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歲的Jason住在“全香港最便宜”的劏房，隨時能聞到拼床舍友枕頭發霉的味道，晚上8點，他結束IT運維的正職工作，換上運動鞋準備步行送外賣。

“走一單能賺30港幣”，他語氣平靜，仿佛在討論一項再普通不過的日常。

事實上，他是一個典型的“深二代”，家里有一棟樓收租，從來沒有為錢發過愁。

這場“苦行僧”式的生活，是他為自己打造的“人生實驗”。

住在劏房里的“深二代”

“劏”字念“tang”，是中國香港特有的一種居住空間，源自粵語 “劏”（意為 “剖開、分割”），指將一套完整的住宅單元通過物理分隔，拆分成多個狹小的獨立房間。因為極其狹窄且條件極差，又被稱為“棺材房”。

從深圳搬來的Jason正住在香港數不清的“棺材房”中的一間，這樣的現狀與他的成長軌跡形成了戲劇化的對比：

父親是上世紀90年代靠知識改變命運的“小鎮青年”，母親是14歲就進廠奮斗的初代“打工妹”，他們完成原始積累的方式是教科書般的時代樣本，用加班費攢首付，靠地價紅利建樓收租，利滾利，錢生錢。這樣家庭出生的Jason是個標準的“深二代”。

這個家庭毫不吝嗇下一代的教育——半個月兩萬的李陽英語培訓、打到全國大學生錦標賽的擊劍課程、定期海外旅行。

與此同時，相信“愛拼才會贏”的父母，又做了個改變Jason一生的選擇：在關鍵節點將兒子推入“苦難教育”的試驗場。

17歲那年，父親以“高考戶籍”為由將他送回老家的鄉鎮高中，卻沒想到這段經歷重塑了他的人生認知。

“看看自己能不能行”

在老家，他第一次赤裸裸地直面了“貧窮”的樣貌。

他看到一位女同學在食堂只吃白米飯，起初是好奇，后來才明白過來，那是因為窮。因為經常幫她添菜，一來二去他們便熟識了，女生告訴他，家里供不起她上學，她的全部生活費和學費都來自在深圳務工的男朋友，那人比她大十歲，每月給她300元。

Jason開始懷疑讀書的意義，由于周圍環境和心態的巨大變化，最后只考上了深圳的二本院校。但老家最努力的那批同班同學也只能考上大專，這讓他突然意識到，這些曾經一起上學的同學，和他熟悉的那群城里孩子之間的差距，好像是很難跨越的。

上大一時，那個女孩再次聯系了Jason，她懷孕了，丈夫在工廠沒辦法請假，請求他幫忙來學校辦理休學手續。見到她的時候，女孩挺著大肚子，在學校周邊租了間破爛的小屋子獨居，月租五百元。

這些記憶成為扎進他認知體系的倒刺，讓他腦海里關于“努力改變命運”的信念逐漸崩解。

畢業后，他考到了社區的工作，家里買了車，工作朝九晚六，下班打打麻將，周末和深二代朋友吃吃喝喝，生活完美符合母親的目標：吃喝不愁地安穩度過余生。

但2020年這幾年，他目睹了更多求生艱難的人，覺得自己不能再繼續“混日子”，腦子里總是充滿了各種宏大的人生命題，這讓他痛苦。

于是他自學了前端，投了大廠的外包崗位。僅僅轉為技術工，體驗大廠打工人的艱辛，依然無法解答內心的苦悶。他決定離開熟悉的生活，去申請香港的MBA碩士，計劃畢業后留下工作，拿到永居，攢夠錢，回內地買一套小房子。

就讀的一年制MBA課程只是留港工作的跳板，畢業后后，在人均GDP6.9萬美元的香港，Jason過著近乎苦行僧的生活：因為資歷并不優越，他只找到了份公司IT運維的工作。

月薪兩萬港幣，在香港技術工種范圍內收入不算高。Jason和三個室友合租分割出來的4平米房間，每人分攤月租2000港幣；每天中午晚上吃兩頓三餸飯（有三個菜的盒飯），一頓30港幣左右，有時也把一份飯分兩次吃；工作朝九晚六，下班后有時間他就去送外賣，一單能賺30港幣左右。

他去過工地搬磚，還去做過水手，在海上24小時做高強度體力活，覺都睡不好。他舍不得買水喝，都是從公司帶回去。因為沒有錢，Jason從不社交，只偶爾去公園或者教堂。

周圍沒有人理解他。每次回深圳，母親都勸他在家里隨便找一份工作，過舒服的生活。女朋友因為不理解他，兩人分手了，Jason也決定不再談戀愛——“不能耽誤別人”。朋友調侃他是“少爺”體驗生活，然而對他來說，過去深二代的圈子里，上進點的聊聊區塊鏈、web3、創業，更多人是打麻將、旅游、吃飯、發朋友圈，這樣的生活更加無聊。

他覺得呆在舒適圈只會消磨掉對生活的感知力，在香港，他通勤時觀察菲傭在橋底用紙箱搭建臨時party，深夜的茶餐廳白發老人還在收拾餐具。教堂里，Jason認識了從銀行退休的先生，每個禮拜日都西裝革履來擦長椅，這是他退休后在“無人問津”的狀態下維護體面的方式。

“這些碎片讓我觸摸到生命的韌性，我覺得我不是揮霍時間，而是用肉身丈量世界。”

這樣的生活態度某種程度上也是來自父母的影響。他們從來沒有因為有房子收租而想過放棄工作，在那個“愛拼就會贏”的時代里，父母是努力敘事的擁護者，盡管已經為他鋪好路，這種人生態度依然傳承到了他身上。

普通人應該追尋怎樣的生活？

剛住進劏房的那段時間，他也覺得沮喪，有巨大落差感。支撐不下去時，他會想起在高中遇到的人，勉勵自己不要因為擁有比普通人更好的條件而碌碌無為。

暫時把目標定為拿香港身份和買房，因為他覺得這是世俗公認的兩個符號，普通人只有在滿足最基本的物質條件之后，才有條件追求其他的出口。

畢業后在深圳做房東的那段時間，遇到條件不好的剛畢業的大學生，Jason會給他們減免房租，自己填上那幾百元再給父母。還有帶著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因為工廠停工拖欠了一個月的房租，他自己補上了，沒想到她們搬回老家之后，又湊錢還給了他。

Jason清醒地知道，“父母那代的“努力神話”建立在經濟起飛、社會結構流通的基礎上，而當今年輕人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環境，他們不是失去斗志，而是認識到僅靠努力無法兌現承諾。他覺得，“當我們把大廠、頂尖網紅作為光鮮亮麗的代名詞，說明普通人過的并不好，而只有當你成為精英才能得到別人的認可”。

這場實驗有意義嗎？Jason自己也存疑。“來香港的行為，對我來說算一次自我救贖。真正讓我恐懼的不是物質落差，而是人生是一條被鋪好現成的路，就此看到頭，所以即便實驗失敗了，也是鮮活的失敗。”

新媒體內容總監：TAN

采訪：Bela

撰文：Bela、小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