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能源新賽道，“三桶油”面臨一系列新問題，也需要解決一系列新挑戰。

文/趙玥

通用電氣前CEO杰克·韋爾奇曾警告：“如果外部變化的速度快于內部變化，那么末日就不遠了。”這句話精準描述了傳統油氣巨頭面臨的轉型壓力。

在2024年中國能源企業500強榜單中，新能源企業數量持續增長至138家，比上年增加15家。而石油企業數量則停滯在59家，與去年持平。這一數據變化背后，是市場格局的深刻重構。“三桶油”從油氣領域跨進新能源賽道，迎接它們的，是紛至沓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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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油氣企業的新命題

毫無疑問，“三桶油”承擔著提升業績，凸顯其國民經濟支柱的地位的經濟責任。

5月14日，國際能源署發布的《全球電動汽車展望2025》報告指出，中國繼續領跑全球，2024年電動車銷量超1100萬輛，占國內新車銷量近50%；2025年一季度，中國新能源車產銷量分別達318.2萬輛和307.5萬輛，同比暴漲50.4%和47.1%，滲透率攀升至41.2%。

這樣的情勢下，成品油市場壓縮，“三桶油”進一步承壓，在其年報中，更能清晰客觀地體現。

盡管根據“三桶油”2024年年報數據計算，2024年三家企業合計凈利潤約3529億元，日均凈賺9.7億元。但中國石化煉油毛利受國際油價波動與新能源替代沖擊，同比下降18.6%。傳統油品銷售板塊成品油總經銷量2.39億噸，柴油需求仍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化工產品面臨產能過剩壓力。

中國石油年實現營業收入2.94萬億元，同比降約2.5%。增利不增收，主要由于公司原油、天然氣、成品油等油氣產品價格下降以及汽油、柴油銷售量減少。

如此一來，“三桶油”加快轉型速度以回應煉油與銷售板塊的難題，顯得尤為迫切。同時，能源企業肩負著重要的政治責任、經濟責任、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特別是以油氣等化石能源為主的傳統能源企業，如何適應現代企業治理的變化，以ESG等信息披露獲得資本市場的良好評級，塑造品牌，也是發展轉型的焦點。

“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經濟績效或者財務報表只是硬幣的一面，ESG所關注的非財務價值是硬幣的另一面，企業的財務價值和非財務價值綜合形成企業的整體價值。過去企業的競爭，主要是產品和服務的競爭，現在和未來，ESG推動國際規則和話語權的競爭，是更高層次的競爭。”中國社科院ESG專家胡曉彤說。

在我國以“雙碳”目標引領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新時代的背景下，ESG作為一種推崇長期價值，防范社會風險的新理念和國際投資領域的通用評判標準，已經成為一場全面深刻的企業管理變革。

一方面，國資監管加強對ESG的治理要求。自2008年起，國務院國資委積極倡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推動企業積極踐行ESG理念，主動適應、引領國際規則標準制定，更好推動可持續發展。2024年6月4日國務院國資委印發的《關于新時代中央企業高標準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強調，將ESG工作納入社會責任工作統籌管理，積極把握、應對ESG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另一方面，金融監管提高對ESG的披露要求。香港聯交所規定從2022財年開始，《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須與年報同步刊發，即須在財年結束后的4個月內完成ESG報告的披露，所有披露指標規定“不遵守就解釋”。

2022年1月，上交所、深交所均要求上市公司應當按規定編制和披露社會責任報告等非財務報告。2022年4月，證監會在《上市公司投資者關系管理指引》中把公司的環境、社會和治理信息作為投資者關系管理中上市公司與投資者溝通的內容之一。

專家指出，ESG投資盛行以來，投資機構和投資者看重企業ESG管理中對重點業務的風險管控，以此從非財務角度形成對企業運營相關風險的判斷，降低影響可持續經營的不確定性，規避投資損失。

以“三桶油”為代表的石化企業較早開始探索ESG治理。中國石油自2006年起披露《社會責任報告》，中國石化的ESG發展歷程可追溯到2007年，中國海油則在10多年前便開始涉足清潔、綠色、低碳經濟領域。但在全社會愈發重視環境保護和崇尚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形勢下，“三桶油”怎樣迎接多重責任的挑戰，在市場上跑贏同業？答案并不輕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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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困境

近年來，西方石油巨頭在石油和新能源中反復搖擺。以殼牌為例，2022年其在可再生能源領域投入14%的資本支出，僅貢獻了全年利潤的4.37%。相比之下，上游石油和天然氣業務以約50%的投資占比，創造了83.85%的利潤。

投入產出比猶如一座大山，橫亙在傳統油氣企業面前。

中國石化的2024年年報也揭示了這一點：在新能源布局板塊，氫能全產業鏈收入增長40%，但占總營收不足2%，仍處投入期。

被譽為“氫能第一股”的億華通2024年營業收入3.6億元，同比下降54.21%；歸母凈利潤為負4.56億元，自2020年以來一直虧損。

“運氫、加氫成本如果不下來，制氫潛力的商業邏輯是不存在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山東省科協主席凌文直言。

無論是制氫環節的高昂能耗與設備投入，還是儲氫運氫過程中的技術難題與基礎設施建設成本，亦或是終端應用階段加氫站建設及氫燃料電池的高成本，都使得氫能在與傳統能源及其他新能源的競爭中劣勢明顯。

當前，全球制氫產量1億噸/年，我國3500萬噸/年，占到全世界的1/3。化石能源制氫由于技術成熟、原料豐富，目前在全球制氫中占比最大。以我國為例，超過90%的制氫原料來源于對傳統能源的化學重整。其中，48%來自天然氣重整，30%來自醇類重整，18%來自焦爐煤氣重整。

但化石能源制氫成本受原料價格波動影響巨大。以天然氣為例，其價格受到國際市場供需關系等因素影響，國內天然氣價格的市場化定價機制也使得其價格難以長期穩定在低位，從而導致天然氣制氫成本波動頻繁。當天然氣價格為1.67元/m3時，制氫成本為0.87元/m3；而當天然氣價格漲至2.52元/m3，氫氣成本則升至1.15元/m3，天然氣價格在成本構成中占比高達73.4%。

從終端來看，高成本更是直接限制了氫能的市場競爭力與應用推廣。加氫站是氫能終端應用的重要基礎設施，建成一座加氫站的成本普遍在1500萬~2500萬元之間。氫燃料電池汽車售價普遍高于傳統燃油汽車和電動汽車，加氫成本也高于加油和充電成本，使得消費者購買和使用意愿較低。

另外，氫能儲運也是困難大、成本高。廣東茂名生產的氫20元/公斤，但運到佛山就漲到了45元/公斤，失去了經濟效益。

除了氫能，其他新能源也面臨成本高企的問題。

當前，綠色甲醇已經成為當前國際海運業脫碳的主要綠色燃料之一。今年以來，大批企業入局該領域，“三桶油”也不例外。中國石化在廣西啟動萬噸級生物質制甲醇項目；中國石油的大慶項目斬獲國際權威認證；中國海油則在廣西北海加速布局，并發布《綠色甲醇項目原料供應洽談公告書》，全力推進項目開發。

綠色甲醇生產的關鍵環節屬于化工范疇，因此，業內普遍認為石油央企在綠色甲醇領域具有較大產業優勢，“三桶油”在綠色甲醇這一賽道上相比電力、交通企業具有一定優勢。

然而，當前綠色甲醇的成本比煤制甲醇要高出1倍多，尚未形成成熟的綠色甲醇產業鏈。“‘三桶油’入局綠色甲醇僅僅是試水，后續不可能做大。因為它們最大劣勢是不具備自建集中式風、光電新能源綠電的先天條件，而僅僅具備化學反應工藝技術以及最終產品運輸優勢是不夠的。”中國工業節能與清潔生產協會專家曲睿晶說。他表示，“三桶油”最佳的入局方式，是在有條件地區，利用現有的煉廠、化工廠、油服裝置，進行改擴建，與這些大型新能源公司合資合作。

目前來看，我國籌建的綠色甲醇相關項目已超過100個，不過真正開建的綠醇項目不超過20個，已建成項目不足5個。呈現了典型的項目簽約、備案熱，開工、投產遇冷的情況。究其原因，主要還是受制于技術和市場。這兩方面尚有諸多發展難點需要攻克，這個產業需要逐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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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門檻競爭加劇

越過山丘，發現一片紅海。這是“三桶油”奔赴新能源賽道面臨的景象。

如果說油氣領域具有一定的高門檻，那么，新能源的門檻相對更為寬敞。尤其是民營企業，已成為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回顧過去十余年的發展歷程，無論是在光伏制造領域占據全球領先地位，打造出從硅料、硅片、電池片到組件的完整產業鏈優勢，還是在風電裝備制造、項目開發建設、技術創新應用等方面，民營企業都展現出了驚人的活力和創造力，成為推動我國新能源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主力軍之一。

據統計，我國民營企業在光伏制造領域產能超過70%，風電設備制造領域超過60%。在光伏、風電等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投資開發方面，民營企業也保持著30%以上的市場份額。

“持續推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各類經營主體公平開放。”今年2月舉行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釋放出打破市場準入壁壘、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積極信號。

隨后，各相關部委和地方政府積極行動，加快完善鼓勵、支持、引導民營經濟健康、高質量發展的政策體系。《國家能源局關于促進能源領域民營經濟發展若干舉措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引導和支持民營企業在我國能源綠色低碳轉型和新型能源體系建設中進一步做大做強。

新能源產業正在從“高門檻”向“寬準入”轉變。

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經濟與發展戰略中心副主任田磊撰文表示，《通知》明確民營企業發展能源新模式新業態的重點領域。能源新模式新業態正在蓬勃興起，將引領能源轉型變革。新型儲能、虛擬電廠、充電基礎設施、智能微電網等新模式新業態發展潛力大、技術路線多元、數量大分布廣，民營企業參與其中將大有可為，發展空間廣闊。

為鼓勵民營企業發展能源新模式新業態，《通知》明確指出，將出臺加快發展虛擬電廠、有序推動綠電直連模式、促進智能微電網健康發展、推動大功率充電、提升充電基礎設施運行服務質量等政策，促進民營企業與能源新模式新業態同成長共發展。

目前，我國民營售電公司已達2400余家，占售電公司總數近60%。近60萬家零售用戶通過零售市場購電，去年實現零售交易電量3.6萬億千瓦時，占市場化交易電量的58%。

此外，獨立儲能、虛擬電廠、充電運營商等新型主體蓬勃發展，多元主體友好互動的新模式新業態不斷涌現。我國已有各類充電運營商超過1萬家，規模以上（運營1萬臺以上充電設施）的運營商中，民營企業占比超80%。設施規模最大的四家運營企業——特來電、星星充電、云快充、小桔充電均為民營企業，合計市場份額超50%。

而央企競爭者也不少。國家能源集團、國家電投集團在氫能產業鏈布局上也涉及制氫、加氫站建設等環節，在氫源獲取、加氫站布局等方面形成競爭。

截至2024年底，國家電投交通強國試點累計推廣換電重卡超5萬輛，布局充換電站超1200座。今年初，其自主研發的“氫騰”燃料電池產品設備還在南極成功發電，全球首次實現了氫能技術在南極環境下的應用。

國家能源集團很早即致力于打造“國能氫能”品牌，將氫能納入能源譜系，“氫能源動力調車機車”滿載氫氣時可連續運行12小時以上，續航里程達800公里。

在這樣的激烈競爭中，“三桶油”有多少優勢？亟待解答。

面臨產業洗牌

“站在風口上，豬都能飛起來。”雷軍的這句話話糙理不糙。

在過去幾年，光伏產業毫無疑問是風口，光伏更是資本市場最賺錢的領域之一。借助政策東風，隆基綠能股價曾突破百元，沖上5500億元的市值巔峰。另有多家光伏企業市值突破千億元。

據不完全統計，2022年以來，至少有108家上市公司宣布跨界“追光”，謀求產業轉型。但僅僅不到兩年的時間，光伏行業的深度調整，就讓全產業鏈感受到了周期寒冬下的刺骨寒意。

據華龍證券統計，2024年，光伏設備行業總營收和總歸母凈利潤同比下滑22.81%和127.13%；2025年第一季度，總營收和總歸母凈利潤同比下滑22.56%和205.49%，主產業鏈經營性現金流凈額甚至出現了環比轉負。

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硅業專家組副主任呂錦標表示，面臨困境的跨界光伏企業，往往是原有主業難以為繼，希望借道光伏擺脫困境。但是，在參與者眾多的情況下，光伏行業已經出現了“踩踏”。特別是國內資本市場收緊增發，主產業鏈IPO幾近停止，跨界光伏企業也陷入了轉型困境。

而現在光伏行業瘋狂內卷，拼死打價格戰，本質上在于過去幾年的產能激增，大量跨界企業涌入光伏業，大家都想分一杯羹。

過去兩年多時間內形成的產能規模，達到了之前二十多年總和的兩三倍。資本市場非理性的支持，另外光伏本身作為朝陽行業，各地政府也積極支持。多種因素推動了光伏產業產能的急劇擴張。

呂錦標認為，本輪競爭的顯著特點是優質產能過剩，低價競爭拼現金流已經造成龍頭企業持續虧損，負債率上升，現金流吃緊。“主產業鏈上的二三線企業已經停產多時。在需求快速增長的年頭，二三線企業主要為龍頭品牌企業代工；在龍頭企業都降低開工的情況下，二三線企業即使是技術先進的產能也只能閑置。”呂錦標說。

業內指出，目前需要較為強硬的政策來協助行業實現供給側改革，進一步推動落后產能和企業出清。當一些跨界光伏企業逐漸退出市場競爭，行業會逐漸進入從虧損到盈虧平衡，再到逐漸盈利的過程，有規模化優勢、品牌溢價、領先技術和成本控制優勢的企業，將會更具有競爭力。

同樣加速洗牌的還有氫能項目。

3月3日，豐鎮市風光制氫一體化氫儲能調峰電站（內蒙古）撤銷。該項目是全球最大氫儲能規劃項目，今年1月啟動EPC招標，原因為“產業政策調整導致無法按計劃推進”。

5月28日，華電榆樹風電制氫合成氨一體化項目（吉林）被吉林省官方撤銷備案。

5月29日，中國天楹股份有限公司水電解制氫設備采購終止公告發布。內容顯示，本項目發生重大技術變更，終止招標。

6月，新疆30萬噸綠色甲醇項目招標終止。該項目規劃年產30萬噸綠色甲醇，涉及綠氫制備環節。

在業內看來，這一輪的洗牌源于政策監管趨嚴，清理逾期未實施項目。多地政府在清理“僵尸項目”，強行退出部分備案后長期未推進，占用資源卻無實質進展的氫能項目。對風光制氫一體化項目設定硬性期限，例如內蒙古規定項目批復后1年內必須完成45%投資進度方可保留資格，否則將強制終止。甘肅、遼寧等地也出臺類似規定，對逾期未開工或進度滯后的項目進行清退。

可以說，當前行業已經進入理性調整期。2025年氫能項目集中撤銷并非行業衰退，而是政策引導下的結構性優化：政府通過剛性約束淘汰虛占資源的項目，企業因成本與市場瓶頸主動調整投資方向。同時，優質項目仍在推進，如新疆庫車2萬噸/年綠氫項目預計2025年底投產，產業正從“跑馬圈地”轉向技術深耕與場景落地。

“三桶油”的轉型，是國家能源戰略的堅定落子。從油氣脊梁到多元先鋒，它們正以磅礴之力重塑能源版圖。這不僅是產業的跨越，更是時代賦予的使命擔當——以傳統能源之基，擎起新能源之柱，筑牢國家能源安全的磐石，驅動綠色發展的未來引擎。征程萬里，其命維新，新的能源體系，將重塑新的“三桶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