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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對日宣戰之際，中日全面戰爭已展開4年多，蔣介石國民政府一直在重慶苦撐苦熬，等待美日戰爭的來臨。

當得知美國對日宣戰之時，蔣介石長舒一口大氣，“美日終于打起來了！”中國舉國歡欣鼓舞，似乎看到了對日戰爭勝利的曙光，蔣介石國民政府的確應該慶賀。應該慶賀的，不僅是美日戰爭的勝利必然會帶來中日戰爭勝利的希望，而且，美日戰爭也提高了中國作為反日同盟國的戰略地位，導致羅斯福產生要“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東亞戰略。美國從此下定了支持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決心。

1、“讓中國成為大國”的構想

太平洋戰爭是美國成為世界強國后，首次遭遇到另一強國的戰爭挑釁。因此，對美國而言，戰爭的目的不僅是要徹底打敗日本，還要在戰爭后防止日本的軍事威脅重現，這一考慮，成為美國對戰后遠東秩序規劃的首要前提。

基于此，中國在權力政治中不再被視為無足輕重，中日戰爭也不再被孤立對待，而被賦予新的價值和意義。幾乎從戰爭一開始，羅斯福就顯示出要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決心。

珍珠港事件爆發后兩周，英國首相丘吉爾飛赴華盛頓，參加在1941年12月舉行的華盛頓會議。會議期間，羅斯福根據其顧問霍普金斯的建議，要求在盟國將于1942年1月1日使其發表的《聯合國家宣言》里將中國不按照字母表的順序與其他國家同列，而使其與蘇聯、美國、英國并列，將四國一起排到其他國家之前，這是美國首次在國際場合公開表明美國要“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治意圖。

當時，丘吉爾對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突然產生的分量，感到十分驚訝他回憶道：

“在華盛頓時，我已經發現中國在美國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上層人物的心目中，具有異乎尋常的重大意義。我意識到有一種評價標準，把中國幾乎當作一個可以同英帝國不相上下的戰斗力量，把中國軍隊看作是一種可以同俄國軍隊相提并論的因素。我向總統表示，我認為美國輿論對中國在這場全面戰爭中所能做出的貢獻估價得過高了。他大不以為然（表示）中國有五億人民。如果這樣眾多的人口能向日本在前一世紀里那樣蓬勃發展起來，并取得現代化武器，那時候會怎樣呢？”

不論丘吉爾怎么去想，顯然美國已經決定展開積極行動，將“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策付諸實施。

隨后，在一系列重要的國際活動，尤其是討論對戰后世界的安排時，美國向蘇英兩國力爭抗辯，反復強調了中國的重要性。

1942年5月，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訪美。談到對戰后世界的設想安排，羅斯福告訴莫洛托夫：

戰后復活國聯沒有實際意義，應該以大國為“世界警察”發揮作用；中國在建立統一的中央政府之后，可以與美、英、蘇一道，成為四大國，這樣中國可以發揮對日本的警察監督作用，并至少可以確保25年的和平。

1943年3月，英國外相艾登訪美。

美國國務卿赫爾向艾登表示，“中國將會成為遠東警備日本極有益的力量，我們正考慮盡可能使中國強大”。

在與艾登等討論成立聯合國的問題時，羅斯福又進一步強調，國際組織的真正決策應由美、英、蘇、中四國來做出。

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長會議籌劃建立戰后“普遍的國際性組織”，會上，蘇聯反對將中國視為大國，但赫爾堅持不予讓步，并不惜以減少美國對蘇聯的租借援助相威脅，蘇聯因此而做出了讓步，在美國的壓力下，中國在莫斯科會議上得以成為《莫斯科宣言》的最早正式簽署國之一，并因此獲得成為戰后“普遍的國際性組織”中四大國之一的政治保證。

1943年11月底12月初的德黑蘭會議，斯大林再次對以中國為四大國之一提出質疑，并建議分別成立歐洲和遠東地區的國際組織。但羅斯福堅持表示，戰后普遍性的國際組織應該是世界性的，中國作為東亞代表，它的地位也應該是世界性的。

1943年11月22-26日召開的開羅會議，成為美國“使中國成為大國”政治努力的頂峰，在開羅會議上，美國重申了在1943年1月卡薩布蘭卡會議時提出的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原則，支持中國恢復“滿洲”、臺灣、澎湖等自甲午戰爭以來，被日本侵占的一切中國領土，并支持中國作為四強之一參加戰后國際組織。

這些承諾均在1943年12月1日美英中聯合發表的《開羅宣言》里得以明確。《開羅宣言》表明了美國徹底擊敗日本的決心，也在此基礎上確定了排除日本，以中美關系為基軸的美國戰后在東亞的政治目標。

2、羅斯福為何要讓中國成為大國？

另一方面，在提升中國國際地位的同時，美國也著手致力于改變中美關系中仍然存在的不平等，美國此時仍在華享有治外法權，1882-1913年間制定的排華法案也仍然對中國移民實施歧視性限制，1942年10月，美國主動將廢除治外法權條約的問題提出與中國進行交涉，1943年1月11日，中美締約，美國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和其他特權。

該條約于5月2日生效，從此結束了自《中美望廈條約》簽訂以來兩國關系不平等的歷史。1943年10月，羅斯福又向國會提案，要求廢除排華法案，并給中國移民以平等的入境限額。12月17日，國會通過了該法案，可以說通過這些努力，美國在國際法意義上將中國提升為地位平等的同盟國。

“使中國成為大國”政策的決策是相對突然的，在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前，羅斯福從未談到過美國要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治目標，美國的政府文件和一般雜談中也都沒有發現有關論述。

在1941年8月羅斯福和丘吉爾討論《大西洋憲章》時，曾設想英美同盟在戰后擔當世界警察，但卻沒有提到中國，羅斯福的朋友羅森曼曾感慨，“羅斯福對華政策的形成過程就像原子彈爆炸一樣神秘。”

決策的突然性顯然與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有關。

這一政策在戰爭爆發后迅速提出，大致原因有二：

首先，是出于中美聯手以打敗日本的軍事目的；其次，是出于對戰爭結束后確保美國在東亞的地位和對東亞國際秩序做出安排的政治考慮，這兩點在戰爭初期國務院就對華政策所做的表述中，均有明確的體現。

國務院對在華軍事目標的表述是，“美國政府主要的和直接的目的是保持中國對日作戰，并動員中國的全部軍事、經濟力量進行強有力的作戰行動，”對在華政治目標所作的表述是，“美國政府對華的長遠政策是基于這種信念，即遠東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的基本條件是使中國成為該地區的主要的穩定因素。”

就軍事目的而言，由于戰爭的緊迫，這一決策有著強烈的服務于軍事目標的政治手段的色彩，對美國而言，中國可資利用的軍事價值總體上包括了以下幾方面：

(1)提供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資源；(2)牽制并消耗日本軍事力量，使其不能投入其他戰場；(3)提供攻擊日本本土時便利而必不可少的軍事基地，尤其是空軍基地；(4)在心理戰上抵消日本有關“亞洲人的亞洲”、“大東亞圣戰”之類的戰爭宣傳等。

對中國上述軍事價值的考慮既體現在羅斯福、赫爾等重要人物的談話中，也充分反映在戰爭時期有關重要軍事決策里，為此，從太平洋戰爭一開始，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舉行的華盛頓會議上，美國就決定成立中國戰區，讓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名義上有權指揮美英中三國軍隊。

1942年2月，羅斯福又決定將史迪威將軍派駐中國，作為美國在中國戰區軍事代表和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總參謀長，以“增強美國對中國政府戰時援助的有效性并協助提高中國軍隊的戰斗能力”。

在抱有對中國的上述軍事期待的同時，美國關于“歐洲第一、亞洲第二”的總體戰略，以及美國對華有限的軍事援助能力，也對羅斯福做出“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治決策有重要的影響。

由于無力同時展開對德日決戰，美國的總體軍事戰略是先打敗德國，之后再使日本無條件投降。這一點決定了美國首先需要把中國留在對日作戰戰場，牽制日本軍隊，以待美國打敗德國后再回頭與日本決戰。但是，由于中國的實際能力，它能否堅持到德國戰敗，難以或料。

支持中國軍隊需要投入大量的戰略資源；蔣介石本人也經常以中國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弱點以及隨時可能出現政治軍事崩潰為由，要求美國給予援助，還不時暗示中日有單獨媾和的可能。

在美國有限的戰略資源不能充分滿足歐亞戰場同時作戰的需要，而又必須克服上述矛盾，以保證歐洲戰場優先的總體軍事戰略的情形下，羅斯福只能考慮以其他方式彌補對中國戰場戰略物資分配的不足，來穩住蔣介石。

在這個意義上，以提升中國的政治地位，讓尚未完全與其他大國主權平等的中國成為四大國之一的政治承諾，來確保蔣介石留在對日作戰戰場，是羅斯福政治考慮的重要方面。

政治考慮的另一方面，是對戰后東亞秩序的設想。羅斯福考慮在戰爭結束之后讓日本退出東亞的權力舞臺，而使古老的東方大國中國承擔起填補日本退出后東亞權力政治真空的作用。同時，因為他決心吸取日美關系的歷史教訓，制止戰爭，改變美國在東亞地位一直受日本的挑釁與威脅，處于對日本挑戰被動反應的境地，一勞永逸地解決美日在東亞的競爭糾葛。

3、期望值的下降

對于中國的實際能力，英、蘇兩國顯然很懷疑。丘吉爾在華盛頓會議時就表示，“當我認為某一種評價標準完全不切合實際的時候，千萬不要指望我去采取這一態度。”

1943年3月，艾登在訪美之際又警告赫爾，“中國是否穩定很值得懷疑，戰后可能必須經過革命。”

1943年底在德黑蘭，斯大林對羅斯福所談的“四大警察”維持戰后世界和平的問題又充滿疑慮，他告誡羅斯福，歐洲可能對中國擁有對自身問題發言權不滿，“戰爭結束之時，中國或許沒有如此實力”。英蘇兩國在有機會時，都提醒羅斯福在對中國的認識問題上保持冷靜。

羅斯福并非不冷靜，做出這一決定，他還考慮到戰后東亞會出現另一種新情況，這就是在日俄戰爭后已經淡出東亞權力舞臺的俄國，將以新的姿態并挾強大的實力，重返東亞權力舞臺。正如他在1943年某一天告訴海軍上將蒙巴頓勛爵，把中國當作“大國”可以在戰后一個時期制止侵略。

當時他說，有了5億中國人做盟友，“這在今后25年或50年是非常有用的，即使目前中國還不能給我們]提供很多軍事和海軍支援。”在他看來，由于中國的戰略地位，一個友好的中國可以成為抵制蘇聯在亞洲擴張的緩沖地帶，甚至可以發揮制衡蘇聯的作用。

總之，不論是基于現實，還是出于“希望這個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國變成一個現代的、民主的、基督教的國家并追隨美國領導的理想”，羅斯福顯然決心要把“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策貫徹下去。

但是，隨著戰爭的推進，不論軍事還是政治形勢都發生著變化，使得羅斯福有關“使中國成為大國”政策的推行變得復雜和困難。

首先，是美國對華軍事目標發生轉移。

戰爭之初，美國主要期待利用中國軍隊兵員眾多的優勢與日本展開地面作戰，同時把中國機場作為從空中進攻日本的主要軍事基地。為此，日本占領緬甸之后，1942年6月，在華的史迪威將軍制定了一個中英美協同作戰的緬甸收復計劃，旨在重新打通仰光到昆明的運輸線，粉碎日本封鎖，使每月三萬噸的軍需品能夠抵達中國。

但是，這個計劃遭到中英兩國的反對。蔣介石要保存實力，英國也不愿意因為在仰光發動兩棲進攻而分散歐洲戰區的軍事力量和裝備，并且英美在軍事物資調撥上也有困難。這些原因致使緬甸收復計劃被一拖再拖，不斷修改。到1943年5月華盛頓會議時，史迪威龐大的計劃，變成只是重占緬甸北部、開辟雷多公路的小規模有限戰役計劃。

到開羅會議時，由于丘吉爾的堅持，羅斯福甚至取消了孟加拉灣的兩棲作戰計劃，致使緬甸收復計劃擱置，由于緬甸收復計劃立足于以中國為反攻日本的重要基地，該計劃的擱置，直接影響到中國作為反攻日本的軍事基地的價值。

與此同時，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勝利，也使美國對華軍事期待發生變化。1942年5月，美軍在珊瑚海戰役的勝利挫敗了日本海軍對新幾內亞的攻勢。6月，美軍又在中途島戰役大獲全勝，奪得太平洋戰區的制海權和制空權。8月，美日展開瓜島之戰，美軍苦戰半年后獲勝，取得了戰略反攻的重要立足點。此后，參謀長聯席會議確立了突擊太平洋中部，并從太平洋西南部反擊日軍的作戰計劃。

太平洋戰場的勝利加上緬甸收復計劃難以實現，使自1943年10月起，美國作戰指揮部門開始考慮主要從太平洋而非自中國大陸反攻日本的戰略方針。當時，最新型的航程達1500海里的B-29轟炸機已研制成功并裝備美軍部隊，這使得從太平洋島嶼起飛轟炸日本變得輕而易舉，同時也自然加強了以太平洋為基地的作戰計劃考慮。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作戰指揮部門決定先奪取馬里亞納群島，并在那里建立起反攻日本的重型轟炸機基地。這樣一來，對中國的軍事期待便降低為使中國堅持抗戰，牽制在華日軍，以減緩太平洋戰場的壓力了。

其次，是美國對華軍事期待值降低。這種降低，是由于美國感受到中國自身政治軍事形勢復雜，以及國民黨軍隊戰斗能力太差，在戰場上屢戰屢敗的結果。

當初羅斯福以史迪威為美國在中國戰區的軍事代表和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官的總參謀長派赴中國，目的是要提高中國軍隊的戰斗力，配合美國的整體作戰計劃。史迪威到達中國后，為使中國軍隊能在反攻日本的戰斗中發揮作用，積極致力于中國軍隊的改組。但他很快就發現，蔣介石只關心自己對軍權和政權的控制，認為軍隊改組會危及其政權統治。

而且，蔣介石也不想同日本人作戰，只想保存嫡系部隊的實力，并向美國爭取更多的援助來加強實力，以備有朝一日同共產黨軍隊最后攤牌。

蔣介石不時與史迪威在怎樣改組中國軍隊的問題上產生尖銳沖突。史迪威認為蔣介石在為他的工作設置障礙，憤怒之余，他甚至斷言“我們是同僵尸結盟”。

4、從“無條件支持”到“有條件支持”

當時，圍繞對蔣介石和中國軍事政治形勢的看法，美國在華軍政人員分為兩派，一派以史迪威為首，堅決反對美國與蔣介石政權綁在一起；另一派以美國在華的另一個高級軍官飛虎隊指揮官陳納德為首，在政治上支持蔣介石。

進入1944年后，上述所有政治、軍事矛盾都開始變得尖銳化。

由于無法實現史迪威所需的物資調派和軍事計劃，并考慮到必須支持蔣介石以防止其與日本單獨媾和，羅斯福支持了陳納德從中國空襲日本的計劃。但陳納德飛虎隊對日本本土的冒險轟炸不僅未能達到軍事目的，反而刺激了日本在1944年1月24日下達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命令。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即豫湘桂戰役）歷時8個月，自4月17日豫中會戰開始，至12月10日自越南北上的日軍與南下廣西的日軍會合，完成日軍打通從華北至印支半島的大陸交通線的軍事計劃為止，國民黨軍隊在豫中、長衡、桂柳會戰中連戰連敗，損失數十萬人，丟失國土20余萬平方公里、大小城市164座、機場36個，極大地損害了中國軍隊的國際形象更為關鍵的是，華東空軍基地連續失守，致使以中國作為對日反攻主要基地的軍事價值徹底化為烏有。

9月，美英在魁北克會議重新確認了從1943年10月以來便考慮的從太平洋反攻日本的總戰略，10月初，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認定，盟軍沒有必要在中國東部沿海登陸。

在豫湘桂戰役進行之際，由于蔣介石軍隊的潰敗以及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羅斯福也試圖在中國嘗試與蔣介石之外的其他力量合作的可能，7月初，美國陸軍觀察組被派到了延安，其目的是想探索與中共在政治和軍事上合作的可能性。美軍觀察組受到了中共領導人的熱情歡迎，觀察組成員，尤其是約翰·謝偉思，更展望了與中共的合作前景，并預言美國支持蔣介石政權的政策注定要失敗。

但是，美國與中共之間短暫的“蜜月期”并沒有持續多久。到1944年夏秋，在豫湘桂戰役緊張之際，為爭奪中國戰區最高統治權，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矛盾也演至白熱化，8月，為了緩和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矛盾，并幫助蔣介石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調處國共糾紛，羅斯福以帕特里克·赫爾利為特使赴華。

派遣赫爾利的決定對美國走上支持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歸路有著重要的影響，因為赫爾利幾乎從到達中國的那一刻起，就認為他的使命是把中國所有的軍事利政治集團統一到蔣介石的領導之下，并且篤信只要蘇聯不反對，這一目標就可以實現。

到1944年10月，軍事和政治兩方面的決定都使得這一個月成為戰時美國對華政策的分水嶺。在軍事上，由于中國軍隊在豫湘桂戰役的失敗和美軍在太平洋跳島戰役的勝利，使美國完全放棄了把中國作為反攻日本重要軍事基地的作戰計劃，只保留了要求中國軍隊繼續在戰場上拖住日軍的有限目標在政治上，羅斯福在一番猶豫之后，最終決定支持蔣介石，他召回了史迪威，以艾伯特·魏德邁。

取而代之，隨后，以反共著稱的赫爾利又接替了支持史迪威的高斯，成為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召回史迪威和對赫爾利的任命導致美國同中共短暫“蜜月”的結束，延安陸軍觀察組被很快撤回，而在赫爾利的壓力下，一批批評蔣介石政權、要求美國與共產黨保持接觸的外交官也紛紛離開了中國。

這樣，美國在實現其對華政治目標與無條件支持蔣介石政權的問題上，開始失去政策回旋余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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