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場生死博弈既是對兩個政權韌性的考驗，又是兩國社會在絕望閾值上的殘酷比拼。相比較而言，以色列政權可能更脆弱，所以我投伊朗一票！
從政治體制來看，以色列是世俗民主制，立法權由議會行使，共120席。?行政權?由總理領導的內閣掌握。?司法權由最高法院獨立行使，可裁決政府行為違憲。
之前，內塔尼亞胡曾對司法體系進行過改革，目的是壟斷法官任免權，取消法院以“行政決策不合理”為由，否決政府決策拍板權。然后就觸發了63萬人大罷工，被稱為“以色列史上最大規模抗議”。
而內塔之所以強推司法改革，主要是因為他涉嫌3起貪腐案。一是他和他媳婦收貴重禮品案，涉案金額超21萬美元。二是貝澤克電信利益交換案。三是媒體政策操控案。
2023年10月，哈馬斯突襲造成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暴露以色列情報系統徹底失靈。但內塔拒絕擔責，反將責任推給安全部門，甚至在社媒發文指責軍方高層“欺騙總理”，引發以色列眾怒。
然后，戰爭就成了內塔凍結司法程序的終極擋箭牌。因為根據以色列法律，當國家處于緊急狀態時，腐敗案審理自動中止。這也是內塔為啥要將戰爭進行到底，一是拖延審判；二是他想通過開疆拓土，消除勁敵，建立不功勛來獲得豁免權。
伊朗是政教合一的神權共和制，“教”就是宗教學者，執掌最高權力，不負責具體事務，但對國家重大事務進行決策和監督。“政”就是世俗政府，負責日常事務，履行管理職能。
相比較而言，伊朗神權共和比以色列民主共和要穩定得多，哈梅內伊的地位也遠比內塔尼亞胡穩固。因為神權前面還有一堵擋墻——世俗政府，總統可以當泄壓閥。這也是為啥從1989年至今，伊朗換了六任總統，但老哈一直穩坐釣魚臺。
有些人可能覺得世俗民主制更好更先進。其實，對國家而言，政治制度沒有落后與先進之分，關鍵在于是否合適。
現在，中東地區以法律框架明確的世俗國家，只有土耳其、以色列和黎巴嫩。約旦、阿聯酋等雖在推動世俗化，但僅限于王室層面。允許酒店賣酒，開放夜店，女性可不戴頭巾，僅此而已，教法仍是國法。
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也曾世俗過，廢除了宗教法庭，賦予女性選舉權，德黑蘭街頭甚至一度非常西化。但依然被伊斯蘭革命逆轉了世俗化進程，建立神權政體，全領域恢復伊斯蘭教法。
阿薩德世俗政權倒臺后，朱大帥雖然日常穿著西裝到處溜達，但那些曾經喜迎朱大帥的敘利亞女人們，如今已是猶抱空碗袍遮面。連一邊吃大餅一邊念經的日子都一去不復返了，大餅沒了，經還得照念。
說到底是世俗民主制度不適合中東地區，大伙不要以為中東都是大戶，有錢的其實是極少數王爺和部落酋長，普通百姓可能比印度、墨西哥和巴西平民好那么一丟丟。
所以，他們就適合過那種一邊念經一邊吃大餅的日子，本質上是一種文明在人均物質資源極度貧乏的情況下，保持一種穩定的低消耗生存狀態。
其實，世俗社會運轉成本遠高于宗教社會。比如，我們一天三餐+夜宵，但中東地區百姓就只吃兩餐，把凌晨禱告當精神早餐，直到中午才吃第一餐，日落之后再吃第二餐，主食為大餅+牛羊奶酪，肉類消費極低。
原因就是他們沒有足夠的物資和能量維持每日三餐，甚至四餐，為啥？因為進入現代社會后，中東地區被全球經濟和貿易邊緣化，產業毫無競爭力，只能向外出口石油，導致外界資源注入極少。
沒有外界資源注入，即便是世俗社會野會自然而然重回宗教社會，被迫進入低消耗模式，越落后就往往越極端。那如何維持低功耗呢？答案是壓抑人的社會性，釋放動物性。
在這套模式里，男性是生產和戰斗機器，女性是生育和家務機器，壓根就不參與社會競爭。翻譯翻譯，就是女人都不工作，國家只需要為一半人口創造就業崗位，社會壓力驟減。
所以，從伊朗和以色列民眾承受損失的能力來看，伊朗民眾要遠高于以色列民眾。一是他們原本就低能耗活著，沒啥可失去的。二是他們被美西方制裁40多年，早就習慣了饑餓、戰爭和傷痛的折磨。
但以色列民眾卻未經歷過“絕望測試”，他們長期依賴技術優勢獲取絕對心理安全感，這也是為啥他們會對加沙慘狀熟視無睹，甚至幸災樂禍。
然而，一旦讓他們親自體驗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哪怕稍微承受一下樓房倒塌、子女傷亡和斷水斷糧斷電等苦難，他們就會立馬一跳八丈高。其實，這就是“損失厭惡”理論。
以色列人日常沉浸在安全、成本和道德豁免的幻覺中，一旦幻覺被打破，“戰爭換安全”邏輯被打碎，讓他們承受損失時，他們就會快速背叛以色列極右翼勢力，反戰爭反饑餓反內塔，日天日地日泰迪。
所以，只要伊朗堅持抵抗到底，不屈服于美國威懾，以色列的“生存恐懼”就會被內塔尼亞胡轉化為“生死存亡”。屆時，以色列將重現1979年的德黑蘭：百萬民眾踏著軍警尸體，沖進總理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