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清晨，7點40分，人民大會堂側門。”警衛員壓低聲音問，“周總理，主席真的要來嗎？”

那天的北京，雪粒如鹽。大廳里擺滿白菊。原定的治喪規格，臨時被一道電話徹底改寫——毛主席決定親赴追悼會。這個決定，比任何口頭評價都有分量，也讓所有人明白：陳毅的歷史定位，絕非簡單的一句“有功有過”可以概括。

距離追悼會前半年，陳毅已在病榻輾轉。1970年夏天，他被“外放”石家莊。腹痛突至，地方醫院只給了止痛片。病根沒查出，人卻日漸憔悴。張茜覺出不妙，四處遞條。特殊年代，一紙調京申請總被擱置。拖到秋天，實在撐不住，她冒險給周恩來寫信。周總理批示：立刻送301。

檢查結果，結腸癌。消息像錘子。可陳毅沒叫苦，反而舒了口氣：“總算查出來了。”隨后是手術、化療、復發，一輪接一輪。白大褂進進出出，他卻始終惦記軍中舊事。病房里，他常對副官說：“華野弟兄怎么樣？新四軍根子不能斷。”短短一句，透出他對東線戰友的牽掛。

到了1971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陳毅已難下床，堅持囑咐護士煮碗長壽面。面端來，他只吃了三口，卻提筆寫下“壽麵寄主席”。字跡抖，卻清晰。醫生感慨：這樣的友誼，不多見。李銀橋回憶，“在眾多將帥里，陳老總是真把主席當至交。”

病情再惡化已是1972年元旦后的第五天。凌晨三點，呼吸驟停。守在床邊的張茜撲過去，淚水浸透枕巾。陳毅臨終前嘴里仍是兩個詞：“毛主席……革命……”聲音微弱，卻咬得極清。

按照當時慣例，對有“歷史問題”的領導人，喪事只能低調。軍委治喪小組規格定為“與李天佑上將相同”。周總理看了方案，沉默良久，只擠出一句：“情況復雜，先這樣吧。”他自己給悼詞劃拉了整夜，終稿寫上“功大于過”。

毛主席審閱時，只用鉛筆輕輕一道，將“有功有過”四個字刪掉。毛主席沒再批任何替代詞，只留空白。懂行的人都讀出了態度：刪字即是定調。

悼詞印好后，張茜在病房里默默看了三遍，然后捧著薄薄幾頁來到人民大會堂。她紅著眼望向周總理：“總理，我只要里面兩句話——‘優秀的共產黨員’，‘忠誠的革命戰士’。其他都可以不念。”周總理齒間發顫，說不出話，只重重點頭。那一刻，整個會場安靜得能聽到風吹靈幡的聲響。

追悼會開始。周總理朗讀悼詞，讀到“忠誠戰士”時，他第一次哽住。毛主席站在花圈前，身體稍晃，抬手扶了扶帽檐，沒有說話。對于在場上下幾千名干部而言，“主席到場”四字比任何排比句都更有說服力。

有意思的是，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只用十六個字：“毛主席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篇幅不長，卻瞬間傳遍全國。許多人偷偷剪下報紙，小心夾進筆記本。那一年，很多人從這則消息里讀到了一種新的風向，也讀到一個老元帥的清白。

說到陳毅，人們愛談他風趣的詩、豪放的酒，可真正讓同志們佩服的，是他的“頂”。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他沒走。不到一萬人的留守部隊，硬在蘇區撐了三年。敵人四處絞殺，彈藥快光，他照樣拉起宣傳隊，白天戰斗，夜里唱新編小調。后來中央文件里一句“堅忍不拔”，就是為此而來。

抗戰爆發后，他去皖南重建新四軍。戰爭最吃勁的時候，他給粟裕寫信：“開刀就要切主動脈，別只割皮肉。”淮海戰役三大戰場，他主抓后方，一面調補給，一面頂中央壓力放手讓粟裕打。粟裕私下對人說，沒有陳老總在背后擔責，他不敢那么拼。

建國后，陳毅轉做外交。“外行指揮外語”，旁人笑，他不惱，反倒鉆進詞典里一學就是通宵。1955年的萬隆會議，他和周總理配合，在走廊里一分鐘敲定立場聲明，挽回一票否決危局。回國當天，他推杯換盞，填詞一首《西江月》慶功。從那時起，外媒慣稱他“詩人元帥”。

病逝的第二年，張茜被確診癌癥。她把疼痛按下，只想完成一件事：整理陳毅詩稿。兒女回憶，母親常疼得滿頭汗，卻仍抄寫校對。她說：“這是他留下的種子，我要幫他種下。”1973年底，詩集成書，第一本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翻了幾頁，點頭許久：“好字，好詩，好人。”

1974年3月，張茜合上雙眼，嘴角帶笑。她把孩子托付給老戰友鄧小平，“讓珊珊隨您”，鄧公握住她的手，只說了兩個字：“放心。”

半個世紀過去，陳毅墓前的石碑上，仍刻著那兩行悼詞：優秀的共產黨員；忠誠的革命戰士。別的修飾都省了，干凈，利落，也鏗鏘。這或許正合陳老總脾氣——話不在多，四海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