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談起電影，69歲的意大利導演朱塞佩·托納多雷明亮的雙眼，依然會涌起激情與童真。

受邀擔任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主競賽單元評委會主席，對托納多雷來說是一種榮幸。在上海的每一天，他的行程都圍繞著看電影、與評委會討論電影、聊電影中度過。

6月20日晚，上海影城展映托納多雷執導于1988年的電影《天堂電影院》。影片結束，現場一片掌聲。托納多雷在觀眾的歡呼聲中走上臺，與電影制片人、電影史學教授馬可·穆勒一起奉上一場電影大師班。

“我心中的天堂電影院，就是我在這里感受到的氛圍。”托納多雷表示，《天堂電影院》的成功遠超他當初拍攝電影的預期，“我沒料到這部電影在世界各地如此受歡迎，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會隨時代變遷去解讀這個故事，這是電影帶給我的驚喜”。

托納多雷的電影常常圍繞著時間、記憶與存在。他的《天堂電影院》《海上鋼琴師》和《西西里的美麗傳說》用細膩、溫柔的畫面解構記憶，探尋人性，敘述人生。《天堂電影院》獲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和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同時，也開創“大眾藝術片”浪潮。

說到拍電影的經驗，托納多雷說，真誠是第一位的，“電影人如果能審視自己的靈魂，或許也能洞察他人的靈魂。以真誠的心態講故事，觀眾會更愿意走近你的電影，這是電影表達的奧秘”。

生活是一個講不完的故事

托納多雷的電影之旅很像《天堂電影院》中的多多。生活在意大利靜謐小鎮的單親家庭男孩多多從小迷戀電影，每天都追著“天堂電影院”的放映師阿爾弗雷多教他放電影。

這部電影是自傳體類型的故事。托納多雷以自身經歷展開《天堂電影院》的敘事，多多就是童年時代的他。

托納多雷從未上過正規電影學校，而是在昏暗的電影院里學到關于電影的一切，“我沒有機會讀電影學院，我只是看了數百部電影，在不知不覺中學會電影的語言。電影院就是我的電影學校”。

他在大師班上回憶，自己第一次走進影院大概是六七歲的時候。當燈光熄滅，銀幕亮起，他看到“銀幕上人物的特寫就像一個個巨人”。男孩很好奇，這些巨人是如何鉆進銀幕，又如何出去的。中場休息，燈光亮起，銀幕上的人消失了，年幼的托納多雷為神奇的觀影體驗震驚不已。

“當時的電影院是可以吸煙的，底下所有人都在吸煙，整個電影院霧蒙蒙一片。”托納多雷四處打量，才看到放映廳背后有一束燈光在銀幕上，“它動的時候，人物也會動，從那個時候我就知道了，秘密一定藏在小窗口背后”。

后來，托納多雷認識了電影放映員，跟他學習攝影，學習怎么放映電影，《天堂電影院》中的阿爾弗雷多，就來自導演真實接觸的很多位電影放映員。

“看電影是一種奇怪的體驗，你可以在其中感受情感，學到一些你不知道的東西，甚至可能是你不想知道的東西。”托納多雷說，成為電影導演，對他就是一種本能，“我一生都試圖遵循自己作為電影觀眾的直覺，而不是作為電影制作人”。

在《百年孤獨》里，馬爾克斯寫過一句話：“回憶是一條沒有歸途的路。”《天堂電影院》之所以能激發觀者共鳴，就是在這一點上觸動人心。

托納多雷回憶，馬爾克斯曾與他探討過一些文學話題，“我們對談的時候，他跟我說了一句話，‘當你腦子里面開始醞釀一個故事的時候，你不要馬上寫，你就去想，你越想這個故事會越豐滿’”。

《天堂電影院》的劇本在他心中醞釀了11年，他一直在構思故事的走向，搜索記憶中的生活素材，一旦提筆開始寫，只花了兩個半月就完稿。

馬可·穆勒對托納多雷的描述是一位導演、編劇與剪輯師，同時還是一位作家、小說家和攝影藝術家。他的電影幾乎都是自己寫劇本，自己充當剪輯師，他與已故電影配樂大師莫里康內合作了32年，莫里康內為托納多雷的13部故事片創作了原創配樂。

馬可·穆勒好奇的是，在包括《最佳出價》（2013年）在內的諸多電影上映之后，托納多雷都將劇本寫成小說出版，但最有故事性的《天堂電影院》卻沒有。

托納多雷坦言，最初他也想把《天堂電影院》寫成小說，甚至拍成電視劇，但寫了以后，他發覺這是一個講不完的故事，“就好像這部電影拍了將近40年，40年后還能有這么多觀眾來電影院看這部電影。實際上，在電影里還有一個聯合主角，就是小男孩多多，他變成了一個導演”。

從這個意義上說，變成導演的多多，一直以導演的身份持續創作，“生活就是一個講不完的故事，它沒有結束，就像《天堂電影院》小說一樣，我已經開始寫了，我覺得這是一個講不完的故事，這個故事還是在不斷發展過程當中，也許有一天我會把它寫完”。

只要努力，幸運會來敲你的門

托納多雷在14歲就拿到駕照，白天上學，晚上去電影院做電影放映員，通過研究膠片去研究電影的拍攝手法。在漫長的暑假，他以攝影師身份給別人拍照賺錢，那樣的時光在他記憶中“過得非常充實”。

“我會自己研究膠片是怎么剪輯的，當我學會了剪輯，才發現電影剪輯師非常重要。”他告誡所有學電影的人，不要止步于學習一樣技能，而是全方面地磨煉自己。得益于自學能力，托納多雷成了全能型導演，他的很多電影的后期剪輯工作都是自己完成的。

年輕時，他保持每天看兩部電影的高頻率。現在，年近七旬的托納多雷依然保持看片習慣。他家中有一臺35毫米膠片的放映機，時不時在家放映老電影，也常常進電影院看電影，“基本保證每周看三部電影的頻率”。在上影節做評委會主席，他要在5天內看12部電影，又找回年輕時的感覺。

一個沒有任何專業背景的年輕人靠自學，從意大利鄉村走到外面世界，一步步登上電影最高的舞臺，他靠的始終是勤奮與努力，“我堅信，只要努力，全情投入，深入學習知識，總有一天幸運會來敲你的門”。

托納多雷還記得，他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拍電影，是在26歲時，遇到一位來西西里拍電影的羅馬導演。對方在拍一部關于黑手黨謀殺題材的電影，但拍攝預算嚴重超支，于是找到托納多雷，轉包一部分片段給他。當托納多雷把自己拍攝的片段交給制片人，對方為他的水準與才華驚詫不已。那之后，他的第一個劇本、第一個導演作品就從制片人這里開啟。

“我從小在電影院長大，所以我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如果你要用一部電影去講一個故事，一定要是觀眾容易理解的故事，我一直把這個作為我拍電影的原則。”托納多雷說，觀眾聽得懂、看得懂的電影，才是經典電影的要素。

但他也違背過這個原則，1994年執導的懸疑犯罪片《幽國車站》，由波蘭導演波蘭斯基出演，是一段充滿隱秘意味的，對過往自我的回溯、探尋與拷問。

“《幽國車站》的票房并不好，但時隔多年后，那些真正熱愛電影的觀眾，還是會接受這部‘看不懂’的電影。”托納多雷說，這部電影是法語，他作為一個意大利導演，拍過德語、法語電影以及中文短片，依靠的就是一種難以用語言描述的電影感。

電影藝術發展到如今，《天堂電影院》中描述的那個“天堂”，也經受著時代革新的考驗。全球流媒體平臺的風靡，讓電影消費格局不斷演變。

“這個世界變化非常快，就算是這樣，我們在做電影的時候，一定要保持原有的初心，原來怎么樣做電影，還要繼續這樣做下去。”托納多雷對未來保持樂觀，他相信電影的魔力是經久不衰的，即使人們的觀看方式在發生變化。

他認為，50年前人們要看電影必須走進電影院，現在卻能在手機、平板和電腦上隨時隨地看電影，從絕對數量來說，電影的受眾比50年前多得多。

“新的技術出來之后，觀影方式會更多，我們更應該受到鼓勵，多拍電影，拍出更好的電影。”他鼓勵年輕人用任何方式去看電影，因為“電影有潛力拓展人的思想和心靈”。

他希望人們知道，在電影院看電影是一種特別的體驗，“如果有可能的話，就到電影院去看大銀幕的電影，你的觀影感受一定是不一樣的”。

托納多雷說，多年來，意大利電影行業也會有行業下滑的言論。但他從另一個層面看到，全球對電影的需求在不斷增長，隨著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技術進步，電影的未來是令人興奮的。

他能看到，新的電影、新的電影人在不斷涌現，并收獲成功，“我們正在見證電影的未來，未來將給我們新的機會和許多驚喜”。

（上影節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