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一個好皇帝，對于臣下來說可遇而不得求好官家；對于黎民百姓來說不可多得的圣天子；對于后宮妃嬪乃至仆役宮人來說難能可貴的懷仁之君；而對于后世來說，仁宗堪稱宋朝體制下最稱職、最完美的皇帝。與之迥異相較的則是甫一登基，便謀求大治、銳意改革的神宗皇帝。可從本質上來說，仁宗與神宗并無太大的區別，只不過相對于神宗來說，宋仁宗之心在于維系家國社稷，在祖宗框定的制度內垂拱而治即可。之所以言及二人本質無所相差，則在于宋朝最大的兩場改革，皆在此二位在朝期間發生。

（宋仁宗真像，古代畫師親繪）

01標榜模范好官家

宋仁宗趙禎于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即位，時年十三歲；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仁宗崩逝，享年五十四歲，以在朝四十二年的記錄冠居宋朝歷代皇帝之首。這相當于普通人半生的時間中，仁宗若是沒有些什么自己的想法，那才不正常之至。可念頭與契機不是一股腦的涌現出來的，在長達十一年的“聽政”生涯中，基本上處于探索時期，國政要事也無須事必躬親，可在這“聽政”時期里，仁宗學會了如何做一個“好皇帝”。

仁宗的一生可謂貫徹了“官家”這個稱謂。

官家一詞出自《蔣濟萬機論》中的：“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由此稱為了宋朝歷代官員對于皇帝的稱謂。

（官家）

千萬不要小瞧這個稱謂，其深有的含義是嚴切貼合宋朝歷代君主的所必須要秉持的執政方針的。從表面上理解，是在說三皇五帝的統治模式，可實際反映的是三皇五帝時期治理國家一脈傳承的方針——德治，或者說是歷代之君主、官員、人民所向往的垂拱之治。

也就是說，官家這個稱謂是宋朝百姓內心所景愿的、希望的，對萬民所系的大宋皇帝的一種寄愿（當然民眾如何做想還未嘗可知）。可最熱衷于此的，是官員。大宋朝獨有的治國特點，便是積極主動的宣揚，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士大夫意指的便是憑學晉升的官員，他們當然是官家治理天下不可或缺的心腹臂膀，況且這個詞也是由士大夫冠上的。當然也有人說，這體現宋朝官員無處不在的文化氣息。這便有些牽強附會了，難道漢唐、明清歷代的文人士大夫就沒文化了？

（仁宗劇照，勵精圖治）

追根溯源，官家這個詞體現的還是宋朝制度下對于皇帝的囿限。將其比擬作三皇五帝之垂拱德治，實則是官場上下潛意識當中對于皇帝無形的對抗。

要知道，三皇五帝時期遠在千年之前便不可追尋，自周之后大家雖提倡垂拱德治，但誰也沒有傻到真正去恢復那段時間的政治制度，過去好的放在現如今就一定好嗎？恐怕不一定吧，何況是一個官員莫不希望自己頭頂的帝王垂拱而治，這樣一來留給官員的操縱空間豈不是更大了。

這也就造就了終宋一朝，也無強勢帝王的存在。

（宋朝疆域圖）

02仁宗的覺醒，慶歷新政

仁宗用四十二年時間，詮釋了一個合格的官家。可最初的宋仁宗卻不是這么想的，與后代的神宗皇帝一樣，對于歷經四代傳承的大宋，仁宗發覺一切并不像是官員所描述的那般和諧。就好比說與契丹遼國、西夏之間的外患，始終是懸在歷代皇帝心頭的巨石，時不時的便震蕩好幾回。

西北黨項人李元昊于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自立為帝，建大夏為國，次年便大舉進攻宋朝邊境。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戰役，使得投入在西北的數萬宋軍潰不成師，仁宗無時無地不在憂懸西北戰況，甚至還聽說李元昊那邊蠻口出狂言，欲臨渭水河畔，直據長安！

享國日久的仁宗何曾聽到過這樣的蠻夷之言，甚至連北方的契丹也聚兵幽燕、聲言南下，一副趁火打劫的模樣，還義正言辭的向宋朝索取關南之地（今河北白洋淀以東的一片區域）。

仁宗能怎么辦？只好派遣富弼出使言和平息事態，打發走契丹，可對于西夏絕不能容情，尺寸彈丸小國豈能任其猖獗，遂停止了與西北邊貿的一切諸多事宜，采取經濟上的制裁。可僅此矛盾的凸顯，仁宗算是看到了堂堂大宋實際下的軟弱不堪，他憤慨、羞惱、憂慮，國事每況愈下，臣下卻無興國強國之策，平日中犯顏直諫的熱情一掃而空。

（宋朝對外形式圖，外敵環侍）

令仁宗欣慰的是，總歸還是有良臣的存在的，就好比說范仲淹。其人一首岳陽樓記名滿天下，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盡述范仲淹畢生所愿所想。

仁宗首次認知其人是在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范仲淹所奏上的《上執政書》一文中，便對其抱有賞識的態度，詔其進京任事。可當時大宋還一片祥和，并無矛盾激烈凸顯，仁宗此時對于事態并無深切體會，可經歷西夏崛興之后，這個念頭便破土而出了。

（范仲淹像）

一場在仁宗主持下、范仲淹上奏《答手詔條陳十事》為起始的“風雨新政、雷霆改革”就此拉開了序幕，史稱慶歷新政。可以說這不是仁宗情急意切之下作的決定，而范仲淹也因此醞釀了十數余年之久，可最終的結果還是失敗了，還是由仁宗親自叫停的。

盡管有多少的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卻也將大宋王朝僵化的頑疾純粹的暴露在了仁宗面前。

（仁宗欽命范仲淹主持慶歷新政）

03仁宗之敗、新政之失

范仲淹能夠成為新政的核心人物不是沒有原因的，其人有著豐富的地方理政經驗，這便使得所陳出的政策改革是有實際來源的，絕非空口閑談。

“十策”當中以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為新政的主體，由內而外、層層推進削弱冗官積重的現象；以擇長官、均公田為新政的右翼，澄清官吏人員和革除官吏腐敗；以重命令、覃恩信為新政的左翼，樹立政令權威以及保證新政實施；以厚農桑、減徭役為新政的基本，維護地方民生的安定與發展；修武備則為新政之后續保障，應對外患之憂。

（《清平樂》劇照，仁宗頗顯中正仁德之君氣象）

其意向不言而喻——革除政治弊端（官場時弊），簡單來說就是利益蛋糕的重新分配，可這樣一來便造成了絕大多數官員的抵制與反對。使得原本好好的新政改革，成為了朋黨之間的相互攻奸。而支持改革的人畢竟還是少數，享受大宋國政優渥待遇的既得利益者簡直是數不勝數，然而最終的決定權還在仁宗手中握著。畢竟你是官家，你說了算。

可現如今仁宗比誰都還要糾結、為難，畢竟新政這個頭是他自己起的，現如今決策權轉圜一圈又回到了自己的手中。官場鼎沸的群意如烈火煎熬的熱油，以直言犯諫為美的百官奏疏紛至沓來，朋黨之論喧囂塵上，改革派和抵制改革的官員相互爭論，致使仁宗推行新政的初衷反而無人問津，其人內心不由得打起了退堂鼓。

（范仲淹主持下的慶歷新政）

是堅行新法、針除時弊？還是穩定朝政、顧全大局？

毫無疑問的，仁宗選擇了后者。就連后繼者銳意進取的神宗也不得不與之妥協，仁宗推行新法的目的本就在于致使天下太平，可現如今天下還沒有太平，反而是朝局先行混亂。政治抱負與祖宗基業孰重孰輕？自然是祖宗基業！

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罷參知政事，出邠州；富弼罷去樞密副使，出鄆州；杜衍罷為尚書左丞，出兗州；韓琦罷樞密副使,出揚州；歐陽修罷河北都轉運使，改滁州。慶歷新政自此歷經兩年徹底終結。

宋仁宗還是諸臣百工的好官家，持反對新政意見的百官也繼續為任。可仁宗新政不免為遺憾的，可宋制下的囿限使得他別無選擇，他要維護的不僅是宋朝百姓，還有趙宋的統治根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美名其實，大宋也日漸墮入冗政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