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國內一篇論文對中美的教育理念進行了對比。

文中提到，美國學生在校園里以玩為主、自由發展，度過了美好的少年時光，且這不僅沒有荒廢學業，還培養出了獨立自主、充滿創造活力的年輕人；反觀中國教育，則被描述為“以犧牲終生幸福和創造力喪失為代價，制造了一批只會應試的學生”。

那時，“快樂教育”理念在中國風靡一時，推行素質教育、探索考試外的多樣化考核方式成為教育改革的口號，西方高校的推薦制及將社會活動納入考核體系，一度被視為擺脫“唯分數論”的替代方案。

時過境遷，如今我們對這些“新理念”已有不同認識，美國人對自身教育體系的評價也發生了巨大變化。2025年3月，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宣布解散教育部，其援引的一份美國教育現狀評估數據顯示：70%的八年級學生閱讀能力不達標，72%的八年級學生數學能力不達標。

但文件未提及的是，美國教育已呈現極端兩極分化——研究表明，美國精英家庭與普通家庭學生的教育水平差距，已相當于美國與突尼斯的平均教育水平差距。

具體來看，美國教育分化為三個層次：

金字塔頂端是權貴教育，通過不公開的內部交易，讓權貴子女通過特殊門路享受頂尖教育；

中間層為精英教育，依托高昂的私立學校學費和課外活動費用，將大多數普通家庭拒之門外，實現“未考先分”；

底層是大眾公立教育，這也是“快樂教育”理念主要流行的領域，用于掩蓋公立教育投入減少與教學要求下降的事實。

三者共同塑造了美國當下的教育現狀。

2018年12月，時任前總統的拜登致電賓夕法尼亞大學時任校長古特曼。

寒暄后，拜登“不經意”提起孫女梅茜正在申請賓大，古特曼心領神會。幾日后，梅茜提交的申請材料中包含三封重量級推薦信及一篇《我的副總統爺爺》的個人陳述；四個月后，梅茜順利入學。四年后，古特曼被已任總統的拜登任命為駐德國大使。

在信奉自由市場的美國，以私立大學為主的高等教育已被“無形之手”深度改造。美國大學高度依賴社會捐贈運作，自然向上層靠攏——權貴階層是常春藤院校重點維護的“客戶”，權貴也愿為大學拉攏資源，形成“互相成就”的關系。

賓夕法尼亞州是拜登的故鄉，自其功成名就以來，賓大與其保持緊密聯系：特聘其為教授、設立“拜登中心”研究院。2019年拜登宣布競選總統，隨著其民調攀升，賓大也獲得資本市場青睞——拜登當選當年，賓大獲捐9.7億美元，創歷史紀錄；而在其即將卸任的2024年，賓大捐款額降至4.9億美元。大學發展與捐款額直接相關，美國高校迎合頂級權貴需求，既是管理層選擇，更是私有化、市場化的必然結果，學校管理層甚至學生都默認其“合理性”——學生也希望在校園結識權貴子弟。

為讓權貴子弟入學程序“無可挑剔”，美國高校設置了高度靈活的錄取標準。以賓大本科為例，本土申請者雖需提交SAT/ACT成績（類似中國高考），但無最低分要求，學校綜合考量多因素錄取。換言之，一封分量足夠的推薦信即可彌補成績差距。

媒體披露，哈佛招生季時，招生主任會收到一份“院長名單”，列有極富影響力的申請者。2014-2019年，“院長名單”申請者錄取率為42.2%，是普通學生的9倍。常春藤的聲望讓“有分量的推薦信”成為權貴階層內部的高價值“禮物”——以批評民主黨聞名的前?？怂怪鞒秩丝柹?，曾為兒子學業請拜登寫推薦信。這種交易根植于權貴利益關系，用我們熟悉的話說，就是“人情世故”。因此，圈外人即使富有，若未與本土權貴建立信任和利益關系，也難獲機會；即便付出額外代價，也未必如愿。

美國媒體曾曝光：2017年，某中國企業高管為送女兒入哈佛，向中介支付650萬美元，中介花50萬美元賄賂帆船教練，將其女以“體育特長生”身份送入哈佛。

此事引發部分美國精英不滿，曝光后該生被哈佛開除——對頂級權貴而言，常春藤入場券不應是“有錢就能買”的俗物，維護人脈與資源才是核心。

在頂級權貴的“特權通道”之下，普通精英階層有另一套規則。

他們的子女雖有機會追逐名校，但需付出更沉重的代價。以耶魯為例，每年約5萬份本科申請中，除招生主任桌上的“VIP名單”，其他申請者筆試成績普遍優異，錄取更依賴筆試外材料：三封推薦信、個人經歷陳述、藝術/體育等課外活動證明。

但這些材料無法像分數般量化，反而成為比考試更重的負擔——標準化考試競爭有明確上限（試卷本身），而個人經歷、社會活動等材料需無限加碼以吸引招生官注意，比拼的不僅是學生努力，更是家庭背景與財力。

2015年2月，《大西洋月刊》根據真實經歷，記錄了一名“沖刺名?！鄙暾堈叩娜粘＃?/p>

泰勒就讀于舊金山頂尖高中帕羅奧圖學校，課余每天花5小時寫作業和額外訓練；同時參與爵士樂隊（演奏大號）、話劇社（參演歷史劇）、水球/游泳訓練，還加入童子軍。

一次游泳訓練后，泰勒精神崩潰，吞下整瓶布洛芬。這種現象并非個例——帕羅奧圖學校是全美前1%的私立高中，因升學壓力過大，學生10年間自殺率是全美高中平均水平的5倍，但仍有大批家庭擠破頭送孩子入學。

美國教育高度市場化，優質資源向私立學校集中，高昂學費與課外活動費自動篩選掉普通家庭。帕羅奧圖學校學生家庭收入中位數超20萬美元；紐約頂級私立幼兒園錄取率僅5%（堪比哈佛），催生“幼兒園教育顧問”市場（按小時收費）；紐約頂級私立學校年學費7萬美元，而50%美國家庭年收入未達此數。全美私立學校協會主席透露：頂級私立學校70%學生來自全美收入前4%的家庭。

私立學校高昂學費疊加興趣班、課外活動費，將絕大多數普通家庭拒之門外，導致普通家庭子女進入精英大學的機會極為渺?！?、耶魯超2/3本科生來自全美收入前20%家庭。大部分普通家庭子女只能就讀公立學校，而公立學校最糟糕的不是教學質量，而是截然不同的理念與氛圍：私立精英教育推崇嚴格績效主義，公立教育卻以“快樂童年”為名，掩蓋投入不足、質量低下的事實。這種理念差異，斷了普通人“用時間換效率、努力彌補背景差距”的可能，讓“拼績效”成為精英家庭的特權。

滑稽的是，國內有人將美國這種“兜底教育”包裝成“快樂教育”神話，奉為學習榜樣。2018年1月，紐約市教育局宣布關停14所表現不佳的公立學校，將節約資金投入另外21所“表現優異”的學校。但這些“優異”學校里，學生課堂上打鬧、玩游戲、瀏覽色情網站是常態，老師只能用擴音器蓋過吵鬧聲。

美國公共教育投入不足，導致公立學校質量持續下滑。媒體曾報道：巴爾的摩某公立高中77%的高中生閱讀能力僅達小學水平，老師不得不在高中課堂使用小學教材。這種情況下，“快樂的學生”成了美國公立教育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優點。

圍繞這一“優點”，美國政客與組織重新定義“優秀教育”——如馬薩諸塞州成立的“創新教育評估聯盟”提出減少考試成績占比，更多用課堂表現評估，聲稱要讓學生“在活躍氛圍中成長”；該州教育委員會還不斷下調基礎學科合格標準，理由是“現行標準過高，影響學生身心健康”。

為降低畢業門檻，長期不及格的學生被納入“在線學分補修計劃”，允許考試時用網絡搜索、重復考試直至通過。

一系列“改革”后，馬薩諸塞州斯普林菲爾德市2022年公立中學畢業率從15年前的不足50%升至94%，被政客作為“突出政績”拉攏選票。

這些操作造就美國教育一大奇觀：政客宣稱“美國人口受教育程度達歷史最高”，但涉及國際對比時，美國平均教育水平卻“露怯”。2025年國家教育進展評估顯示：美國學生閱讀能力跌至歷史最低點，數學能力跌幅較小但高分與低分學生差距持續擴大，甚至超過20世紀中葉白人與黑人學生的平均差距。

優質資源集中的精英教育與投入不足的大眾教育已造成嚴重后果，但最致命的不是資源差異——中國人贊賞“寒門貴子”，正因知其艱辛。

最嚴重的是將差異固化到思想層面：精英與大眾流行不同教育理念，讓大眾從“需更努力”變為“不知努力”。

美國教育領域的“離譜操作”被部分國內學者總結為“快樂教育”。

需說明的是，美國很少使用“快樂教育”這一說法，該詞是為國內受眾發明的，用于襯托“苦哈哈的應試教育”。當然，不排除部分提倡者懷揣善意，但他們顯然忽略了美國操作的真實原因——美國不愿再投資公共教育，與其大范圍“去公益化”背景相關。

美國金融、科技、法律、醫藥等優勢行業僅需有限精英，自然不愿在大眾公共教育上追加投入；但政客又需“教育政績”，修改教育理念與考核標準便成最快捷徑。

無視現實、盲目將美國一切往好里解釋，是許多人“大談國際接軌”時的常見錯誤，也是其漸失民眾信任的原因。中國人從不排斥學習，但只有以平視心態觀察研究西方，才能“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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