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以色列接連“斬首”伊朗的數十名將領和學者之后，總理內塔尼亞胡終于還是將行動的目標鎖定在了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身上。

可隨即，媒體就報道出，就在6月13日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攻勢之際，特朗普緊急叫停了斬首行動的消息。

雖然白宮并沒有為這一報道正面“站臺”，但內塔尼亞胡未確認也未否認的模糊態度還是暴露出了很多信息——在伊以相爭之后，美國終于準備出來“漁翁得利”了。

果不其然，就在6月15日，特朗普前往參加G7峰會之前，公然宣稱“我認為（伊朗與以色列）達成協議的機會很大，不過有時他們必須打上一仗”。

放眼當下，我們或許還讀不出特朗普話中的深意，但回顧2025年3月份以來全球央行持續拋售美國國債的歷程。

我們還是能夠梳理出“去美元化”浪潮對美國金融霸權已經構成的實質性威脅，而以色列與伊朗兩國沖突可供美國收割的，恰恰正是美債再一次回暖的機會。

到這里可能就有人要問了，遠在中東的地區沖突是怎么和美國國債扯上聯系的呢？

可如果我們回顧歷史，這事兒就不難解釋了……

戰爭與金融

我們都知道戰爭是科學技術的催化劑。但除此之外，戰爭同樣也是金融貨幣體系演變的“加速器”。

早在軸心時代（約公元前800年-前200年），人類社會誕生了職業軍隊這一群體，貨幣就從國家信用體系逐漸向貴金屬實物轉變過渡。

在早期戰爭中，士兵往往會通過掠奪的形式獲取貴重金屬，并在流動性強的市場中進行匿名交易，這種需求便直接推動地中海地區形成了以金銀為基準的貨幣體系。

希臘掌握密集方陣戰術的職業軍人就曾依賴金銀支付，形成跨區域的雇傭兵集團，這也更加強化了金銀貨幣成為戰利品分配和士兵報酬的首選形式。

同時，戰爭更是催生了國家債務的完整體系，使之成為現代金融工具的基本雛形。

16-18世紀，歐洲列強為了維持殖民地日益擴大的戰爭開支，就搞出了發行國債的方式來籌集軍費，乃至形成“戰爭-債務-稅收”的邏輯閉環。

國家通過信用承諾（未來稅收擔保）向資本家籌款，而債務積累又迫使政府擴大殖民戰爭以獲取償債資源。

圈地運動后英國將流民輸出為合同工，既緩解了本土債務危機，又支撐起海外軍事擴張。這種模式使債務成為系統性的暴力工具，歐洲列強更是通過法律將人口強制轉化為可交易資產。

這套機制切切實實地為國家籌募資金、緩解國內壓力帶來了便利，但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蘊含著“雙刃劍”的一面，畢竟當時的人們不會想到，違約風險也會成為國家動蕩的直接誘因。

當國家無法通過正常稅收償還戰爭債務之時，往往選擇擴大戰爭規模以掠奪新資源，但這就形成了“以戰養債”的惡性循環。

德國在一戰中通過發行國內戰爭債券以及放棄金本位制進行債務貨幣化，導致1914-1917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直接激增2.5倍，這也是這臺戰爭機器無法輕易停止的原因之一。

由于發行了以本國貨幣計價的主權債券，戰敗的德國不僅要面臨相當于當時全國GDP2.6倍的戰爭賠款，還要應對貨幣超發惡性通脹導致的國內債務違約。

雙重壓力之下，德國就爆發了1923年的超級通脹事件，馬克徹底失去交易媒介功能，出現以物易物和用美元、黃金結算的情況。

經濟系統的癱瘓更是導致了生產停滯與工人失業，在極端貧困之下，德國的自殺人數僅1923年就達8萬人之巨，戰前的數據還只是1200人。

毫不夸張的說，馬克的崩潰直接造就了德國社會儲蓄階層的消亡，而這，也為納粹政黨的崛起埋下了社會基礎。

“修昔底德陷阱理論”就可以應用在這一問題之上：新興大國（如德國、日本）通過債務驅動進行軍備擴張挑戰現存霸權之時，經濟競爭必將升級為軍事沖突。

在這種模式下，債務積累將成為軍國主義政權鞏固權力的工具，而戰后建立起“債務-賠款鏈”為核心的國際債務體系，更是為金融危機大蕭條中波及全球的跨境債務違約埋下伏筆。

不過，在債務危機之下，也并不是完全沒有“頭鐵”的國家。

當布雷頓森林體系通過美元霸權將戰爭債務轉化為全球金融治理工具的時候，全世界的戰爭，都將無可避免地烙上美國的印記……

美債與霸權

一般我們都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是美國構筑金融霸權的關鍵，畢竟美元與黃金掛鉤，他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制度，從根本上保障了美元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成為“首選”。

但比較反直覺的是，讓美元真正走強的不是掛鉤，反而是脫鉤。

1971年，尼克松取消了金本位制，而這一舉措，才讓美元通過債務貨幣化機制成為了全球價值儲存的核心載體。

畢竟這樣一來就意味著，銀行創造的信用貨幣將會徹底替代黃金，美國也就獲得了“過度特權”，能夠通過無限發行國債來維持全球貿易逆差。

由于美國的軍費開支占全球總量的40%以上，于是，美國國債實質上轉化成了新型的“戰爭債券”。

因為，不管有多少財政赤字，美國都可以通過外國央行購買美債實現貨幣化，進而形成“軍事開支-國債發行-全球貨幣化”的體系閉環。

與此同時，在1974年，美國與沙特達成秘密協議，確立了石油以美元計價的基本框架，這就為美元的強勢進一步提供了支撐。

當伊拉克（2000年）和伊朗（2001年）嘗試使用歐元結算之時，美國分別以軍事打擊（伊拉克戰爭）和經濟制裁對兩國進行了戰略壓制。

“石油美元”體系的形成堪稱布雷頓森林的進階，在這個全球金融秩序中，各國央行為保障本國貨幣穩定，往往需持有大量美債作為儲備，這就使得美元“持續繁榮”。

即便中俄等國一力推動本幣結算，不斷開展“去美元”的能源貿易，美國也通過制造全球緊張局勢來維持赤字與國債的運作，讓各國繼續“被迫”依賴美元。

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美元走強；2003年，伊拉克戰爭全面展開，美債需求激增；2011年，利比亞與敘利亞同時陷入戰火，美元再度成為“安全港”……

這一次又一次的歷史重演，都在彰顯著“美元陷阱”的“精妙之處”：

只要波斯灣緊張局勢加劇，全球石油價格面臨上漲危機，原油買家為控制風險，便會再次涌向美元避險資產，反過來推高美債吸引力。

美國不需要直接出兵，也不需要明著操縱市場，只需維持世界的不穩定狀態，就能讓全球資金自動回流本土，靜靜等待收割果實。

這也是為何美國會不惜代價地維系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并對以色列的激進行動屢屢默許，其目的就是為了推動中東局勢的快速惡化。

更為關鍵的是，這種持續動蕩可以為美國的軍工復合體帶來巨大經濟紅利，武器裝備出口不斷增長，美軍預算也隨之上揚。

2023年，美國的軍費開支一度高達8860億美元，其債務比率卻突破了120%的大關，著實是深刻印證了自己“用血澆灌經濟”的債務積累路徑。

不過，這般吸血全球的行徑畢竟“有傷天和”，美國就算再“頭鐵”，也終究不可能徹底玩過經濟規律。

為了不斷發動戰爭，哪怕只是代理人戰爭，美國都不得不投入海量的金錢物資，國會每年都會為國防開支提供撥款，也就意味著財政赤字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

同時，中東地區的不穩定，必然會讓國際能源市場出現波動，哪怕美國是能源生產大國，在全球市場價格“巨震”之時，美國也無法幸免于難。

高油價帶來通脹壓力，美聯儲就被迫維持較高利率，而高利率的環境，必然迎來債券利息支出的水漲船高，這便不斷加劇了聯邦政府的債務負擔。

美國政府一方面從軍售與軍費中獲益，另一方面卻因債務利息付出更高成本，這從長期來看，必將拖累財政健康，債務不斷膨脹，只會成為揮之不去的巨大隱患……

其實從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拋售美債，并不斷強化對其他替代貨幣的使用就可以看出，世界各國對美國操縱債務的行徑早已不滿。

畢竟，美國老舊的戰略思維早已不再符合時代發展進程，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當下，想要真正推動經濟增長，還需依靠民用投資與技術創新，而這兩樣，恰恰都是美國主動“拋棄”的。

特朗普制造業回流的“反全球化”思潮，或許是緩解美債壓力的一個思路，但在這個過程中，濫用“關稅戰”與“貿易戰”企圖“零成本回收”，只會招致害人害己的局面。

要想真正解決美債困境，控制支出、改革稅制、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等都是可行的方式，唯獨到處“引戰”、制造混亂不是其中之一。

只可惜，特朗普終究是一個商人，一個只能看到瞬時現金流的短見商人罷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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