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春，許廣平應周總理的邀請，前往西花廳做客，而此時的周總理早已在門口恭候多時。

而當許廣平被迎進屋子里之后，周總理更是為其端茶倒水，無微不至，許廣平是疑惑不解，為何總理要對自己如此禮遇？

聽完許廣平的疑問，周總理笑道：“若是按照輩分，其實我應該管你叫嬸母。”

許廣平更是不解了：“您與魯迅一生都未曾見過一面，如何要叫我嬸母呢？”

周總理直言道，這就說來話長了，那么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素未謀面的交流

周總理雖生在淮安，長在淮安，但是總理的祖籍卻是在浙江紹興，其出身于當地大族，紹興周氏。

而魯迅，原名周樹人，他其實也是出身于紹興周氏，周總理之所以要管許廣平叫“嬸母”，也可以參考總理生前對周建人說的一段話。

那是在1969年九大期間，總理去北京飯店看望了周建人，其還對周建人說：“你是紹興周氏二十代孫，我是二十一代孫，你是我的長輩，我還要管你叫叔叔嘍！”

但是即便是這樣，如果總理和魯迅不夠親近，恐怕他也不會叫得出口。

但是總理一生都沒有見過魯迅一面，為何卻對他的家人表現的如此親近呢？

那是因為周總理和魯迅，其實早就是神交已久，這份交往起源于1928年。

當時上海的進步文化界，以太陽社和創造社為首的部分左翼作家正在對魯迅展開評判。

魯迅一個人打一幫，雙方爆發了激烈的論戰，恰巧趕上了周總理從莫斯科回國。

總理立刻意識到，如果這場無意義的論戰繼續下去，那么上海的左翼文化界很有可能就會分裂，便出面將其制止。

周總理還強調，魯迅在國內的文化界非常有影響力，應當爭取，團結，黨在文藝戰線上的旗幟就是魯迅，遇事一定要多征求他的意見。

1930年，魯迅更是當選左翼作家聯盟的主席團成員，還當選第一屆執行委員。

1931年，何孟雄等五人被捕，周總理第一時間就派人聯絡了魯迅，請他務必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營救這些被捕的我黨成員。

魯迅直接一口答應：“被捕者中還有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作為執行委員，營救他們我是責無旁貸！”

在魯迅去世之后，周總理更是在各種場合強調魯迅的精神，強調紀念魯迅對我們的意義，對魯迅可謂是推崇備至。

許廣平聽完這一切之后，也是感慨不已：“沒想到總理和迅哥還有這樣的交往，這樣的緣分，我們竟然還是親戚。”

周總理連連點頭，但是緊接著又說：“嬸母啊，我還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這個消息對你來說非常重要。”

那么這個好消息，又是什么呢？

一顆紅心向太陽

許廣平的一生是精彩的，從1919年她決定參加五四運動，高呼出那句“抵抗二十一條”的口號之后，她的一生和黨就再也分不開了。

在嫁給魯迅之后，她照顧魯迅的生活，讓魯迅能夠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創作上。在魯迅去世之后，她又整理了魯迅的著作，出版了《魯迅全集》。

新中國建立后，許廣平對這個新生的國家，以及領導這個國家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政黨，同樣也是發自內心的認可。

1949年之后，許廣平就數次申請加入我黨。1960年，她又一次遞交了申請。

申請表上還深情的寫著：“我一貫信托黨，忠誠接受黨的領導，過去是這樣，今后也將會矢志不渝地堅決跟著黨走。”

而這一次周總理宴請許廣平，其實說的就是這個事情，當聽到有好消息后，許廣平立刻激動的問道：“是不是我的入黨申請通過了？”

總理說道：“不要著急嘛，還沒有，但是我可以很確定的告訴你，這一次絕對會通過，而且就在不久之后，請嬸母你一定要耐心等待呀。”

聽完總理的話，許廣平不由得悵然若失，卻又有些欣喜和激動，這個事情經過了這么多年，終于是有一個準信了。

1961年6月6日，在周總理親自審批之后，許廣平正式成為了我黨的黨員。

那一日，許廣平在日記中如此寫道：“一九六一年六月六日是我有歷史意義的一日。我活著，要為中國、人類做些有益的事。”

隨著澎湃而又激動的心情，許廣平的思緒漸漸的飄回了十九年前，漸漸的飄回了自己人生中，最為艱難的那段歲月。

也正是那段歲月，讓她在加入我黨的過程中多了幾分阻礙。

1942年12月，日軍為了尋找上海的抗日知識分子，以及幫助他們出版著作的出版家，順勢逮捕了許廣平。

他們強拉硬拽，完全不顧任何影響，直接將許廣平拖上了囚車。許廣平一路不停掙扎，但是卻用目光不斷地暗示自己的兒子周海嬰。

在那樣的一個時代，又有著這樣一個特殊的身份，年僅十歲的周海嬰，可能比現在很多的成年人都更有警惕心和洞察力。

他立刻就明白了母親的意思，離開了圍觀的人群，跑去通知了黨在上海文化界的負責人王任叔。

一見面就直接叫喊：“王叔！快跑！我媽被抓了，你們可能暴露了！”

王任叔聽完這話，直接抱起周海嬰，帶著同志們轉移，周海嬰幸存了，黨在上海文化界的同志們同樣幸存。

唯一沒有幸存的，就是許廣平自己。日軍可不會對許廣平客氣，更不會因為她是魯迅的妻子就對她保持尊重。

在憲兵隊的大牢里面，該有的“待遇”，許廣平一個都跑不了，更是因為她的身份，要比其他人更甚！

但是許廣平面對敵人的生死威脅，仍然不肯放下斗爭。

當時敵人會詢問許廣平每一本贈送出去的魯迅簽名書都是給了誰。

如果一個人給了兩本書，那么哪一本在前，哪一本在后，都必須要問清清楚楚，應該說日軍的這一招確實是摸對了路數。

因為許廣平確實在通過這種方式配合地下黨的行動，所以為了避免被日軍真的抓到有效的信息，許廣平必須編造一些口供，而且還必須保證每次的口供必須都要一致。

這確實也是一件需要技術含量的事情，許廣平就這樣一直和敵人斗爭到了1943年3月1日才得以獲釋。

敵人終究還是顧及到許廣平的身份，不能真的要了她的性命，許廣平之所以一直不能入黨其實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當時沒人能說得清楚許廣平被捕的這段時間到底發生了什么，所以需要進行細致的調查。又因為人證物證都不好找，所以這一調查就是十多年的時間。

直到1961年，情況終于徹底調查清楚，許廣平沒有任何問題，甚至可以說是抗日英雄，事已至此，許廣平入黨便再無任何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