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英國軍情六處，大多數人會想到經典諜戰電影《007》中的主角詹姆斯·邦德所效力的情報機構。英國軍情六處也稱“英國秘密情報局”（MI6），是英國對外的情報機構，于1909年成立，由外交大臣領導，負責在海外進行間諜工作。軍情六處內部運作非常神秘，即使是軍情六處的局長名字，除了有限的范圍，也很少有人知道。然而現在一切都不同了。當地時間6月15日，英國首相斯塔默宣布，將任命在技術和中東行動方面擁有豐富經驗的職業間諜——布萊斯·梅特雷韋利（Blaise Metreweli）來領導軍情六處。這是該情報部門116年歷史上，首次迎來女性局長。

歷史上首次

從英國軍情六處歷史上看，局長的名字甚至在軍情六處向其提供情報的英國外交部里也很少有人知道，所以當英國首相宣布布萊斯·梅特雷韋利將領導軍情六處，英國外交部發布了一張梅特雷韋利未注明日期的個人照片時，人們感到非常驚訝。梅特雷韋利上任時正值國際危機日益加深之際——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突然開戰、烏克蘭沖突進入第四個年頭、俄羅斯被指控在歐洲各地發動破壞性襲擊、美國在各地發起關稅戰等，“任命一名女性擔任最高領導人，對于軍情六處來說無疑是一個里程碑”，《華盛頓郵報》評論道。

關于梅特雷韋利本人，人們知之甚少。她現年47歲，曾在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學習人類學，于1999年加入軍情六處，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在歐洲和中東地區工作。她會說阿拉伯語，曾在軍情五處擔任最高職務。當前梅特雷韋利擔任的職位是總干事“Q”，負責關鍵技術與創新部門，致力于保護特工身份相關機密。她本人對人工智能及其在間諜活動中的潛在作用非常感興趣，并且一直倡導代表性不足的群體，如神經多樣性人群從事科技職業。此外，梅特雷韋利還熱衷劃船，去年參加了女子賽艇比賽，并與奧運會銀牌得主、外交官凱瑟琳·畢曉普（Catherine Bishop）一起代表劍橋大學參加比賽。

布萊斯·梅特雷韋利（Blaise Metreweli）。

工作中，梅特雷韋利受到的評價非常高。同事們形容她精明、聰明，同時又不失堅韌。諾丁漢大學情報部門助理教授丹·洛馬斯（Dan Lomas）表示，梅特雷韋利擁有豐富的情報經驗，這是她獲得任命的關鍵。“她是英國情報界的資深人士，對跨部門動態有著深刻的理解，同時對英國政府的運作機制也了如指掌。”他還補充道，梅特雷韋利年輕有活力，她的任命“為一個媒體形象現代化的情報機構樹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英國外交大臣、現任軍情六處局長理查德·摩爾（Richard Moore）也對梅特雷韋利大加贊賞，“布萊斯在國家安全領域擁有豐富的經驗，是領導軍情六處走向未來的理想人選”。

斯塔默表示英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無論是派遣間諜船進入我們水域的侵略者，還是試圖通過復雜的網絡陰謀破壞我們公共服務的黑客。從國際關系來看，自從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美英特殊關系的持久性遭到質疑。歐洲驚恐地發現，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局長兼網絡司令部司令蒂莫西·霍（Timothy Haugh）被解職，預示著美國軍方最高數字作戰機構和全球最大間諜機構將迎來更大變革。特朗普的一名顧問提議將加拿大從包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內“五眼”情報聯盟中除名，從而打破具有歷史意義的情報伙伴關系。另一方面，美英官員試圖淡化兩國關系緊張的擔憂，稱雙方合作和情報共享從未中斷。然而6月13日，英國政府承認，英國間諜機構未能及時意識到中情局在“9·11”事件后的酷刑計劃中虐待囚犯，并首次在法庭上承認英國參與了CIA臭名昭著的拘留行動。這一行為讓英美關系更加緊張。

這正是軍情六處所需要的

梅特雷韋利的任命具有非比尋常的歷史意義。《金融時報》認為：“軍情六處需要的正是一名女性高層。”曾擔任英國間諜頭目、007邦德角色的原型馬克斯韋爾·奈特（Maxwell Knight）寫道：“長期以來，人們對雇用女性擔任特工存在著一種毫無根據的偏見，然而在間諜和反間諜史上，很大一部分最偉大的政變都是由女性完成的。”奈特之后于1946年成為BBC一名頗受歡迎的自然節目主持人。他在浴缸里養了一條鱷魚，性格古怪；但在女間諜問題上，他不僅客觀準確，而且富有遠見。

女性高層間諜早就該出現了——這不僅僅是因為性別平等。女性一直以來都擁有與男性不相上下的間諜技巧，甚至在某些領域更勝一籌。過去，她們常常被排除在軍情六處的高級職位之外，但她們始終存在，人數不多，影響力巨大，卻常常被歷史學家忽視。

軍情六處成立之初，成員都是男性。軍情五處（MI5）首任負責人弗農·凱爾（Vernon Kell）招募的都是“能騎馬在袖口上做筆記”的家伙。他不介意“女孩”擔任辦公室秘書，只要她們“腿漂亮”。在流行文化中，女間諜被描繪成各種刻板形象：使用美人計（然而現實中的間諜活動很少見）、值得信賴的秘書（比如曼妮潘妮小姐）或兇狠的女間諜（比如羅莎·克萊布）。盡管存在種種偏見，英國軍隊確實在早期就雇用女性擔任間諜、間諜信使和間諜獵手，她們也確實做出了許多杰出的工作。比如簡·西斯莫爾（Jane Sissmore），她于1929年成為軍情五處第一位女性官員，同時她也是軍情六處金·菲爾比（Kim Philby）最害怕的對手。菲爾比認為西斯莫爾“可能是軍情五處有史以來最能干的專業情報官員”，擔心她會揭發自己，因此竭盡全力毀掉她的職業生涯。再比如在諾曼底登陸日“雙重背叛”行動中，部署的雙重間諜有一半都是女性。其中一名女性間諜是吉塞拉·阿什利（又名蘇珊·巴頓）。她是一名出生于德國的反納粹劇作家，戰前曾在海牙擔任臥底特工。

專家分析，女性能成為優秀的情報人員，正是因為她們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被低估、被忽視、被認為威脅較小。在20世紀70年代，女性常常用懷孕和生育來偽裝成臥底。到了20世紀80年代，軍情五處開始在嬰兒車里安裝隱藏攝像頭，而推著嬰兒車的工作往往只有女性愿意做。

雖然沒有科學證據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富有同理心，但大量證據表明女性更容易表達關切和感知痛苦，有些女性甚至更善于傾聽。男性有時會向女性傾訴，但他們卻很難與同性相處。女性可能更愿意與同性交往。此外，英國如今的主要對手，包括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等國在內很少有女性擔任間諜高層職位，這為女性間諜活動提供了機會。“一個社會越性別歧視，就越容易受到女性間諜活動的威脅。在基地組織的集會上，沒有人會注意到穿著罩袍泡茶的女人。”《金融時報》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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