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們的金融活動規模不斷增長，金融在社會生活中正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但在金融創新發展呈現蓬勃之勢的同時，金融黑灰產也愈發多樣化，猶如附骨之疽，對金融安全造成的威脅已越來越不容忽視。

金融黑灰產并非法律概念，它是由黑灰產的提法逐步發展而來的。黑灰產這一提法最初源自網絡空間治理領域，2015年，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發起了打擊網絡黑產專項行動，后逐步擴展至與網絡黑產相關聯的灰產，黑灰產的提法也就逐步形成。2018年網絡安全生態峰會發布《2018網絡黑灰產治理研究報告》，標志著網絡黑灰產概念的形成。時至今日，說起黑灰產，大家也往往將其與網絡緊密聯系在一起，金融黑灰產同樣起源于對網絡金融活動的研究。中國工商銀行自2022年發布《2021網絡金融黑產研究報告》以來，每年均會發布一期關于網絡金融黑產的研究報告，所以，至少在2022年時，金融黑灰產的提法就已經誕生了。而2024年《中國金融黑灰產治理研究報告》的發布，則標志著金融黑灰產的提法已廣為傳播。

結合上海法院的司法實踐，我們認為，金融黑灰產可以從以下特征進行把握，即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為目的，實施的金融詐騙、破壞金融管理秩序以及其他與金融領域相關的侵犯財產、不法經營等行為的產業化。

金融黑灰產的提法雖然形成得較晚，但其描述的現象其實早就有了，比如非法集資、地下錢莊等，甚至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倒賣國庫券團伙，這些金融黑灰產的傳統樣態，早于金融黑灰產的概念而生，可謂金融黑灰產的“前世”。近年來，在銀行信用卡規模擴大、互聯網金融模式創新等多重背景影響下，新型的金融黑灰產表現形式日趨復雜多樣，主要有反催收，征信修復，不法貸款中介，職業背債人，退保、理賠騙局等，這些新樣態伴隨著金融黑灰產的概念形成，可謂金融黑灰產的“今生”。

“反催收”是指黑灰產人員以客戶名義利用多種手段，如使用固定的模板或話術、慫恿或替代客戶采取纏訴鬧訪等過激行為，向金融機構或監管部門惡意投訴，通過施加壓力迫使相關金融機構同意減免債務甚至給付財物等；“征信修復”黑灰產則以騙局居多，因為征信事實上是無法通過收費代理修復的，但總有部分征信不良人員為了獲取新的貸款需要消除逾期記錄，“征信修復”黑灰產由此泛濫起來了；“不法貸款中介”黑灰產主要源于大量借款人的貸款需求與其資質、信用等的不匹配?！安环ㄙJ款中介”從中嗅到了“商機”，以承諾能幫助客戶獲取貸款招攬“生意”，而后采用包裝貸款、AB貸等不法手段騙取貸款；“職業背債人”是近年來興起的一個概念，指的是專門為他人有償承擔債務的人。這一概念所描述的現象最初并不是產生于金融領域，而是產生于企業經營中的逃廢債，由個人為企業“背壞賬”。后來，“職業背債人”才逐漸被用于詐騙銀行貸款的“包裝貸”。當前，“職業背債人”已逐漸由信用貸向房貸、企業貸等領域蔓延，“背壞賬”也逐漸演變為“職業閉店人”等新形態；“退保、理賠騙局”主要有兩種形態，第一種是退保騙傭。不法分子以利益相誘，招募無真實投保意愿及需求的人，由不法分子提供資金，指使這些人購買保險，利用保險公司保單返傭的政策，騙取傭金等費用后再實施惡意退保。第二種是理賠詐騙。通過虛構保險標的、編造保險事故等手法有組織地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以此謀取不法利益。實踐中，這兩種形態的騙局已多有發生。

以上談到的金融黑灰產新形態，許多都涉及刑事犯罪。在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基礎上，我們應積極解釋和適用刑法，用足用好現有的刑法條款，充分發揮刑法在金融黑灰產治理中的作用。

首先要注重刑法解釋方法的運用。如通過刑法解釋闡明刑法用語的非核心含義使得犯罪構成要件的涵括范圍更為廣泛，從而實現將具有實質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納入犯罪行為予以規制。比如，將受賄罪中的“財物”解釋為包含財產性利益。在金融黑灰產的打擊中也完全可以運用該解釋方法，比如針對“反催收”中僅要求減免債務的情形，也可以將敲詐勒索罪中的“財物”解釋為包含債權等財產性利益，從而將此類行為納入刑事打擊范圍。

其次要注重全鏈條分析把握打擊金融黑灰產的抓手。金融黑灰產行為往往并不是一個簡單行為，而是包含了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的復雜行為，其中任意一個行為構成犯罪就可以給予刑事打擊。比如不法貸款中介為更好地開展業務，與銀行員工勾結，有行賄銀行員工的行為，就可能構成行賄罪或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代理維權”人員為達到使銀行減免債務的目的，有偽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的行為等，就可能構成偽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如果多個手段行為以及目的行為均構成不同犯罪的，還可予以數罪并罰。

再次要密切關注金融灰產與黑產之間的聯系。對于有些灰產行為，單獨來看，似乎難以認定其構成犯罪，但灰產往往服務于黑產，此時就要特別注意查明灰產行為人是否與黑產行為人存在犯意聯絡，是否從黑產犯罪中分享利益等，如存在此類情況，灰產行為人就可以與黑產行為人構成共同犯罪。如果有證據證明灰產行為人明知下游從事黑產犯罪而仍為其提供幫助，也有可能構成幫助型共同犯罪，不過，網絡環境中這種幫助行為究竟是構成幫助型共同犯罪還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要注意區分。

在金融黑灰產的治理中，運用刑法開展打擊固然重要，但單純依靠刑法的震懾效應卻遠遠不夠。很多金融黑灰產的從業人員受非法利益的誘惑，都是甘愿冒著受到刑事處罰的風險開展活動的，更何況金融黑灰產中還有很多刑法鞭長莫及之處。因此，治理金融黑灰產，必須綜合施策，打防并舉，要注重針對金融黑灰產滋生的原因和條件開展深入分析研究，綜合運用法律的、技術的手段開展綜合治理。

早在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制發了“二號司法建議”，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完善信用卡監管政策維護金融安全的司法建議書》，促推信用卡管理的完善，防范涉信用卡犯罪，充分展示了人民法院的職責擔當。打擊治理金融黑灰產，人民法院同樣要展示職責擔當，要切實加強與金融監管部門等的配合，推進協同共治；要積極通過制發司法建議等方式，促推金融監管制度體系的進一步完善；要聯合金融監管部門等，適時發布典型案例，震懾犯罪，警示公眾。治理重點在于斬斷金融黑灰產的利益鏈條，屏蔽金融黑灰產信息的傳播途徑，直至消除金融黑灰產得以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從而真正實現對金融黑灰產的有效規制。

來源：人民法院報·2版

作者：許浩（作者單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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