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8月，戰火燒至鴨綠江邊，新中國的安全面臨嚴重威脅，為捍衛和平、保家衛國，中國人民志愿軍奔赴朝鮮戰場。在這場關乎國家命運的戰爭中，不僅有沖鋒陷陣的戰士，還有一群手握科學武器的知識分子，以獨特的方式為抗美援朝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

在抗美援朝這場保家衛國的正義之戰中，無數英雄兒女奔赴前線，用熱血與生命捍衛和平。鮮為人知的是，在戰火紛飛的戰場上，還有一群特殊的戰士——他們以科學為武器，以智慧作鎧甲，在各自的領域為戰爭勝利貢獻力量。盛志勇、童志鵬、王淦昌、朱光亞四位科學家，用實際行動詮釋了知識分子的擔當與使命，他們的故事，是抗美援朝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被永遠銘記與傳頌。

盛志勇：研制出向前線輸送新鮮血液的保溫防震箱

1951年，時任上海中山醫院外科主治醫師的盛志勇，作為首批上海志愿醫療手術隊的成員，奔赴齊齊哈爾參加救治志愿軍傷員的工作。

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醫療手術大隊大會

來源 | 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由于前線醫療隊已完成傷員初期處置，盛志勇所在的醫療隊主要承擔中后期治療任務。當時，一種名為“灼性神經痛”的戰傷后遺癥困擾著許多傷員——戰爭中受損的神經雖經治療愈合，卻仍會引發劇烈且呈放射狀的肢體疼痛，其根源在于交感神經異常興奮。盛志勇深入分析這一病理機制，通過手術切除傷員胸2、胸3部位的交感神經節，成功阻斷疼痛傳導，為患者解除了折磨。

戰傷救治中，止血是關鍵環節。隨著戰事膠著，大批傷員被送往后方，止血材料明膠海綿卻出現全國性短缺。時任中山醫院院長的沈克非教授牽頭，帶領盛志勇等人研究國外止血劑成果，成功研制出了淀粉海綿止血劑，及時填補了戰傷止血物資的缺口。

面對朝鮮戰場的嚴峻形勢，1951年6月16日，中央軍委作出“迅速成立軍事醫學科學院”的重大決定。同年8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成立，宮乃泉擔任首任院長，沈克非從中山醫院調入擔任副院長。1952年4月，盛志勇調往軍事醫學科學院，在沈克非的指導下，結合盛志勇在美國進修的實驗外科專業，他們共同組建了實驗外科系。

戰爭期間，沈克非在沈陽緊急籌建大型血庫后，面臨的核心難題是如何將血液安全運抵前線。他一邊思索運輸方案，一邊指示上海實驗外科系團隊開展全血安全運輸的研究。

盛志勇

來源 | 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這一任務落到了盛志勇肩上。盛志勇帶領團隊進駐軍事醫學科學院，重點攻關血液運輸中的防震、保溫等關鍵技術。經過反復試驗，他們設計出的專用運輸箱能有效保障血液在嚴寒、顛簸環境下穩定保存。憑借這一成果，大量新鮮血液得以源源不斷輸往前線，挽救了無數戰士的生命。

童志鵬：為前線設計我國第一臺軍用步談機樣機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電子工業基礎極為薄弱。當志愿軍入朝作戰時，通信不暢成為制約作戰的關鍵難題。

當時我國使用的無線電電臺、電話機、交換機等通信器材大部分是從國民黨軍隊和日軍中繳獲的，也有一部分是蘇聯援助的產品。然而，這些裝備大部分制式陳舊、標準不統一、功能較差或體積大而笨重，不能滿足前線作戰部隊的需要。

在這種背景下，研制國產軍用無線電臺成為當務之急。中央軍委指示，必須自主研制、生產我軍戰斗部隊需要的通信裝備。

剛取得電機工程博士學位并回國不久的童志鵬臨危受命，接下了我國第一臺軍用步談機樣機——702型步談機的設計和研制工作。

童志鵬

來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研制過程充滿艱辛。當時國內電子元器件極度匱乏，許多關鍵部件國內根本無法生產。童志鵬帶領團隊從基礎研究做起，將已經報廢機器上的零部件拆卸下來修復使用，通過電路設計和工藝改進彌補材料性能的不足，僅用8個月時間就完成了第一代軍用無線電臺的樣機研制。

童志鵬描述當時的情況說:“這種一對一的對講機覆蓋范圍十幾千米，使前沿陣地的敵情能夠快速傳送到指揮所，指揮員的作戰命令也能夠及時下達到部隊。與美軍的同類裝備相比，我軍電臺更輕巧、省電。”

在抗美援朝近三年時間內，各地無線電廠累計生產各類電臺3.8萬部，有線電廠生產軍用電話機16.9萬部、交換機13.8萬部，為保障志愿軍戰場通信發揮了重要作用。

王淦昌：赴朝鮮戰場調查原子炮

1952年，時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來的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副所長的王淦昌接到一項秘密任務：赴朝鮮戰場調查美軍是否使用了原子武器，投擲了放射性物質。

1952年春天，志愿軍在前線發現美軍使用了一種新式火炮，其發射的炮彈爆炸威力巨大，加上美國當時多次向中國威脅動用原子武器，因此志愿軍總部懷疑美國可能投入使用了“原子炮彈”，并要求國內派科學家到朝鮮前線來進行實地考察。

接到任務的王淦昌立馬投入到準備工作中。

探測原子武器需要有相應的探測器，當時的我國既沒有相應的設備，也沒有相關的資料。王淦昌的手頭關于原子武器的唯一的資料僅是一本《The Effects of Atomic Weapon（原子武器效應）》。

沒有條件，就創造條件。

因為是秘密任務，王淦昌不能跟別人討論，他就自己琢磨，研制出了一款便攜式探測器：用黃銅制作蓋革計數管外殼，親手拉制鎢絲電極，在管子中充入氮氣時加入酒精蒸汽增強靈敏度。為解決電子管短缺，他跑遍北京的無線電器材商店和地攤，連儀器外殼都是用白鐵皮手工敲制的。

1952年，王淦昌（右）與吳桓興在

跨過鴨綠江赴朝鮮戰場前留影

來源 |《中國當代著名科學家叢書一王淦昌》

進入戰區的第二天，王淦昌顧不上休息，立即投入工作。他用自制的儀器，將戰士們從前線帶回來的彈片進行反復測量，發現輻射計數率基本處于本地水平，也就是說，這些彈片不是原子炮彈的散裂物。因為，原子炮彈爆炸時溫度比太陽表面還高，彈片會瞬息氣化，不可能留下碎片。通過進一步分析，他認為美軍可能用了殺傷力很大的飛浪彈。他將結論向志愿軍首長匯報之后，又向司令部的首長和基層部隊指戰員作了原子彈結構、爆炸原理及其效應的報告，并帶著儀器當場演示。

此后，王淦昌又在戰場工作了4個月，用科學數據驅散了“原子炮”的疑云，為志愿軍指揮部排除了不必要的恐慌。王淦昌也因此榮獲了“抗美援朝紀念章”。

朱光亞：赴抗美援朝前線談判

1951年，朝鮮戰爭進入膠著狀態，美國不得不表示愿意停戰談判。第二年春天，中央決定抽調一批優秀人才作為翻譯參加停戰談判，朱光亞就是其中之一。

選擇朱光亞，除了他的政治覺悟高且英語水平好之外，重要的是，作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核物理專家之一，他長期從事核物理研究，對核武器的原理和國際核技術動態有著深刻理解。

1952年，28歲的朱光亞告別家人，只留下一句“到東北打老虎去”便踏上了抗美援朝的路。

過了鴨綠江，為了安全起見，朱光亞等人只能夜間趕路。他們乘坐一輛掛著隱蔽樹枝的敞篷大卡車，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前進。如果遭遇美機扔下來的照明彈，司機就馬上停車，朱光亞等人立即跳下車到路邊隱蔽。

在經過了兩天一夜的緊張奔波后，朱光亞等人來到了朝鮮板門店。

談判桌上，朱光亞親眼見到，美國仗著擁有核武器態度十分蠻橫囂張，在談判中百般刁難，對中朝鮮兩國人民進行赤裸裸的核訛詐。這讓朱光亞深刻認識到，要想不受人欺負，必須擁有強大的現代國防，這進一步堅定了他為國家制造核武器的決心。

每到僵持階段，雙方常常一言不發，一坐就是一兩個小時。不僅需要耐性，更要忍受長時間的沉默。

這場談判幾乎重塑了朱光亞的性格，練就了他不輕易表態和不輕率下結論的功夫，以及深思熟慮、縝密慎行、準確無誤的嚴謹作風。

朱光亞的兒子朱明遠和兒媳顧小英在《我們的父親朱光亞》一書中講述了當年的情況：在談判過程中，朱光亞任談判代表團的外文秘書和高級譯員，每晚都要加班。為隱蔽和安全，他們要在拉著防空布簾的室內，借助極其微弱的燈光，夜以繼日地忘我工作。同時，還要應對防空警報，一旦聽到，就立即收好文件，抱著談判用的資料往防空洞里鉆；敵情過后，又馬上投入到緊張的工作狀態之中。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朱光亞等人出色完成了翻譯工作，并榮獲三等功。

朱光亞在朝鮮停戰談判中立三等功

來源 |《朱光亞傳》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奮斗的結果。盛志勇、童志鵬、王淦昌、朱光亞四位科學家，在各自的領域發揮專長，用科學的力量為戰爭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的事跡，展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和責任擔當，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為國家的繁榮富強而不懈奮斗。如今，硝煙雖已散去，但他們的精神永遠閃耀，成為后輩寶貴的精神財富，指引著大家在新的征程上砥礪前行。

審核專家：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助理研究員 黎潤紅

首都師范大學物理系教授 尹曉冬

參考文獻：

[1]朱光亞傳.[M].人民出版社,2015.

[2]我們的父親朱光亞.[M].人民出版社,2009.

[3]中國工程院院士傳記：童志鵬傳.[M].航空工業出版社,2018.

[4]仁術宏愿——盛志勇院士傳[M].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5.

[5]王淦昌傳[M]. 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5.

中國科學家博物館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