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被譽為最美紅衛兵,叛逃后加入蘇聯成為一名特工,最后結局如何?
在天津老城廂,彎彎曲曲的巷子像一張細密的網,把市井生活緊緊兜住。其中有一條再尋常不過的巷陌,青石板路被歲月打磨得光溜溜的,兩旁的房屋挨挨擠擠,墻皮有些脫落,露出里面灰撲撲的磚塊。就在這條巷子里,有個扎著羊角辮的小姑娘,像顆小炮彈似的,把整條胡同攪得不得安寧。
鄰家女孩們大多還沉浸在跳皮筋、翻花繩的簡單快樂里。皮筋在她們腳下歡快地跳躍,翻花繩的手指靈巧地穿梭,笑聲像銀鈴般清脆。可這個叫傅索安的丫頭,卻對這些小女孩的游戲提不起一點興趣。她整天在胡同里東竄西跑,像只沒頭蒼蠅,卻又帶著股子讓人頭疼的機靈勁兒。
街坊們見了她都繞著走,就像見了瘟神似的。大人們聚在一起聊天,只要一提到傅索安,就直搖頭:“這丫頭片子,就是個‘混世小魔王’,誰家攤上她,可算倒了霉了。”可傅索安卻不在乎,她依舊我行我素,在胡同里橫沖直撞,把大人的話都當成了耳邊風。
七歲那年,她背著小書包,蹦蹦跳跳地踏入了校門。傅索安憑著那股子潑辣勁,很快就和男生們混成了一片。課間操場上,總能看到傅索安帶著一幫小跟班追逐打鬧的身影。她跑得飛快,兩條羊角辮在腦后一甩一甩的。
放學路上,傅索安那清脆的吆喝聲比賣糖葫蘆的還響亮。她帶著小跟班們,在胡同里橫沖直撞,一會兒去這家院子里摘個果子,一會兒去那家墻上畫個鬼臉。大人們雖然生氣,可也拿她沒辦法,只能無奈地搖搖頭。
時光就像流水一樣,匆匆而過。當歷史的車輪碾進1966年那個火熱的夏天,整個中國都沉浸在一種狂熱的氛圍中。傅索安也迎來了人生的轉折點。
這個扎著兩條粗辮子的少女,仿佛找到了施展拳腳的舞臺。她帶著一群十四五歲的少年,把教室改造成了“革命指揮部”。課桌被他們七手八腳地拼成了會議桌,上面永遠擺著紅寶書和搪瓷缸。紅寶書被他們翻得破破爛爛,搪瓷缸里裝著不知道從哪兒弄來的涼白開。
他們穿著父輩的軍裝改制的不合身制服,衣服又大又長,像唱戲的戲服。腰間扎著武裝帶,胳膊上套著紅袖章,活脫脫一群小號的“革命闖將”。他們整天在校園里晃悠,眼睛滴溜溜地轉,四處搜尋“階級敵人”。
傅索安的“戰斗隊”可不是過家家的游戲。他們在校園里四處搜尋,只要看到誰不順眼,或者覺得誰有“問題”,就把人家揪出來批斗。最令人膽寒的是,這些孩子竟真的效仿大人模樣,把批斗會開得有模有樣。
講臺上掛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橫幅,紅紙黑字,在風中獵獵作響。臺下舉著用課本卷成的“話筒”,一個個神情嚴肅,像模像樣地喊著口號。被批斗者脖子上掛著的鞋子在風中搖晃,發出“哐當哐當”的聲音。傅索安站在講臺上,雙手叉腰,大聲訓斥著被批斗者,那架勢,就像個經驗豐富的“革命領袖”。
這個少女指揮官的“戰績”很快傳遍京津地區。她帶著隊伍跨區作戰,今天去紡織廠揪斗“走資派”,明天到機關大院貼大字報。他們在紡織廠里橫沖直撞,把機器的轟鳴聲都蓋過了。在機關大院里,他們把大字報貼得到處都是,紅紅綠綠的,像一片片彩色的旗幟。
最瘋狂的時候,她竟組織了上百人的隊伍,浩浩蕩蕩開赴千里之外的內蒙古。他們坐著破舊的卡車,一路上風餐露宿,可傅索安卻一點也不覺得苦。她站在卡車上,揮舞著手臂,大聲喊道:“我們要去聲援素不相識的‘革命同志’,這是我們的使命!”隊伍像一條長龍,在公路上蜿蜒前行,引得路人紛紛側目。這種說走就走的“革命遠征”,讓成年人都瞠目結舌,他們怎么也想不明白,這些孩子怎么會這么瘋狂。
命運的轉折來得猝不及防。1967年的春天,傅索安作為“紅衛兵英雄”被選送到北京。當她站在人民大會堂的臺階上,望著長安街上飄揚的紅旗時,心里充滿了自豪和激動。她覺得自己就像一顆耀眼的星星,終于迎來了人生的高光時刻。
在某個春日的午后,陽光暖暖地灑在大地上。傅索安作為青年代表,懷著忐忑又興奮的心情,走進了接見廳。她看到了最高領袖毛主席,激動得眼淚都快流出來了,她拼命地鼓掌。
在1968年,傅索安主動報名來到了邊境一個叫奇瑪村的地方,一心想要在這兒“扎根農村干革命”,覺得這是一件頂了不起的事兒。這個村子不大,也就三百來口人,日子過得平平淡淡。村東頭有口老井,是全村人的命根子。井壁上的青苔,一層疊著一層,綠得發暗。井繩呢,在日復一日的打水聲中,被磨出了深深的溝壑。
奇瑪村和下游的鮑家莊,因為這口老井,結下了世仇。鮑家莊的村民覺得,奇瑪村獨占了這水源,每到枯水期,他們就得跑十幾里路去挑水,那路啊,坑坑洼洼的,挑著水桶走一趟,累得人腰都直不起來。
這一天,鮑家莊的壯勞力們扛著鐵鍬、木棍,氣呼呼地就來了,說是要“討說法”。傅索安帶著二十多個血氣方剛的小伙子,舉著鎬頭把子就迎了上去。
這些十八九歲的青年,有的穿著露棉花的破襖,凍得直哆嗦,可眼里卻燒著讓成年人膽寒的火。“他們欺人太甚!”傅索安站在結冰的井臺上,振臂一呼,帶頭掀翻了鮑家莊的挑水桶,冰涼的井水混著泥沙,“嘩啦”一聲,濺了對方一身。
這一掀,可不得了,就像點燃了火藥桶。雙方先是推搡起來,你推我搡,誰也不讓誰。接著,就演變成了慘烈的械斗。鎬頭與扁擔在空中揮舞著,發出“呼呼”的風聲。冰面上,躺著被打破頭的傷者,殷紅的血在雪地上洇出觸目驚心的圖案。
這場械斗,讓奇瑪村和鮑家莊都元氣大傷。傅索安,也從那個滿腔熱血的女知青,變成了眾矢之的。她臨時搭建的批斗臺上,受害者家屬舉著帶血的衣衫,哭喊著:“就是她!這個外來的挑唆孩子們送命!”那聲音,像一把把利劍,直直地刺向傅索安。
批斗會從晌午一直開到月上柳梢頭。傅索安的衣服被扯成了布條,棉絮混著血水,粘在臉上,狼狽極了。她低著頭,卻始認識不到自己的錯誤,卻還想著為什么就走到這一步了,憑什么這么對待她。
批斗會結束后,傅索安被關進了羈押所。傅索安蜷縮在通鋪上,聽著看守人員均勻的鼾聲,心里頭卻像翻江倒海一般。
她想著自己的未來,越想越覺得絕望。難道自己就要這樣在這陰暗的羈押所里度過余生嗎?不,她不甘心!她要逃出去。
某天夜里,傅索安借著月光,屏住呼吸,輕輕推開已經松動的木門。門“吱呀”一聲,在這寂靜的夜里,格外刺耳。她嚇得趕緊停住,大氣都不敢出。等了一會兒,見沒什么動靜,她才又小心翼翼地繼續推門。
羈押所的圍墻足有兩人高,墻頭還拉著帶刺的鐵絲網,在月光下泛著冷冷的光。傅索安看著這圍墻,心里頭有些發怵,但她知道,這是她唯一的出路。她把撕碎的床單擰成布繩,一頭系在窗欞的鐵釘上,另一頭拋向墻外。那布繩在風中飄蕩著,像一條白色的蛇。
傅索安深吸一口氣,抓著布繩就開始往上攀。她的手,因為緊張和用力,變得青筋暴起。掌心被粗糙的麻布磨得鮮血淋漓,可她顧不上這些,只有一個念頭:爬上去,逃出去!
“什么人!”突然,巡邏民兵的手電筒光柱劃破夜空,像一道閃電。傅索安心里一緊,手一滑,差點掉下去。她咬咬牙,拼盡全力,加快了攀爬的速度。就在民兵快要靠近的時候,她終于翻過了墻頭。
她顧不上身上的疼痛,撒腿就跑。身后,傳來民兵的呼喊聲和腳步聲,但她不敢回頭,只管拼命地往前跑。她跑過一片樹林,樹枝劃破了她的臉,她也不在乎;她跑過一片田野,泥水濺滿了她的褲腿,她也顧不上。
當她沖到額爾古納河邊時,已經累得氣喘吁吁。額爾古納河,在月光下波光粼粼,像一條銀色的絲帶。傅索安望著這河,有些猶豫。但身后追兵的聲音越來越近,她沒有別的選擇了。
四月末的時節,按說該是春意漸濃的時候了,可這東北邊境的河水,還帶著冰碴子。那冰碴子在水里漂著,冷得刺骨,就像無數根銀針,直直地扎進人的毛孔里。
傅索安站在河邊,望著那漆黑的河水。可身后是民兵的呼喝聲,一聲接著一聲。她深吸了一口氣,咬了咬牙,縱身就躍入了那漆黑的河水中。
河水冰冷得厲害,剛一入水,她就被凍得打了個哆嗦。那刺骨的寒意,順著她的四肢百骸往上躥,仿佛要把她的血液都給凍住。她拼命地劃動著手臂,可那手臂已經凍僵了,每動一下都費勁得很。
對岸蘇聯哨所的探照燈,時不時地掃過河面。那燈光,亮得刺眼,照得她心里直發慌。她心里明白,要是被那燈光照到,自己可就完了。身后,民兵的警告聲傳來:“站住!再跑就開槍了!”那聲音,在河水的嘩嘩聲中,顯得格外清晰。
就在她覺得自己快要撐不下去的時候,手指突然觸到了一塊堅硬的巖石。她知道蘇聯岸邊的淺灘到了,她拼盡最后一絲力氣,抓住了那塊巖石,然后慢慢地爬上了岸。
蘇聯邊防軍已經被這邊的騷動驚動了。兩名士兵端著沖鋒槍,急匆匆地跑來查看。借著月光,他們看見了河中浮沉后好不容易上岸的黑色身影。他們警惕地圍了過來,用槍指著傅索安,嘴里嘰里咕嚕地說著俄語。
很快,傅索安就被帶到了蘇聯內務部的審訊室。那審訊室里,燈光昏暗,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來。幾個克格勃特工坐在桌子后面,眼神犀利地盯著她,仿佛要把她看穿。
“誰派你來的?”一個特工用生硬的中文問道。傅索安搖了搖頭,她根本不知道該怎么回答。她只是個想逃命的人,哪有什么人派她來。
“你在中國紅衛兵中擔任什么職務?”另一個特工接著問道。傅索安還是搖頭,她不明白,這些人為什么總是問她這些莫名其妙的問題。她在中國的時候,就是個普通的女知青,后來出了那些事兒,才被迫逃到了這里。
面對這些反復的質問,傅索安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表達自己什么都不懂。可那些特工卻根本不相信她的話。他們以為她是中國派來的“特工”,故意裝作什么都不懂。
接下來的幾天里,傅索安被關在審訊室里,接受著沒完沒了的盤問。她每天都被折磨得疲憊不堪,精神也快崩潰了。
漸漸地,蘇聯人發現,傅索安對他們的盤問,回答得前言不搭后語,根本不像是個訓練有素的特工。他們開始放下戒心來,認為傅索安的到來只是個意外。
而在國內,傅索安逃到蘇聯的事兒,鬧得沸沸揚揚。中國外交部三次向蘇聯要求立即遣返逃犯傅索安,可蘇聯方面卻拒絕了。他們不僅拒絕遣返,反而給傅索安提供了庇護。
這事兒在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毛主席、周總理得知后,都十分重視。他們隨即下令徹查這樁“丑聞”,要弄清楚傅索安為什么會逃到蘇聯,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經過一番調查,相關責任人受到了嚴懲。可傅索安的事,卻并沒有就此平息。國內民眾討伐她的聲浪愈發高漲,很多人甚至將她視為“國賊”、“紅色叛徒”。
一年后,克格勃總部大樓里,一場結業典禮正在這兒舉行。
傅索安站在人群里,看著周圍那些陌生的面孔,一個個神情嚴肅。當她接過那張印著鐮刀錘子徽章的特工證書時,手都有點微微發抖。她怎么也沒想到,自己這個來自中國的“問題青年”,竟會被推上冷戰間諜戰的最前線,成為蘇聯的克格勃。
想當初,她在中國的時候,被毛主席接見過的女知青。如今,逃到了蘇聯,卻被克格勃盯上了,還變成了一個看似冷靜、專業的特工。其實她心里清楚,自己不過是一顆被利用的棋子罷了。
沒過多久,總部下達了“清除叛徒伊萬諾夫”的命令。總部的人覺得,她這張東方面孔和復雜的背景,讓她成為執行這項任務的絕佳人選。
傅索安以“中國留學生”的身份,來到了日本東京。東京這座城市,熱鬧又繁華,大街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可傅索安卻沒心思去欣賞這些。她在目標公寓對面的廉價旅館租了個房間,每天就坐在窗前,觀察著伊萬諾夫的生活規律。
這個伊萬諾夫,警惕性高得驚人。他的窗戶永遠拉著防彈窗簾,就像一道堅固的屏障,把外面的世界隔絕開來。飯菜都是由管家從后門收取,連出門遛狗都帶著保鏢。
傅索安開始精心設計“偶遇”。她會在伊萬諾夫常去的公園里“偶然”出現,裝作在欣賞風景;會在他常去的咖啡館里“不小心”和他坐到相鄰的位置。每次“偶遇”,她都會露出那張漂亮的臉,用那看起來人畜無害的眼神看著伊萬諾夫。
伊萬諾夫一開始還有些警惕,可時間一長,他漸漸放松了警惕。他覺得這個中國女孩挺有意思的,每次看到她,都會莫名地感到一陣輕松。他開始和傅索安聊起天來,從天氣聊到生活,從藝術聊到哲學。傅索安總是耐心地聽著,時不時地插上幾句話,讓伊萬諾夫覺得她是個很有思想的女孩。
經過多次的“偶遇”,傅索安終于找到了讓伊萬諾夫放松警惕的間隙。她知道,機會來了。這一天,伊萬諾夫參加了一個宴會,宴會上他端著香檳,搖搖晃晃地走了過來。傅索安早就等在了那里,她裝作一副慌張的樣子,“不小心”撞翻了伊萬諾夫手中的酒杯。
“請原諒我的笨拙。”傅索安連忙掏出手帕,去擦拭伊萬諾夫的衣襟。她的指尖微微顫抖著,心里卻十分鎮定。她將準備好的毒藥悄悄灑進了伊萬諾夫的酒里。
伊萬諾夫并沒有察覺到什么異樣,他笑著擺了擺手。然后,他端起那杯被下了毒的香檳,和傅索安碰杯,一飲而盡。
三小時后,伊萬諾夫在驅車前往美軍基地的路上,突然感到一陣劇痛。他的臉色變得煞白,豆大的汗珠從額頭上滾落下來。他想要呼救,可喉嚨卻像被什么東西堵住了一樣,發不出聲音。車子在馬路上橫沖直撞,最后“砰”的一聲撞在了路邊的樹上。
當警察趕到時,伊萬諾夫已經沒有了氣息。法醫進行了尸檢,卻只查出是心臟驟停,連最細微的針孔都沒找到。東京警視廳的人一頭霧水,他們開始大規模地排查可疑人物,可怎么也找不到線索。而此時的傅索安,已經坐上了離開東京的飛機。
回到莫斯科的當天,克格勃對她的行動非常滿意。他們舉行了一個簡單的表彰會,對傅索安進行了一番獎勵。但更珍貴的獎勵,是她在盧比揚卡大樓擁有了自己的專屬辦公室,還有一大筆的酬勞。
但好景不長。1972年,傅索安被確診患上了重度肺病。起初,那咳嗽還只是斷斷續續的,漸漸的,就演變成了整夜難眠的劇咳。每到夜里,那咳嗽一聲接著一聲,震得她五臟六腑都疼。有時候咳得厲害了,竟能咳出鮮血來。
病魔這東西,一旦纏上人,可就不只是折磨肉體那么簡單了。到了1974年,傅索安去醫院拍了X光片,那片子上肺部異常的陰影已經擴散成了片狀病灶。從那以后,胸痛就成了她生活的常態,日日地穿刺著她的身體,讓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
為了緩解這疼痛,醫生給她開了止痛針劑。一開始,那針劑還挺管用,打完之后,她能稍微緩口氣,感覺身上輕松了不少。可時間一長,止痛針劑的效力越來越短暫了。有時候剛打完針,沒一會兒,那疼痛就又像潮水一般涌了回來。沒辦法,她只能依靠注冊嗎啡。這嗎啡成了維持她生存的必需品,她就像個癮君子一樣,越來越依賴它。
在藥物副作用和病痛的雙重折磨下,傅索安的身形日漸消瘦。原本就有些單薄的她,現在更是瘦得皮包骨頭。她曾經那烏黑的發絲,也大把大把地脫落。
精神的崩塌,往往比肉體的折磨更令人絕望。傅索安雖然人在蘇聯,可心里卻一直盼著能見到自己的父母。每當護士推著治療車進入病房時,她總會下意識地望向門口,眼神里滿是期待,盼著能見到親人。她多希望父母能出現在門口,給她一個溫暖的擁抱,告訴她一切都過去了。
可她的父母,早就通過官方渠道發表了聲明,以“與叛國者劃清界限”為由,斷絕了和她的親子關系。
1974年11月,天還沒亮,整個醫院都靜悄悄的。值班護士像往常一樣,在病房里巡查。當她走到3號病房時,突然聽到監測儀發出刺耳的鳴叫。
護士趕緊跑到床前,只見傅索安蜷縮在床角,身體微微顫抖著。床頭柜上,散落著幾個空藥瓶和撕碎的信紙。護士心里一緊,趕緊上前查看傅索安的情況。可此時的傅索安,已經沒有了呼吸,臉色蒼白得嚇人。
傅索安吞服了超量鎮痛劑,生命永遠定格在25歲。她最終在異國醫院的白色病房里,用最決絕的方式逃離了肉體的桎梏與精神的煉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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