒能親手接過這份榮譽。

因為早在一年前也就是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與世長辭。

“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從風華正茂到兩鬢斑白，這就是我們的兩彈一星功勛。

如果不是他們的隱姓埋名，可能現在的伊朗困境早就發生在了我們頭上。

當鄧稼先站在天安門前，向周邊人詢問，30年后還有人會記得他們嗎？

我們的回答是：記得。

別說30年，就算100年我們都不能忘，也不敢忘，我們會永遠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