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一個德國共產黨人
李德,這個名字大家或許不會陌生,他是來自蘇聯的德國共產黨人,曾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初期的最高決策人和領導者,使紅軍遭到慘重損失。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最終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在一次毛主席被人持槍威脅時,他卻為毛主席挺身而出。
德國共產黨人李德
1932年,一位名叫奧托·布勞恩的德國人,從蘇聯不遠萬里來到了中國。此人雖然是一名德國人,但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就加入了德國共產黨,后來他因從事共產主義運動被德國當局逮捕。但奧托·布勞恩在入獄一年多后,他便成功越獄,此后他從德國前往蘇聯,開始在共產主義大本營蘇聯工作。而在這期間,奧托·布勞恩進入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成為了一名理論經驗豐富的軍事指揮,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在中國革命處于低谷的時候,被共產國際派到了中國,成為了中央蘇區紅軍的軍事顧問。
在來到中央蘇區后,奧托·布勞恩給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這便是李德,一位曾經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影響的西方人。而李德來到中央蘇區的這一階段,正是中國革命最艱難的時候,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屢次糾集重兵,開始進攻我中央蘇區。
值得一提的是,李德進入中央蘇區沒多久,毛主席便在寧都會議上,失去了軍事指揮權。當然這種情況之所以產生,是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的,因為黨中央從上海撤退進入江西蘇區后,很多留蘇的同志便成為了中央的領導。這些同志缺乏具體的革命經驗,而且較為年輕,但他們因為曾經在蘇聯待過,所以深受共產國際信任,因此便成為了中國革命的主要領導。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王明和博古,而李德之所以從蘇聯來到中國,主要還是王明的建議,因為當時擔任黨中央總負責職務的博古,并不懂軍事,所以為了推崇他們的軍事路線,才將李德派到了中國。
李德和博古(油畫)
而李德的到來,使得博古等人覺得自己在軍事上有了依靠,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開始反對毛主席的游擊戰路線,強調要和國民黨展開正規戰,甚至要離開農村,在大城市立足。這些事情的發生,其實標志著王明路線的形成,而這一路線,對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并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得紅軍被迫長征。
其中第五次反圍剿,便是軍事顧問李德負責指揮的,這場戰役從1933年9月份開始,當時蔣介石一共糾結了一百萬國民黨軍隊,并按照自己請來的德國軍事顧問的意見,采取步步為營的戰術,用堡壘向前推進,企圖將我中央革命根據地一網打盡。而李德同志,雖然和蔣介石的軍事顧問一樣,也是德國人,但他卻無法破解對方的戰略戰術,并繼續推行自己的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在這一過程中,毛主席雖然多次找到中央同志,向他們反應問題,可是這些人對毛主席的主張,卻持有否定態度,尤其李德,和毛主席更是針鋒相對,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確建議,最終使得第五次反圍剿陷入被動局面。
當然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如果要客觀的分析,也是有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的。而李德博古等人在軍事上的“瞎指揮”,算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這場圍剿本身對于紅軍來說就是一場大戰,因為蔣介石集結了上百萬兵力,可謂志得意滿,而紅軍處于劣勢,又缺乏武器彈藥,這算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次要原因。
也正是這兩大原因,導致紅軍戰士在經過一年的苦戰后,卻依然無法打破國民黨軍的防線,并且在這個過程中,中央蘇區不斷變小,眼看蔣介石的堡壘戰術就要取得成功,最終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有了中央紅軍撤出根據地的命令,這也成為了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的標志。
“三人團”成員:博古、李德、周恩來(從左至右)
在長征開始后,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是“三人團”,而李德依然負責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在長征到達遵義后,中央紅軍損失過半,這時基層戰士和一些軍事將領,已經對以博古為首的中央領導產生了不滿,認為他們無法勝任中國革命的領導人職務,在這種情況下,著名的遵義會議得以召開。
眾所周知,也正是因為遵義會議,毛主席重新復出,開始指揮軍事,而李德和博古,則失去了軍事指揮權。此后的李德,便跟隨紅軍隊伍一路長征,再也沒有插足軍事指揮,但讓人意外的是,后來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發生的一件事情,卻讓很多紅軍將領改變了對李德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中央紅軍在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準備共同北上抗日,但就在過草地的時候,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張國燾卻突然反悔,打算南下。在這種情況下,張國燾給跟隨黨中央一起行動的紅四方面軍將領,發來了電報,讓他們盡快執行南下命令,不要北上。而在當時,因為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影響力很大,很多人都聽的他話,因此在黨中央決定帶領紅一方面軍單獨北上的時候,卻受到了一些四方面軍將領的阻攔。其中紅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他帶領很多人騎著快馬追到了紅三軍團身后。
據時任紅三軍團軍團長的彭德懷元帥日后回憶,當時李特追到自己跟前,說了很多難聽的話,說他們是“逃跑主義”,于是彭德懷和他前去理論,二人爭吵了起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毛主席趕到,他對和中央一起行動的四方面軍干部說道:“南下是沒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黨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們可以作為先頭部隊先走一步。我們先走,去開辟新的根據地,完成我們的任務,我們歡迎你們來參加我們的隊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們會來的。”
事實也最終證明了毛主席的準確性,因為紅四方面軍南下后,在百丈關一戰中損失過萬,最終不得不北上,當然這是后話。而在當時,毛主席對紅四方面軍干部們說的這些話,并沒有被他們認可,尤其李特非常激動,他大聲指責現在的黨中央犯了“逃跑主義”,不但放棄了江西蘇區,現在還要離開四川革命根據地。在說完這些話后,李特甚至手里持著配槍,大有動武的架勢,而毛主席此時正在他的身邊,李特的舉動,可以說是威脅到了毛主席的生命安全。但就在這個時候,同在毛主席身邊的李德,他擔心李特控制不住自己,做出后果難料的事情,于是一把將李特抱住,并用德語指責他的無理。而這李特,也是留蘇回來的,因此聽得懂俄語,他便和李德爭論了起來,二人誰也說服不了誰,后來李德眼見李特穩定了下來,便在毛主席的勸說下,放開了李特,最終李特只好帶領紅四方面軍干部,悻悻而歸。
曾親身經歷這一事件的彭德懷,后來在《我的自述》中這樣評價李德,彭總說道:“李德在中央蘇區犯了錯誤,這次表現很好,站在了正確的一方,毛主席后來向李特說了一些很感動人的話,也勸我不要同他鬧了。”其實彭德懷在中央蘇區時期,對李德意見非常大,多次和李德發生過矛盾,甚至在軍事會議上,大聲指責李德是“崽賣爺田心不疼”。而彭老總如此批評李德,是因為他的教條軍事主義路線,給紅軍帶來了巨大的傷亡,但是這這一次,彭老總卻夸贊了李德,說他表現很好,站在了正確的一方。當然彭老總一向實事求是,能獲得他的正確性評價,這也間接說明,李德這次為毛主席乃至于黨中央的挺身而出,其實也是有意義的,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悲劇事件的發生。
說道這里,相信很多人有了一些疑惑,李德曾經和毛主席針鋒相對,并且被拿掉了軍事指揮權力,但他在關鍵時刻,為何愿意為毛主席挺身而出呢?
其實要講清楚這個問題,就需要大家明白一件事情,李德和毛主席的分歧,都是軍事路線主張的分歧,在個人交往上,他們沒有任何矛盾,都是革命同志。而李德本人,其實也只是軍事顧問的身份,他之所以能在中央蘇區指揮紅軍,更多的則是受王明委托,再加上同情中國革命,才不遠萬里來到了中國。所以李德的身份,其實就是一位純粹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在那個年代,像他這樣的人在中國工農紅軍里面不止他一個,還有日后授銜少將的越南人洪水,朝鮮人武亭,包括后來八路軍時期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等等。他們這些外國人來到中國,其實更多的是出于對中國革命的同情,踐行自己的理想,而李德也是如此。所以是否擁有軍事權力,李德看的并不重要,可中國革命受到威脅,這是李德永遠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在關鍵時刻,才有了他為毛主席挺身而出。
李德和夫人李麗蓮
李德夫人:李麗蓮
而李德對中國革命起到的負面作用,這已經有了歷史定論,這是毋容置疑的。但這些事情如果客觀的來說,是一定歷史背景的,李德負有責任,但絕對不是主要責任,主要責任應由王明等人負責。
德國共產黨人李德
值得一提的是,后來王明拒不承認自己的錯誤,認為自己的路線是堅決執行共產國際的命令,可是李德卻坦誠的對別人說道:“中國同志比我更了解他們在本國進行革命戰爭的正確的戰略戰術,我沒有根據中國的地理形勢,中國人特有的作戰傳統進行指揮。”實際上這些話,也是李德對自己錯誤的承認。時至今日,中國革命早已經取得了成功,李德也于1974年在東德去世,或許他曾經對于中國革命并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的說,奧托布勞恩,他是一名真正可敬的德國布爾什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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