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讀音，拉丁字母拼寫為by?bu、byōbu等。范禮安所說日本貴族使團指天正少年使節團，他們獻給教皇的禮物中就有日本屏風。范禮安不懂漢語，誤以為中國人也稱屏風為Beobus，熟習漢語的利瑪竇稱屏風為gueipini（圍屏）。羅馬藏圖是單幅地圖，并不是屏風式的。因此，范禮安來信所說由羅明堅帶回歐洲的地圖，不可能是羅馬藏圖。

關于明末來華傳教士在地圖學上的成就，國內外學者已多有關注，但將傳教士繪制地圖的活動與近代歐洲的全球擴張結合考察者，則相對較少。事實上，傳教士繪制地圖不僅是在歐洲殖民擴張背景下發生的，而且為歐洲殖民擴張服務。16世紀拉丁文中國地圖Sinarum Regni Aliorumque Regnorum et Insularum Ⅰlli Adiacentium Descriptio（本文譯作《中國及其周邊王國與鄰近島嶼地圖》，簡稱《大明全圖》），就是典型。

目前所見《大明全圖》共有兩幅。一幅于20世紀初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以下簡稱ARSI）發現（以下簡稱“羅馬藏圖”），當時就有學者提出，此地圖是利瑪竇（Matteo Ricci）于1588年繪制。另一幅2000年由香港科技大學獲藏（以下簡稱“港科大藏圖”）。英國古地圖收藏家巴隆認為，港科大藏圖是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于1588年后在羅馬制作的。徐光臺認為港科大藏圖是銅版印制，羅馬藏圖是1588年11月21日前在東亞手繪的，繪制者不可能是羅明堅，當與利瑪竇有關。柏恪義提出，羅馬藏圖和港科大藏圖是由同一塊銅版印刷出來的，可能是在中國繪制，但制版印刷是在羅馬完成，因為當時亞洲“沒有這種先進技術”。總之，學界目前尚未厘清兩幅《大明全圖》的基本信息。本文通過挖掘前人并未注目的檔案，著重分析該圖繪制情況，進而探討殖民擴張初期歐洲人繪制中國及東亞地圖的相關問題。

一、羅馬藏圖及所在四號檔案的形成

羅馬藏圖在ARSI中的編號是G. F. Cass. 12, doc. 4，意為“大尺寸檔案第12抽屜第4號檔案”（以下簡稱“四號檔案”）。四號檔案由3張紙（foglio）組成，每張紙大小約為47cm×58cm，為便于表述，本文將這3張紙稱為檔一、檔二和檔三。由于紙張較大，所以在書寫時被對折起來。檔一正面是羅馬藏圖，圖中未記繪制者及繪制年代，背面是題為De Sinarum Regno in genere（以下譯稱《中國總論》）的拉丁文手稿。檔二正背面寫滿文字。檔三對折后，背面和正面右側是文字，正面左側是整個四號檔案封底，封底上只有檔案員所寫兩條注文。第一條直接寫在封底上，為“1583 Descriptio Imperij Sinarum”（以下譯稱“1583年中國全圖”）。第二條寫在一張白紙條上，意為：“關于1588年11月21日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從澳門寄給阿桂維瓦神父的地圖，可參考Jap. Sin. 11 I卷宗檔案中第四張檔案正面的第七段。”通過筆跡分析可知，除檔一正面的羅馬藏圖及檔三封底注文外，其余都為羅明堅所寫。

徐光臺認為羅馬藏圖的“背面明顯有書信筆跡透過來的痕跡”，因而是手繪的，而港科大藏圖“未見任何書寫文字從背面透過來的痕跡”，因而是銅版印制的。不過，造成這一差異的原因非常簡單：羅馬藏圖背面有羅明堅手書《中國總論》，港科大藏圖背面則是空白，所以徐光臺的觀點難以成立。柏恪義認為羅馬藏圖和港科大藏圖由同一塊銅版印刷。筆者細察兩者字體、裝飾、墨跡等細節，確定柏恪義是正確的。如圖上北京城被稱為XUNTIENFV（順天府），其中F直接壓在一條河流上，很難看清，兩個N是倒寫的；CHEQUEAN（浙江）中的第一個E是補刻上去的。港科大藏圖亦如此，手工摹繪的地圖不大可能將這些錯誤全部再次呈現。

據檔三封底第二條注文，筆者在ARSI找到了編號為Jap. Sin. 11 I, ff.13r-14v的信件（以下簡稱“范禮安來信”）。此信用西班牙文寫在兩張紙上，其中第一張紙正面左上角，有檔案員撰寫的注文“1588年11月21日范禮安于澳門”。筆者仔細辨認發現“21日”經過修改，原文是“20日”；范禮安來信正文結尾處日期“21日”的原文也是“20日”。值得注意的是，范禮安來信摘要（編號Jap. Sin. 11 I, f. 15v）同樣將此信日期標為1588年11月20日。根據耶穌會檔案制度，羅馬總部的檔案員要對每封來信進行登記，并撰寫摘要，甚至注明是第幾份抄件，或經由哪條航路到達羅馬。范禮安來信摘要中有“澳門，第三份抄件，（15）88年范禮安神父11月20日”。檔案員還將此信內容總結為七點，其中第七點是“隨信請羅明堅神父帶上一些地圖及其他東西”。范禮安來信第七段相應部分左側空白處也有個“7”，字體和摘要上的“7”相同，表明它們是由同一位檔案員所寫。據此可知，范禮安來信應寫于1588年11月20日。

范禮安來信第二張紙正面第七段稱，“我請羅明堅神父帶上幾幅地圖獻給您，此地的人們將其稱為‘屏風'，類似于日本貴族使團覲獻給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ius ⅩⅢ）的某些禮物。更加重要的是，屏風上的中國地圖，是依據中國書籍花了很多精力完成的。雖然制作的時間比較短促，但你們在羅馬看到這些地圖時，一定會喜歡的”。在討論這封信之前，先介紹它的寫作背景。

隨著歐洲的殖民擴張，耶穌會在16世紀中葉試圖進入中國，但未成功。1573年，意大利人范禮安被任命為耶穌會遠東巡視員，全權處理遠東傳教事務。1578年，范禮安來到澳門，他認為耶穌會士要想在中國傳播天主教，首先必須學會中國的語言文字。于是，1579年，他把羅明堅從印度調到澳門學習中文。1582年，又將利瑪竇從印度調到澳門。

1582年2月，范禮安率領包括數名日本貴族少年在內的天正少年使節團從長崎出發，于3月9日到達澳門，逗留到12月31日前往印度。范禮安留在印度工作，使節團則于1584年2月登船，8月抵達葡萄牙里斯本。1585年3月23日，他們在羅馬覲見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獻上從日本帶來的禮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組日本屏風”。1586年4月，使節團離開里斯本，于1587年5月回到果阿，和范禮安會合。

1588年4月，范禮安與使節團一起離開果阿，7月到達澳門。利瑪竇記載，“范神父一回到澳門，就決定派人去覲見教宗”，最后選定羅明堅返回歐洲。1588年11月20日，羅明堅搭乘一艘中國帆船離開澳門，1589年9月13日抵達里斯本。“范神父還給教宗和西班牙國王捎去很多中國的禮品，其中包括一幅《天下總圖》，它被制成中國人常講的圍屏式樣，是由很多方塊拼接而成，可以立在室內分隔空間，也可以展開或折疊在一起。這件禮物使西班牙國王和教宗都非常高興。”此后，羅明堅一直在歐洲活動，直到1607年5月在意大利薩勒諾城去世。

范禮安來信日期為1588年11月20日，當天，羅明堅從澳門啟程。據檔三封底白紙條上的注文，范禮安來信第七段內容似與羅馬藏圖有關，但實際并非如此，主要依據如下。其一，信中寫道，這些地圖“制作的時間比較短促”，而像羅馬藏圖這樣用蝕刻銅版印刷的地圖無法在短時間內制作，況且當時亞洲并無此項技術。其二，范禮安請羅明堅帶回歐洲的地圖，“此地的人們將其稱為‘屏風'，類似于日本貴族使團覲獻給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的某些禮物”。信中“屏風”寫作Beobus，是日語屏風（

既然范禮安來信與羅馬藏圖并無關系，那么，要探討羅馬藏圖，就只能借助其他文獻，特別是羅明堅寫在檔一背面的《中國總論》。其中稱：

他們之所以選中肇慶，原因在于此乃都堂駐地，都堂也就是總督的意思，主持相鄰兩省的政務。兩位神父中的一位與其他一位同會會士一起，從葡萄牙人的港口出發，旅行了300里格，他在中國的一些內陸省份向東、向西旅行，吸引了一些信徒。

1585年11月12日，葡萄牙傳教士麥安東（António de Almeida）從澳門來到廣州，隨后與羅明堅越過梅嶺，經過江西，于1586年1月到達浙江紹興，直到8月才返回肇慶。1587年7月，他們又去了廣西桂林，9月回到肇慶。對照這一史實，可知上文所說兩位神父即羅明堅、麥安東；“葡萄牙人的港口”指澳門；向東旅行指1585—1586年前往浙江，向西旅行是1587年廣西之行。就此，《中國總論》定是在1587年9月之后寫成的。

檔二題為“廣東省、廣州城和周邊諸島”。其中記：“那里有耶穌會神父的住院和教堂，耶穌會神父于1582年首次進入該地時，正是最尊貴的阿桂維瓦（Claudio Acquaviva）總會長登位之年。總會長至今依然領導著本會，他的任職歲月必將久遠而幸福。”阿桂維瓦于1581年2月出任耶穌會總會長，1582年底消息傳到中國。1582年12月14日，羅明堅在澳門寫信給阿桂維瓦表示祝賀。1583年9月14日，羅明堅等獲準在肇慶居住并獲得建房用地。1584年11月30日，利瑪竇在信中說，“我們開始興建的那家寓所馬上就要竣工了”。所以，檔二形成時間不會早于1584年底。檔二還記：

尊敬的范禮安神父負責巡視耶穌會遠東傳教區的傳教事業，所以他派出了同會的羅明堅神父，為的是去向那些尚不知道耶穌基督之路的人們打開通往天主教信仰的道路。

上文在提及范禮安時特地加上“R.”（Reverendi的縮寫，意為“尊敬的”），在講到羅明堅時卻無此尊稱。范禮安于1588年7月從印度果阿回到澳門后，決定讓羅明堅返回歐洲。但這段文字中，羅明堅對在中國傳教充滿信心，絲毫見不到即將返回歐洲的跡象，因此這份手稿應該是他在中國撰寫的。就此，檔二的形成時間下限是1588年7月范禮安返回澳門前。

檔三沒有標題，主要記錄了中國一些城市的緯度，并介紹了日本、朝鮮和菲律賓。其中稱：“幾年前，朝鮮與日本之間發生了大規模戰爭，但目前據說已經恢復了和平安靜的生活。”1592年，豐臣秀吉出兵朝鮮；1594年10月，日本使節在北京與明朝官員達成停戰協議；1597年2月，豐臣秀吉再次入侵朝鮮。羅明堅所說，表明他已獲悉1594年的停戰消息。16世紀從澳門航行到歐洲大概要1年，在這條航線上旅行過的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也說，從歐洲到中國一般需要1年多，如遇上逆風，甚至要3年。因此，檔三形成時間不會早于1595年。

歐洲人于16世紀初來到東亞后，很少關注朝鮮。1592年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時，西班牙籍耶穌會士塞斯佩戴斯（Gregorio Céspedes）作為隨軍神父從日本到了朝鮮，一直待到1595年，成為目前已知首位進入朝鮮半島的歐洲人。但當時歐洲人并不知情，16世紀末的耶穌會報告也未提及。1601年在西班牙出版的《遠東耶穌會史》首次介紹了塞斯佩戴斯在朝鮮的活動。羅明堅在檔三中寫道，“我們的神父尚未進入朝鮮”，說明該手稿寫于1601年前。

綜上，羅明堅手稿中檔一背面的《中國總論》完成于1587年9月之后；檔二是1584年底之后、1588年7月之前完成的，當時羅明堅還在中國；檔三則完成于1595—1601年，此時羅明堅已回到歐洲。因此，三者雖同屬四號檔案，但形成于不同時間地點。

二、羅明堅返回歐洲后的著述與羅馬藏圖形成

檔一背面的《中國總論》是羅明堅手稿，那么，檔一正面的羅馬藏圖是否也出自羅明堅之手？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從羅明堅返回歐洲后的其他著述中尋找線索。

羅明堅于1588年11月離開中國時攜帶了許多資料，計劃回到歐洲后以這些資料為基礎出版一部中國地圖集，但尚未完成就去世了。1987年，羅馬國立檔案館（Archivio di Stato di Roma，簡稱ASR）發現一批羅明堅地圖資料。1993年，意大利學者羅·薩多將這批地圖資料整理出版，取名為《耶穌會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金國平等將此地圖集譯為《大明國圖志——羅明堅中國地圖集》（以下簡稱《大明國圖志》）。汪前進、龔纓晏、陳宗仁發現，羅明堅《大明國圖志》的主要資料來源是《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以下簡稱《大明官制》）。羅馬藏圖雖然標出兩京十三省位置及一些城市名稱，但地理信息非常有限，其上有兩段注記，一段稱長城是“為抵御韃靼人入侵而修建的城墻，長約300里格”；另一段記“這個大湖，中文稱為星宿海，它是中國大部分河流的發源地”。右下方花飾方框還列出各省府州縣衛所數量。

前文已述，羅馬藏圖題為《中國及其周邊王國與鄰近島嶼地圖》，其背面為《中國總論》，二者看似關系密切，實則并無關聯。

第一，地名系統不同。羅馬藏圖與《中國總論》關于府州縣所的寫法相同，衛的寫法卻不同，羅馬藏圖為Huy，《中國總論》為Guei。《中國總論》中北京、順天府、南京、肇慶的拼寫方法，與《大明國圖志》基本相同，與羅馬藏圖不同，說明前兩者采用類似的地名系統，而后者采用另一套地名系統。

第二，政區數字不同。羅馬藏圖右下方花飾方框中記載明朝“全境有155個府、235個州、1154個縣、211個衛、213個所”。《中國總論》卻說“中國全境有150個府、234個州、1116個縣、493個衛、315個所”。對照羅明堅1588年離開澳門前已出版的中國典籍，可知這個數據應來自《大明官制》，只是160個府被改成150個。

第三，圖文內容無法對應。《中國總論》寫道，“由于北部邊境面臨著韃靼入侵的危險”，所以明朝在北方興建了許多衛所，“如它們的位置和地圖所示”。而羅馬藏圖在北方地區沒有繪制任何衛所。

此外，還要討論檔三封底上的注文“1583年中國全圖”。撰寫該注文的檔案員顯然認為，羅馬藏圖是繪于1583年的“中國全圖”。柏恪義認為，阿桂維瓦是1581年2月7日擔任耶穌會總會長的，而檔二寫道，羅明堅等在肇慶建教堂時，阿桂維瓦已任總會長“許多年了”，因此檔案員的注文有誤。其實，柏恪義觀點是據其誤譯得出的，他把檔二中的“總會長至今依然領導著本會，他的任職歲月必將久遠而幸福”，誤譯成“他在這個位置上已經許多年了”。不過，檔三注文“1583年中國全圖”確實有誤，但證據并非來自檔二，而是因為當時從澳門航行到歐洲一般需要一年。羅明堅等于1583年9月入住肇慶并開始建造教堂后，即使馬上有帆船將此消息帶回歐洲，最快也要在1584年下半年才能送達。因此，歐洲人不可能在1583年就印刷出羅馬藏圖。

檔三頂端還記，“關于羅馬藏圖，還可以參閱Jap. Sin. 123號檔案”。在Jap. Sin. 123號檔案中，有一封利瑪竇于1584年9月13日從肇慶寫給正在澳門的西班牙駐菲律賓稅務司司長羅曼的信。利瑪竇在其中稱，“目前我還不能把以我們的方式繪制的中國地圖和各省地圖寄給您，但我希望天主能保佑我盡快完成這些地圖”。徐光臺就此認為羅馬藏圖與利瑪竇有關。這一推論無法成立，因為信中山東（Santon）、山西（Sansi）、陜西（Suensi）、廣東（Canton）、肇慶（Sciaochin）、交趾（Cochinchin）、暹羅（Sian），以及州（cius）、縣（hus,chus或hos）的寫法與羅馬藏圖差別很大。

2023年3月，筆者在ARSI發現一份前人未曾提及的羅明堅手稿，標題是De Imperio Regis Sinarum（以下譯稱《中國概況》）。這份拉丁文手稿由4張紙組成，每張紙大小約為21cm×28.5cm。這4張紙對折后形成一本16頁的小冊子，存放在“耶穌會文庫檔案”（Fondo Gesuitico）724號檔案中，編號F. G. 724（4）。《中國概況》除了介紹中國外，還涉及日本、朝鮮和呂宋。對羅馬藏圖而言，其重要之處在以下幾點。第一，記述“中國全境共有155個府、235個州、1154個縣、211個衛和213個所”，與羅馬藏圖右下方花飾方框內所記相同。此外，其中北直隸、南直隸為Paquin和Nanquin，與羅馬藏圖所記相同。第二，在介紹中國緯度時寫道：“中國始于北緯17度，向北一直延伸到51度或52度”。羅馬藏圖記“中國始于（北緯）17度，向北一直到（北緯）51度”，兩者基本吻合。而《中國總論》并未記述中國的緯度；檔三則記“中國始于北緯17.5度，向北延伸到約北緯52度處”。第三，涉及朝鮮時稱：“有些人認為這個半島屬于陸地的一部分，如本圖所示。當地人稱為高麗（Caolij），日本人稱之為Caroli，葡萄牙語中稱之為Corea。”羅馬藏圖上同樣點明，“這個半島在葡萄牙語中被稱為Corea，中文名稱是高麗（Cauli）”。

由上述推測，《中國概況》與羅馬藏圖關系密切。尤其重要的是，《中國概況》涉及日本部分有兩段文字透露了此手稿撰寫時間。第一段有“居住在這里的神父有130人”，ARSI藏日本耶穌會士名冊所記人數分別為：1588年113人、1589年116人、1592年154人、1594年211人。可見《中國概況》的形成時間晚于1589年。第二段為：“感謝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及西克斯圖斯五世的偉大和慷慨，一些日本青年在耶穌會接受教育，并與本會的住院及修院一起不斷發展。”格里高利十三世在位時間是1572年5月至1585年4月，西克斯圖斯五世（Pope Sistus Ⅴ)為1585年4月至1590年8月；烏爾班七世（Pope Urbanus Ⅶ）是1590年9月15日至27日；格里高利十四世則是1590年12月5日至1591年10月16日。《中國概況》提到了西克斯圖斯五世，但未提到烏爾班七世和格里高利十四世，據此可將其形成時間限在1590年1月至8月。

羅馬意大利伊曼努爾二世國家圖書館（Biblioteca Nazionale V. EmanueleⅡ di Roma）藏有一部題為De Sinarum Regno（《中國簡介》）的抄本（以下簡稱“伊圖抄本”）。早在1913年，意大利學者汾屠立就指出，伊圖抄本是在羅明堅監督下由專業謄寫員抄寫的，羅明堅甚至修改抄本。目前學界已討論過伊圖抄本的來源及抄寫時間等問題。筆者比對發現，伊圖抄本底本就是《中國概況》，兩者在詞匯拼寫、內容敘述等方面幾乎完全相同。伊圖抄本還題記，“獻給崇高的教宗格里高利十四世”，證明伊圖抄本是在格里高利十四世在位期間抄寫的。

1593年，耶穌會歷史學家波塞維諾出版的《選集匯編》，以羅明堅的資料為主要依據，記述了明代中國情況。其中府州縣數量與羅馬藏圖相同，但沒有衛所數量。所以，現今所知1600年前后歐洲人關于中國府州縣衛所的著述中，只有在《中國概況》及其抄本中才能找到與羅馬藏圖相同的記載。就此，羅馬藏圖的最終資料來源應是《中國概況》。既然《中國概況》是在1590年1—8月完成，那么，羅馬藏圖應當是在1590年8月后于歐洲繪制并印刷的。

不過，羅馬藏圖不可能是羅明堅繪制的，因為他不是專業制圖家。有學者注意到，羅馬藏圖中肇慶旁邊注有“此地有本會神父的教堂”，說明該圖與耶穌會士有直接關系，因為只有耶穌會士才會將耶穌會稱為“本會”，其他修會和天主教“圣職部”（Sacra Congregatio Sancti Officii，也稱“宗教裁判所”）會直接稱“耶穌會”。教外人士更是如此，羅曼在信件中介紹羅明堅時，就說羅明堅屬于“耶穌會”。因此，羅馬藏圖應出自耶穌會士之手或是耶穌會士請人繪制的。另外，羅馬藏圖還稱中國“縣的大小如西班牙的村莊”。1580—1640年，葡萄牙處于西班牙的統治之下。圖中注記將明朝的縣比作“西班牙的村莊”，可能是想讓西班牙統治者更好地了解中國的行政建制，由此推測，羅馬藏圖繪制者不大可能是西班牙人。

羅馬藏圖是1590年后繪制的，那么，背面的《中國總論》是什么時候寫上去的？這可以從羅明堅關于中國衛所數量的論述中推斷。羅明堅雖然在中國生活近10年，通曉中文，但由于明朝的府州縣衛所常有廢設，《大明一統志》《廣輿圖》《大明官制》等的記載各不相同，所以他的相關認識也有所變化。羅明堅于1589年回到歐洲后，起初認為中國有155個府、235個州、1154個縣、211個衛和213個所，與《中國概況》和伊圖抄本所記相同。但他后來改變了看法，認為中國有150個府、234個州、1116個縣、493個衛、315個所。他在《中國總論》中稱：“為了使您知道每個省的軍事要塞（衛所）情況，這里清楚地、有序地把它們排列出來，正如您在列表中所看到的那樣。”這透露出三個重要信息：其一，羅明堅在撰寫這段文字時，已明確了解明朝全境的衛所情況；其二，《中國總論》附有詳細的明朝全境衛所列表；其三，《中國總論》是他向某人匯報明朝全境軍事要塞時寫的報告。可是，整個四號檔案并沒有清楚有序的各省衛所詳表。這樣，我們還需到其他文獻中尋找線索。

慶幸的是，在《大明國圖志》中，幾乎每個省的地圖都附有詳細的府州縣衛所列表。如1606年撰寫的《江西省概況》列表在講述贛州府時寫道，“衛：贛州衛在府治東南。守御千戶所：信豐守御千戶所在縣治西北。會昌守御千戶所在府治東”。換言之，《中國總論》是在羅明堅1607年5月11日去世前不久完成的，并且可能是為了向耶穌會總會長阿桂維瓦匯報中國的軍事布防情況。

綜上，可以勾勒出幾種文獻的形成軌跡：羅明堅返回歐洲后，于1590年1—8月完成《中國概況》；1590年12月5日—1591年10月16日，某位謄寫員在羅明堅監督下抄錄了一部《中國概況》，即伊圖抄本；1590年或1591年，羅明堅請人依據《中國概況》或其抄本，在歐洲繪制并印刷《大明全圖》，以呈送給西班牙統治者或羅馬教皇。羅明堅原本計劃將其中一幅印本獻給教皇格里高利十四世，但最終未能送出。目前不清楚《大明全圖》最初的印本數量，但至少有一幅印本留在羅明堅手中，即羅馬藏圖；另一幅幾經流轉，最終藏于香港科技大學。1606年，羅明堅完成《大明國圖志》中的府州縣衛所列表；隨后，為向阿桂維瓦報告明朝軍事布防情況，他在羅馬藏圖背面寫上《中國總論》，但這批材料尚未送出，羅明堅就去世了。

三、地圖繪制與歐洲殖民東擴

柏恪義認為，《大明全圖》與16—17世紀6幅歐洲人繪制的西文地圖有關，特別是桑松（Nicolas Sanson）1656年《中國地圖》（La Chine Royaume）。桑松在題記中稱，《中國地圖》是在另一幅單幅中國地圖的基礎上繪制而成的，該圖“是馬提奧·內羅尼（Matteo Neroni）1590年在羅馬繪制的，所依據的是中國出版的四本中文著作，羅明堅神父向內羅尼提供了關于這些中文書的解釋”。20世紀中期，有學者提出，由于意大利檔案中找不到關于Matteo Neroni的記載，所以此名可能是Matteo Ricci之誤，桑松實際上利用了利瑪竇繪制的地圖。但新的研究證實Matteo Neroni確有其人，與來華耶穌會士關系密切。不過，桑松《中國地圖》依據的應該不是《大明全圖》，因為兩者的黃河源流、朝鮮半島形狀、海南島地形等差異很大，該圖題記中提到的1590年地圖已佚，因此，《大明全圖》是現存最早單幅印制的西文中國詳圖。

更重要的是，《大明全圖》中不僅有前文述及的西班牙和耶穌會元素，還有明顯的葡萄牙和意大利印記。這可以從《大明全圖》地圖部分和圖注中地名的不同拼寫系統中窺見一二。如四川為Suchuan、Syciouam，浙江是Chequean、Cechian，貴州則是Queicheu、Queiceu，拼法分別有葡萄牙語和意大利語發音特點。筆者據此推測，羅明堅請人繪制地圖時，很可能利用了一幅現成的地圖銅版，該銅版的地圖部分沒有更改，但他依據從中國地理著作中直接獲取的信息，補充或修正了圖注部分。這也是目前所知歐洲人第一次直接利用中文著作完成西文中國地圖的繪制。

無論是《大明全圖》，還是桑松《中國地圖》等16—17世紀東亞地圖，都展示了廣闊的東亞海域，表明歐洲人在東亞進行探險、航海、商貿、殖民、傳教等活動時，也致力于繪制東亞地圖。這些地圖在圖形設計、海陸布局等方面都顯示出許多共同特征，可見它們存在前后承繼的內在譜系。這一譜系不僅反映了歐洲人東亞知識的演變，而且體現了歐洲人在東亞海域的擴張，從獨特的角度揭示了來華傳教士的任務。

大航海時期，來到東亞的歐洲天主教傳教士往往肩負多重使命，不僅要為傳教服務，還要效忠于國王的海外擴張事業。1584年前后，已進入中國內地的耶穌會士羅明堅和利瑪竇，被認為是西班牙中國擴張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羅曼在1584年6月24日的信件中向國王報告：

耶穌會士羅明堅和利瑪竇已經基本會讀、寫和用中文交流了……羅明堅和利瑪竇會全心全意為陛下服務……根據當前的形勢和中國的情況，沒有耶穌會士的介入，我們無法與中國建立聯系，無法將禮物和信件送到中國皇帝手中，也無法傳達信件的內容。只有通過他們，所有目標才能輕松實現，否則陛下的計劃將無法成功。

1584年，利瑪竇在肇慶繪出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大瀛全圖》，寄給耶穌會總會長阿桂維瓦。范禮安雖不懂中文，也未能進入中國內地，但同樣竭力獲取中國信息。1583年，范禮安就在一封寄回羅馬的信中列出了中國府州縣衛所數，其中府州縣數是大致數字，而衛所數卻非常準確，分別為493和2593，與中國地理志書《廣輿圖》（1566年版）中的記載完全吻合。次年，他又報告了中國省、府等信息。1588年11月20日，范禮安在致阿桂維瓦信中稱，“我請羅明堅神父帶上幾幅地圖獻給您”。利瑪竇也稱，范禮安“還給教宗和西班牙國王捎去很多中國的禮品，其中包括一幅《天下總圖》”。這些信件及《大明全圖》《中國總論》《大明國圖志》等，無不說明歐洲人東來后，迫切希望獲得關于中國的信息。來華傳教士以地圖為載體，將大量相關信息持續不斷地傳回歐洲，為歐洲人繪制東亞地圖提供依據。

受限于1479年《阿爾卡索瓦斯—托萊多和約》（Tratado das Alcá?ovas-Toledo），西班牙在東亞建立殖民據點的時間要比葡萄牙晚。1565年，西班牙人德萊加斯皮（Miguel López de Legazpi）率領艦隊占領菲律賓宿務，成為第一任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后于1571年正式在馬尼拉建立殖民據點。早在占領宿務期間，他就多次刺探有關中國和日本的消息。1572年，德萊加斯皮去世，德拉維扎里斯（Guido De Lavezaris）繼任總督。1574年，德拉維扎里斯寄給西班牙國王一幅《古今形勝之圖》。1584年，奧特里烏斯（Abraham Ortelius）《寰宇大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第三版中刊出了巴爾布達（Luiz Jorge de Barbuda）繪制的《中國新圖》（Chinae, olimSinarum reginis, noua description）。巴爾布達是葡萄牙制圖家，但他先后為西班牙駐里斯本大使和西班牙皇室服務，還曾因協助西班牙人獲取葡萄牙人的航海資料而被葡萄牙國王逮捕入獄。有學者認為，《中國新圖》的主要資料來源是葡萄牙人關于遠東和東南亞的地理知識。不過，除了來自葡萄牙的信息以外，該圖可能還參考了當時流入西班牙的中國地圖，如《古今形勝之圖》。可見，隨著菲律賓殖民據點的建立，西班牙得以直接從東亞獲取地理信息。1583年，羅明堅、利瑪竇獲準在中國內地定居，他們積極收集中國地理信息、繪制地圖，并傳回歐洲，進一步打通了西班牙直接獲取中國訊息的通道。《大明全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繪制的。

據17世紀耶穌會史官巴爾托利記載，耶穌會總部曾交給羅明堅完成一部《中國要地》（Teatro Cinese）的任務。所以，羅明堅繪制中國地圖的主要目的，也包括向總部匯報有關中國的信息，特別是軍事信息。《大明國圖志》中大量府州縣衛所列表，特別是衛所列表，充分說明這一點。

不過，在耶穌會總部看來，羅明堅并沒有完成任務，真正完成此重任的是衛匡國（Martino Martini），他于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中國新地圖集》（Novus Atlas Sinensis）。據巴爾托利記載：“羅明堅神父在完成《中國要地》之前去世了，榮耀歸于衛匡國神父，現在我們有了它。這些年，他去了中國，并成功地繪制和出版了《中國新地圖集》。因為他，‘地理學'獲得了東方（中國）的這塊如此有價值和廣袤的地方，在此之前是缺失的。”從1582年耶穌會進入中國內地，到《中國新地圖集》出版的70余年間，耶穌會不僅面臨財政困難、神職教資缺乏等內部問題，也遇到了新教神學和啟蒙思想的沖擊。當時，耶穌會高層出現動蕩，1646—1655年就更換了4任總會長；海外傳教事業遭遇抨擊或對抗。相對于16世紀末初入中國時的情形，如何應對日益凸顯的內憂外患，特別是如何處理傳教中遇到的禮儀問題，反擊來自天主教其他修會的攻擊，是當時耶穌會中國事務的重心。但是，1663年該會第一部意大利語官方史書《耶穌會史：中國卷》正式出版時，仍在開篇專辟一節詳細論述羅明堅、衛匡國的中國地圖繪制問題，可見此事對耶穌會總部的重要性。

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也是17世紀荷蘭殖民者獲取中國地理知識的重要途徑。受西屬尼德蘭總督威廉·利奧波德（Leopold Wilhelm von ?sterreich），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制圖師約翰·布勞（Johannes Blaeu）的支持，衛匡國于1654—1661年出版了3部與中國有關的著作和1部中國地圖集。作為荷蘭在亞洲殖民擴張的重要工具，為應對航行安全和軍事防御等挑戰，荷蘭東印度公司非常重視地理信息和地圖，并配有專門的制圖師，布勞在1638年繼其父親成為第三任制圖師。1654年，衛匡國在荷蘭東印度公司資助下到阿姆斯特丹巡察地圖集的印制工作，雙方還就耶穌會士免費搭乘該公司前往東方船只問題達成協議。荷蘭人也從衛匡國處獲取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消息，為進一步進入中國內地做準備。

次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使團出使中國，公司董事局命令使團必須帶上衛匡國的地圖資料，其間荷蘭人趁機考察了從澳門到北京的內河航線，并以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中的《中國總圖》為底本，繪制了一張重點反映入京內河航線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覲見大韃靼可汗行程圖》，成為此后150年間西方人繪制中國地圖的重要參考。

歐洲18世紀之前繪制的中國地圖，有一個明顯的特征是東亞海域部分比較清晰，而中國內陸部分相對模糊。16—17世紀，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先后在東亞建立殖民據點，通過拓殖和探險活動，掌握了大量航海信息。但歐洲人對中國內陸的地理認知仍主要依靠中文地圖和中國地理志書。1735年，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出版《中華帝國全志》，其中收錄了法國皇家地理學家唐維爾（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所繪中國地圖。唐維爾地圖參考了法國在華傳教士在繪制《皇輿全覽圖》時收集的地理勘測資料，以及俄國圣彼得堡科學院的地理資料，在中國內陸部分地圖繪制上實現重要突破，精確度已非常接近現代地圖，其影響持續到19世紀初。1742年，率領英國皇家海軍艦只“百夫長”號越過太平洋到達中國水域的喬治·安森（George Anson），以及1793年英國大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來華時，都參考過這些地圖。

意大利學者曼斯繆·奎尼（Massimo Quaini）等認為，19世紀中期以前，“由于中華帝國的勢力和廣闊疆土，而且其技術水平在很多方面優于西方，在那些時代，歐洲人沒有考慮像占領世界其他地區那樣武裝占領這塊大地”。事實并非如此。早在1521年，葡萄牙人就發起“屯門海戰”企圖武力進入中國；1581年，西班牙菲律賓前總督弗朗西斯科·德·桑德（Francisco de Sande）也提出過武力征服中國的計劃。不過，這些征服計劃并沒有成功，一直到19世紀中期，真正能夠進入并長期居住在中國的歐洲人，主要還是來華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士。

1840年，西方殖民者用槍炮強行打開了中國大門，從此，除傳教士外，歐洲地理學家也開始有組織地來華進行實地勘測和繪制地圖。如1868—1872年，普魯士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外國商人組成的上海商會資助下，先后沿7條路線在中國考察。除地質地理調查以外，還將搜集到的物產、人口、交通、商業、風土人情等信息，用英文寫成信件寄給資助方。1885年，李希霍芬出版了以近代科學測繪技術繪制的《中國地圖集》，其中包含比例尺為1：750000的《山東東部地圖》，詳細標注山東半島的地質地貌及礦產、農產資源等分布情況，是德國選擇侵占膠州灣的重要依據。1898年中德《膠澳租借條約》簽訂后，他在《山東東部地圖》基礎上以1：1000000比例尺，再次出版山東地形圖和地質圖，并第一次標注了規劃中的膠濟鐵路。其實，早在1868年，他就向普魯士國王建議占領舟山港：“港口很容易就能被封鎖，只需一只艦隊就能控制中國北方和日本之間的交通要道。作為貿易地，舟山群島也具備很高的價值，如果寧波和上海都喪失了重要性的話，把產業放在這里會更安全些。”可見，李希霍芬利用在中國考察所獲信息，為德國在華殖民擴張服務。

李希霍芬雖然不是傳教士，但他能順利完成在中國的考察與在華傳教士的協助密不可分。他每到一個城市，都會從傳教士或主教處獲取當地信息及如何開展考察活動的建議，比利時傳教士保羅（Paul Splingaert）還長期擔任他的翻譯和助手。可見，從19世紀中期開始，歐洲在中國的探險活動即使沒有傳教士的直接參與，也與歐洲教會及政府有緊密聯系，地圖仍然是來華歐洲人傳遞有關中國信息包括軍事信息的重要手段。

19世紀中期，歐洲繪制的世界地圖中開始系統標出歐洲人占領的地方，如德國地理學家基佩爾特（Heinrich Kiepert）繪制的亞洲地圖。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列強掀起了瓜分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狂潮，隨之而來的是列強之間各種劃界談判、和約協商，歐洲中國地圖繪制也出現了新特點，即在地圖中標出列強的勢力范圍。無論是1899年巴托羅謬（John G. Bartholomew）繪制的《公民世界地圖集》、1907年斯蒂勒（Stieler）的《袖珍地圖集》，還是1921年哈斯沃斯（Harmsworth）的《世界地圖集》，都體現了這個特點。

結　　語

16—17世紀是歐洲大陸巨變的時代，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歐洲世俗政權之間的戰爭和領土爭奪不斷，包括海外殖民地爭奪。這一時期，歐洲繪制的中國地圖實際上也是歐洲東亞擴張史的縮影，如《大明全圖》上歐洲不同國家、宗教團體的信息相互疊加、交錯呈現。學界一般將巴爾布達、衛匡國和唐維爾中國地圖看作16—18世紀歐洲中國地圖繪制的3個里程碑，筆者認為，與它們相比，《大明全圖》的獨特之處在于不僅是目前所知近代歐洲首次單獨刊印的中國全圖，而且是16世紀初全球化興起后，首張由直接參與殖民擴張的傳教士主導繪制的西文中國全圖。

16世紀以后，西方殖民者主動與在華傳教士合作，企圖利用他們實現進一步擴張。在此過程中，地圖成了傳教士向殖民者傳遞中國信息的主要載體。之后歐洲人所繪東亞地圖“與槍炮、軍艦一樣”，成為“帝國主義的武器”，為殖民者東擴提供助力。

最后還需提及的是，從耶穌會成立開始，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就著手建立羅馬總部的檔案管理制度。明清來華耶穌會士的大量檔案原本都收藏在ARSI。1773年耶穌會解散后，ARSI所藏檔案經歷了散失、回歸、重整的曲折過程。因此，目前同一機構中被歸在一起的檔案，原本可能并無關聯，本文所論四號檔案就是典型例子。現今所存羅明堅《大明國圖志》，可能夾雜著其他來源的地圖，原本屬于該地圖集的另一些手稿，卻因流落在其他機構而未被收錄，研究者需仔細分辨，以免被檔案收藏現狀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