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以“美炸伊朗核設施突顯中國天命在肩”為題刊發于今天（2025.6.23）香港《信報》，除個別字句按香港讀者習慣調整之外，基本沒有刪改，這里貼出原稿全文。
昨天緊急趕出這篇稿子，《信報》編輯李海潮先生特意一直等到我傍晚7點半交稿，排版、印廠等環節也都相應等著。今天0點3分，李編輯將編輯好的版面PDF文檔發給我，那時我已經準備睡了；報社其它環節的朋友們等到什么時候，可想而知，辛苦了，謝謝。
之所以這么趕，是因為我與李編輯講希望這篇文章能夠有助于社會讀者在美國轟炸伊朗的震撼中看清全局大勢；特別是要趕在周一A股和港股開市之前在網上發出，希望有助于我們的投資者冷靜清醒。
畢竟，以色列股市在國家遭遇伊朗導彈還擊的上周15—19日連續五個交易日上漲，昨天以色列股市開盤即漲（以色列和沙特、科威特等海灣國家股市交易日均為周日至周四），美國轟炸伊朗核設施后創造歷史新高，到昨天累計上漲約6%；如果我們的股市卻同步下滑，那就不對頭了。
2025.6.23

美國轟炸伊朗核設施再次凸顯中國天命在肩

梅新育

“我們已經非常成功地完成了對伊朗三處核設施的攻擊，包括福爾多、納坦茲和伊斯法罕。所有飛機現在都在伊朗領空之外。滿載當量的炸彈落在了主要設施福爾道。所有的飛機都在安全返回的路上。祝賀我們偉大的美國戰士們。世界上沒有其他軍隊能做到這一點。現在是和平的時候了！感謝您對此事的關注。”

——當地時間6月21日晚，特朗普在其自創社交媒體“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發博宣布美國轟炸了伊朗關鍵核設施，頓時震動全球。

從隨后各方陸續發布的信息和聲明來看，盡管伊朗可能在轟炸之前已經轉移了濃縮鈾等材料，盡管伊朗某些官方人士宣稱伊朗最重要、埋藏地下最深的福爾多核設施并未遭到嚴重破壞，主要受損的是地上部分，且可以修復，但美國對伊朗這幾處關鍵核設施的轟炸應該是成功了。

一、弱國擁核道路已斷

盡管伊朗官方聲明發誓保留發展核技術的權利，而且某些專家認為美以襲擊伊朗核設施會刺激伊朗和別國下決心開發自己的核武器，全球核不擴散體系岌岌可危，但即使不考慮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的穩定性，即使不考慮伊朗核科學家的損失，數十年來耗費了巨額資源的核設施基本全部毀于6月13日以來的連續轟炸打擊之中，早已經濟衰敝、民生困苦的伊朗在可預見未來還能拿出原來那樣多資源發展核技術嗎？看到伊朗的遭遇，真的還有其它綜合國力不如伊朗的國家愿意走上這條路嗎？

須知，以美元現價計算，2023年伊朗GDP只有4035億美元（下文宏觀經濟統計數據除特別標明外均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遠未恢復到2008—2017那十年的水平，比核協議達成后的2016年（4580億美元）少12%，比特朗普宣稱要退出核協議的2017年（4868億美元）少17%，比2011年的高峰（6254億美元）少35%。與其敵國以色列對比，8655萬人口的伊朗（2023年）GDP從2018年起就低于976萬人口（2023年）的以色列。即使在本土遭遇大規模襲擊、直接總動員全面戰爭的2023年，以色列GDP從上年的5250億美元下滑至5095億美元，也比本土未卷入全面戰爭的伊朗（4035億美元）高26%，人均GDP（52219美元）相當于伊朗（4663美元）的11.2倍。在以色列-哈馬斯戰爭全面展開的2024年，接連遭受重挫的伊朗經濟表現進一步與以色列拉開差距。

不僅如此，如果考慮到2018年以來伊朗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嚴重背離，上述2018年以來的伊朗GDP數據系按照2018年4月伊朗政府確定至今的官方匯率1美元兌換4.2萬里亞爾計算，而市場匯率已經貶值到官方匯率的1/10乃至二三十分之一；如以市場匯率折算，以美元現價計算的伊朗GDP規模還要進一步大幅度縮小。

在國民感受最為直觀的通貨膨脹、失業率等宏觀經濟與社會穩定性指標方面，伊朗表現更為糟糕，與其敵國以色列的差距更加明顯。

正因為如此，對伊朗目前民心士氣不可高估。去年伊朗議會選舉和總統補選兩次最重要選舉，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親自出馬動員，投票率也不過40%左右，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二、“天命”決定中國崛起之路超出別國能力

有些輿論認為，當年統治利比亞的卡扎菲主動棄核導致其后來在“阿拉伯之春”中身死國（政權）滅，但這個判斷是荒謬的，在當時西方聯軍發動伊拉克戰爭迅速消滅薩達姆政權的情況下，如果已經遭受了多年制裁的利比亞不主動棄核，卡扎菲政權當時就會被消滅，不用等到數年之后了。

所以，這回以色列襲擊和美國轟炸伊朗核設施是向希望走“擁核發展”之路的后發國家前所未有的慘烈警告，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封閉了這條發展道路；正是這一點，再次凸顯了中國天命在肩。

為什么？

因為利比亞、伊朗和其它一些國家的慘烈結局一再表明，從“擁核自衛”、“擁核發展”到作為后發國家實現工業化，中國能夠做成的大事，不等于別國“抄作業”也能做成；這是數千年來炎黃子孫世世代代自強不息深厚積累奠定的“天命”，絕不是幾十年上百年兩三代人就能指望趕上的。一些輿論惋惜利比亞、伊朗沒有早日下決心自主擁核，且不提核擴散失控的世界將是怎樣的噩夢，這樣的說法本質不過是太低估了中國而高估了其它一些國家。

早在去年（2024年）6月3日《第一財經日報》刊發的《總統遇難后伊朗經濟亟需戰略收縮》、6月8日觀察者網刊發的《伊朗走到戰略轉折關頭，應見好就收》等文章中，我就基于對數十年來伊朗及其主要鄰國、盟友和對手經濟狀況的系統梳理和對歷史教訓的總結，主張伊朗在以色列-哈馬斯戰爭中見好就收，及時適度戰略收縮，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睦外部環境，夯實應對更大風險挑戰的基礎，一年以來的形勢發展從反面驗證了我的判斷，我為伊朗走到今天的地步惋惜，但我不能不說，伊朗選擇“擁核自衛”、“擁核發展”戰略從根本上就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因而是錯誤的。

三、中國屢次轉危為機

難道不是嗎？

從1760年代工業革命開始，至今260年，有幾個國家能夠在霸主國家全方位嚴酷貿易禁運制裁之下實現工業化、從農業國躋身工業國？只有1930年代的蘇聯和建立后前3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隨后的發展中，蘇聯在蘇美冷戰中敗亡，中國則通過自強不息將一場又一場全球性危機化作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上升的契機：

1970年代，國際貨幣體系解體重構，石油市場震蕩不已，西方世界深陷普遍的“奔騰式通貨膨脹”、“滯脹”，卻成為我們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和財政收入、對外經貿連年翻番、黃金儲備大幅增持和啟動“四三方案”大規模成套設備進口的契機。

1980年代，債務危機席卷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和整個蘇聯東歐集團，我國也與“波蘭式”債務危機擦肩而過，最終卻憑借利用外資改革躍居全世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

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韓國和東南亞國家如多米諾骨牌般紛紛倒地，我國卻在沖擊中確立了對東亞經濟體系影響最大國家的地位，并制訂實施“走出去”戰略而躍居新興對外直接投資大國。

2008—2009年次貸危機震撼全球，中國則在這場危機中躍居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第一出口大國、第二經濟大國。

新冠疫情沖擊世界，我國則在這場危機中鞏固、提升了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地位。

大浪淘沙，危機從來就是有生命力國家崛起和復興的契機；看看2018年特朗普發動對華史詩級貿易戰以來中國和西方各國的表現，我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當前的沖擊會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速的契機？

四、選擇正確外交策略

有些輿論把2023年10月以來的中東戰爭視為中美、中國-西方之間的較量，這種看法是錯誤的。10多年前我就認定中美新冷戰只是時間問題，為此開始有意識研究兩次世界大戰、蘇美冷戰、德國和蘇聯歷史、中國革命根據地和新中國前期經濟貿易發展史，當時我就認定，新冷戰情況下，中國不應該將中東作為與對手決斗的戰場，因為回顧總結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歷史，新興大國企圖通過支持伊斯蘭勢力推翻守成霸權，無一例外都遭到了失敗：

一戰時，德國與伊斯蘭世界老大、共主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結盟，反對英法霸權，戰敗；

二戰時，德國拉攏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宗教勢力，拉攏土耳其、波斯、直至阿富汗，希望借他們助力，在中東區域擊敗英國霸權，慘敗；

冷戰時期，蘇聯在中東，與阿拉伯等民族主義勢力結盟對抗西方霸權，失敗；

一次這樣，可說是偶然；八十年間三場全球性命運決斗，次次如此，那就絕不是偶然了。

2023年10月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爆發以來我之所以始終強調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是中立國，就是基于對上述歷史研究的結論判斷。我之所以認定中國天命在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相信中國會選擇正確的外交戰略，會選擇對本國最合適的與對手較量“角斗場”。

事實上，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引爆戰爭不久，我國就在2023年10月9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表明了“中國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的朋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語）的總體中立原則立場，此后一再重申，從未改變。

所以，有什么理由把從哈馬斯到伊朗的挫敗說成是中國的挫敗呢？

（僅代表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