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深度空襲、伊朗強烈回擊，整個中東火藥味驟增。

面對日益惡化的地區狀況，中俄等國紛紛啟動撤僑程序，國際社會的緊張氛圍也在急劇攀升。

更為敏感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頻頻放出狠話，不再遮掩參與的意圖，與此同時，美國軍艦、戰機也在加速向中東部署，美軍正式入局似乎就在眼前。

其實從當下局勢來看，美國已經深度介入了此次沖突，以色列能夠防住反擊，并接連斬首伊朗高層，背后離不開美國的助力，戰場上雖然沒有美國的身影，但美國早已無處不在。

可若是因此便認為美國會正面插手這場沖突，還是略顯武斷，畢竟，回顧過去的數年，我們就會發現，在海外政策上，美國是真的已經有心無力了……

自食戰爭惡果

大家先想一想，上一次美國大張旗鼓地對中東展開行動，還是什么時候的事兒？

在2003年，我們都見識到了美國是如何以一管“洗衣粉”的名義發起了一場伊拉克戰爭，而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操作也并不是沒有代價的。

如果說，2003年美國為了自己的中東霸權成為了全世界最忙的存在，那么，2004年忙得不可開交的一定就是聯合國了，畢竟，美國捅出這么大的簍子，總得有人來擦屁股。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僅在2004年一年間，聯合國就收到了17次針對美國的譴責議案，直接創下了單國年度被譴責次數的聯合國紀錄。

那么，美國都干了哪些天怒人怨的大事兒呢？

在對伊拉克反抗力量的肅清中，美軍公然制造出薩德爾城空襲事件，使用阿帕奇直升機攻擊居民區造成大量平民傷亡，被當地民眾控訴為“血淋淋的民主”。

據統計數據顯示，僅2004年4月，該地區的平民傷亡率就上升了37%，此事甚至引發國際社會的集體譴責，就連日內瓦公約協會也對此行徑提出12項違規指控。

同年，聯合國發展署給出的報告也指出，美軍占領期間，伊拉克的基礎設施修復率不足戰前水平的40%，水電供應系統的崩潰更是導致霍亂等疫病的爆發率增長了4倍。

這種治理失效一度引發阿拉伯國家聯盟的強烈抗議，因為美國所謂的“戰后重建”根本不是在踐行事前承諾的“國際人道主義責任”。

更為夸張的是，歐洲理事會特別調查組在報告中明確指出，美軍在伊拉克平均每月造成的平民傷亡比薩達姆政權時期還要高出3.2倍，令人瞠目結舌。

可你以為，美國如此作為，就換來了對中東地區局勢的掌控了嗎？然而并沒有！

戰后的美國直接在伊拉克徹底陷入了軍事泥潭，畢竟反美武裝頻繁發動的襲擊，造成了美軍超過3000人的死亡與2.2萬人的受傷。

盡管美國試圖通過“大中東計劃”的“民主牌”挽回臉面，但強制輸出美式價值觀直接引發了阿拉伯世界的普遍抵制，民眾對西方政策的信任度也跟著降至冰點。

緊隨而來的便是伊拉克成為了恐怖主義的策源地，基地組織分支“遍地開花”，后來爆發的敘利亞內戰更是衍生出超過1500個武裝團體，跨國恐怖網絡愈加壯大，美國則“越反越恐”。

更令美國意想不到的是，通過填補伊拉克留下的權力真空，伊朗居然趁勢崛起，與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和伊拉克人民動員部隊共同組建起“抵抗陣線”。

后續更是從敘利亞內戰中攫取戰果，將戰略縱深擴展至地中海東岸，打造出三級防御體系，形成覆蓋中東的準軍事網絡，一度對以色列構成威脅。

從這個層面來講，今天伊朗與以色的沖突，美國其實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面對這樣的現實壓力，哪怕再不愿意，美國也必須做出政策轉向了……

中東戰略調整

當所謂的“阿拉伯之春”爆發，中東動蕩局勢加劇之后，美國便開始有意識地從中東抽身。

一方面是伊拉克已經徹底變成了“難啃的硬骨頭”，哪怕是為了及時止損，都不能再繼續深陷這個泥潭，這就有了2010年的伊拉克撤軍。

另一方面，美國彼時認為更重要的事情在于遏制中國崛起。于是，奧巴馬政府推出“亞太再平衡”，試圖將戰略轉回亞太地區。

在這種思路下，美軍開始逐步減少在中東的駐軍與干預，拜登政府的阿富汗撤軍也是這一趨勢的集中體現。

然而，這一系列“戰略收縮”措施，卻引發了對美國更為不利的后果：

由于美國的撤退，中東盟國不得不開始懷疑美國的承諾可靠性，2023年中東國家對美信任度便驟降至39%。

同時，中東地區的格局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沙特、阿聯酋等國家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獨立性，紛紛與中國、俄羅斯展開多邊合作，美國的霸權地位岌岌可危。

這種危機感就讓美國政府在針對巴以問題的后續決策上轉向了更加偏袒以色列的一方。

2023年當加沙再起沖突之時，美國不僅第一時間提供了情報和后勤支持，還在短期內向以色列輸送了超過2.5萬枚炸彈、防空系統與各類軍事裝備，并追加26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這種縱容一度造成嚴重的人道災難，在加沙地區近4萬人死亡、10萬人受傷的殘酷數據中，美國政府鼓吹的“人權外交”被“狠狠打臉”。

這就導致了阿拉伯世界對美國的信任進一步下滑，沙特、阿聯酋等國轉而開始強調“兩國方案”，要求以巴勒斯坦建國為前提，才愿意推動以色列的關系正常化。

許多阿拉伯國家甚至放棄了一直以來的“國家安全優先”，反而考慮“發展問題”。

沙特終止石油美元協議，伊朗沙特的和解，乃至于參加中國主導的經濟倡議，無不是在動搖美國的霸權根基。

可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也沒有忘了與中俄進行“大國博弈”，一度搞出了“I2U2四方機制”和“內蓋夫論壇”這類的小多邊合作平臺，企圖重演陣營對抗，抵御所謂的“中俄擴張”。

但這種“兩手抓”的戰略張力只給美國帶來了連續不斷的沖突與挑戰：

美國緊急向中東增派2支航母戰斗群，就導致國會對以色列的年度軍事援助也追加到了140億美元，美國的印太方向部署計劃便就此推遲。

甚至在拜登政府高層出訪中東頻次突破300%之時，美國原定的印太供應鏈聯盟推進會也被迫延期。

這些事實都在不斷證明，美國并沒有能力實現“雙向戰略突破”，它從來都是在顧此失彼中反復橫跳地做著選擇。

而這背后反映出的，就是美國當下所面臨的多重現實困境……

美國深層困境

其實，從美國對以色列實施“綏靖”政策的那一刻起，美國的角色性質就已經發生了質變，但是這個問題，美國卻又無解。

由于民主、共和兩黨對中東局勢缺乏共識，因此不斷陷入“為反對而反對”的內斗黨爭。

2023年國會就對以色列與烏克蘭的援助資金產生國激烈爭議，2024年共和黨更是以彈劾拜登為威脅試圖破壞其中東外交的議程。

再加上美國國內龐大的猶太游說團體，他們通過政治行動委員會提供巨額的獻金來干預選舉，使美國兩黨在中東問題上再三比拼“親以立場”。

這種撕裂一度讓內塔尼亞胡抓住機遇，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兩黨的不合來謀取自身利益，甚至讓美國的中東政策顯得像是“以色列內政的延伸”。

當以色列不再顧忌華盛頓的立場，強硬政策便可以“放手施為”，所以在巴勒斯坦的哈馬斯武裝正面回擊以色列之時，美國也一度陷入尷尬境地。

既要象征性地呼吁雙方“克制”以減少平民傷亡，又不得不支持以色列擴大戰爭規模。

因此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美國頻頻否決停火提案之際，就連阿聯酋等“傳統盟友”也開始公開反對，讓美國陷入了外交孤立。

而國內的分裂還不是美國困境的全部，因為在戰略收縮之下，美國的海外政策只會更不太平。

盡管“阿富汗撤軍”讓美國實現了“收縮”，但其后卻還得維持敘利亞的軍事基地，甚至在紅海繼續護航行動，陷入一種“撤而不離”的矛盾局面。

更關鍵的是，美軍在面對胡塞武裝等非國家力量時，更是步入“越打越亂”的怪圈，象征性的軍事打擊往往只能激起更大規模的反擊，形成“威懾失效”到“報復升級”的惡性循環。

短短十年間，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花費已然高達6.4萬億美元，可它換來的又是什么？不過是地區局勢的更加不穩定，以及石油美元霸權地位的進一步侵蝕……

時至今日，中東正在進入一個“后美國時代”與“新中東秩序”并存的過渡期。

美國雖然不再尋求全面主導，但也并未退出棋局，而是通過多邊機制、關鍵支點、技術封鎖和“準冷戰式”的博弈，努力維持其地位，這也是現階段最適合美國的選擇。

或許以色列確實急于構建“中東新秩序”，因而在此次沖突中一心想要拉美國下水，但在霸權漸趨黃昏的當下，美國“安內”都尚且欠缺火候，又如何還有精力遠赴“攘外”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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