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一個平易近人之人，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才能夠憑借自己的個人魅力，在辛亥革命失敗國家陷入黑暗之際，拉起一支光明的隊伍。

在不斷磨合和相處之中，毛主席再次提出了聯合工農的做法，和廣大的人民站在一起，這才是中國革命的出路，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毛主席不僅是偉大的領袖，也是工農階層的代表，他在人們的心中雖然如同神明一般。

但回歸現實之后，毛主席也始終是一個普通人，他也有屬于自己的個人情感，早年的多次憤怒，都是為了讓農民生活變得更好，就算是有人犯錯，責備之后也會很快原諒他，但有一人則不同，他是唯一一個被毛主席呵斥之后再也不想見的人。

命途多舛的戴季英

戴季英也算是我軍的一個老革命，他出生于1906年2月，當時的中國風雨飄搖，戴季英毅然決然投身革命，在他20歲那年加入共青團，一年之后又轉為正式黨員。

恰逢大革命失敗，中國的命運和走向存在很大變動的可能。

蔣介石的針對讓我黨的許多成員都遭到了鎮壓，因為當時錯失良機，所以我方一直處于被動局面，曾經重點捉拿的一大批人中，就有戴季英的名字。

當時的他們需要面臨血雨腥風，但沒有人放棄，而是在困境之中求生存，在黃安縣組建了中共組織。

面對反動派的鎮壓和追捕，他們避其鋒芒，以改革的方式進行革命，通過革命發展革命，繼續領導農民自衛軍和群眾堅持革命。

接下來爆發的黃麻暴動之中，戴季英已經是總指揮部的成員，是農民起義之中的領導者，主要負責進行組織工作，這也為其積攢了寶貴的領導經驗，為后來的重用打下基礎。

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之后，戴季英同樣擔任委員，由于第四次反圍剿失敗，方面軍被迫向西進發，戴季英奉命在根據地重建二十五軍并且擔任政委，后來又成為鄂東北游擊區司令，是紅色革命根據地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抗日戰爭爆發之后，戴季英在新四軍第四支隊擔任副司令員，隨著部隊的建制改編，他又擔任政治部主任，抗戰勝利前夕，戴季英已經成為新四軍方面的代表，還去參加了中共七大。

總而言之，戴季英在戰爭時期是我國軍隊之中重要的領導人之一，無論是政治工作的進行還是根據地武裝部隊的組建，戴季英都能游刃有余。

按照這樣的趨勢，在1949年建國之后，我軍更需要類似的政治人才，戴季英應該有一個更好的前途才對，但事實卻向反方向去發展，建國初期的基因不僅沒能受到重用，反而是出現了諸多問題。

其實，我國一向推行民主決策的制度，就算是事關重大的重要決策行為，也會在集體商議之后才拍板最終結論，在有些分歧是不可避免的，爭議也會時常出現，有時也難免會犯下錯誤。

比如粟裕大將軍，就曾因為部隊是否要下江南的問題和毛主席產生了分歧，雙方的意見在經歷反復摩擦之后才逐漸統一，但毛主席并未記仇，也沒有說出“以后再也不想見”的相關言論。

因為毛主席一向擁有寬廣的心胸，他允許和接受黨內的不同意見，除非是特別重大且不可饒恕的錯誤，那么戴季英究竟犯了什么事情？

問題的嚴重性

在中原突圍獲得勝利之后，戴季英擔任過河南省第二副書記以及中原人民政府財政委員會主任等職，新中國成立之后，他自認為自己立下了豐功偉績，所以有所驕傲。

不僅如此，戴季英還認為自己理所應當成為河南省的一把手，隨后就開始在政治工作中自我標榜，甚至倚老賣老打壓其他人，最終東窗事發，戴季英在1952年2月被開除黨籍。

當時的人民日報發文表示，肯定戴季英有過相當貢獻，但同時他也犯了四大錯誤，首先是在政治上，存在嚴重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不僅藉著自己的資歷打壓其他人，一度自我標榜進行一系列反黨活動，實際上已經嚴重損害了當地的政治秩序。

除此之外，戴季英在組織上有嚴重的宗派性活動，大肆推行家長制統治，利用自己的經歷將其他人排除在外。

而在思想意識上，戴季英表現出嚴重自私自利的傾向，在建國初期的政府之中，需要為人民服務，但戴季英卻展現出嚴重的個人思想，還有唯我獨尊的權位傾向，對我軍一貫推行的民主進行壓制，甚至對提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行動存在抵抗情緒。

最終為了嚴肅黨的鐵的紀律，純潔黨的組織，提高黨的戰斗力，省委決定經中央和中南局批準開除戴季英黨籍。

這是戴季英人生中的重要轉折點，因為在這個決定之后，他似乎銷聲匿跡了。

其實有這樣的下場，和戴季英早年的經歷和所從事的工作有關，大約在1933年冬，戴季英的父親由于和董必武有過交往，所以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株連被活活燒死，母親也被當地的土豪打死。

在戴季英這一脈，總共有兄弟五人，其余四人全都在革命之中犧牲，其中有一位較為特殊，他就是戴季英哥哥戴季倫，因為個性耿直，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和鄂豫皖省委存在分歧，竟在二十五軍的肅反運動之中被錯殺。

所以戴季英一家足以稱之為滿門忠烈，為革命所付出的犧牲巨大，戴季英本人則算是從革命之中走出來的幸存者。

或許正是因為早年的這些經歷，讓那時候的戴季英變成了一個肅反專家和極左分子。

戴季英曾在對第二十五軍的肅反過程之中，親自下手抓了49名黨團干部，甚至將特務指導員吊起來拷打逼供，用盡了各種酷刑，在沒有口供的情況下處決，還將許多干部定義為反革命集團，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利非法處死。

在第二十五軍之后，戴季英進入陜甘革命根據地，在當地省委的支持下，再次展開肅反運動。

從當時給出的文件來看，戴季英再次沿用了錯誤的逼供方法，采用刑訊逼供，屈打成招，他們承認根本不存在的事實，這些都是戴季英所為。

隨后他還根據屈打成招成員所提供的錯誤口供，掀起了一場針對陜甘邊區的恐怖大逮捕，后方許多成員莫名其妙被關進監獄，第26軍營以上的官員全部遭到了關押，區內所有縣級以上的干部全都被帶上了手銬和腳鐐，連家屬也被株連。

戴季英在這次錯誤的肅反運動之中，至少錯殺了我黨的200多名干部，直接導致在內部出現的巨大分裂，就連根據地也陷入危機之中，一度讓老百姓失去了信心，甚至轉投了國民黨。

最后局面之所以能夠得到控制，是因為中央紅軍到達了陜北，毛主席在聽說當地肅反的具體情況之后，才派出了中央成員去接管戴季英所控制的保衛局，并且當即就傳達了停止肅反的命令，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挽回對我黨所造成的巨大損失。

比如釋放被逮捕的成員，并恢復他們的名譽等，而在這次錯誤肅反的事件之后，戴季英也在后來的相關會議上做了檢查。

但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由于當時情況的特殊性，戴季英并沒有被更嚴重的處理，這也為后續的事情留下了隱患。

此次的錯誤肅反堪稱戴季英的政治污點，也是他建國初期沒有受到重用的根本原因，當然對于他本人來說是難以忍受的，或許戴季英認為，自己在戰場之上所立下的功勛早就超越了曾經的錯誤，所以建國初期的如此認命讓他無法忍受。

所以他才會選擇讓河南省委和中央重新評估歷史問題，同時還向毛主席和中央要官職，最終被毛主席永不啟用，遭受斥責之后還表示永遠不想見到他。

其實毛主席有這樣的表現并不為過，因為戴季英的思想本身就存在嚴重缺陷，在向毛主席邀功的過程之中，他過分夸大了自己的功勛，過分突出個人英雄主義，還口出狂言多次否定領導，簡直是在挑戰當初所留下的權利構架體系。

而這種過激的做法，也會讓毛主席直接對戴季英判斷為“舊病復發”，曾經在陜甘地區掀起腥風血雨的他，如果委以重任，一定會帶來新的風浪，這對于成立初期急需要建設的新中國而言，將會是一場全新的災難，所以才會對他如此呵斥，并且決定終生不見。

對一個國家的領導者而言，在思想上不能過分積極也不能過分保守，戴季英屬于其中偏左的一類，況且早就讓國家承受過巨大損失，所以根本不可能被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