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重慶地下黨在中共南方局和周總理的領導下,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中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
然而,由于叛徒的出賣,尤其是領導干部的叛變投敵,使得在解放戰爭即將迎來勝利之際,整個重慶地下黨組織近乎遭受了全軍覆沒的嚴重后果。
甚至還有人在叛變后,又在死之前大喊“共產黨萬歲”,這是為何?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冉益智的出賣,涂孝文在被捕后選擇叛變,隨后黃紹輝也不幸被捕。緊接著,涂孝文引領特務于萬縣實施抓捕,江竹筠、李青林、李明輝等 10 名黨員先后落入敵手,此舉致使重慶地下黨組織的工作陷入嚴重破壞的境地。
早在一年之前,1947年七月,黨為了加強萬縣地區工作,決定成立下川東地委,由川東臨委副書記涂孝之兼任地委書記,長住萬縣。
10月,重慶市委改組,原副書記劉國定升任委書記,分管工運,從萬縣抽調冉益智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分管宣傳,統戰,委員許建業協助劉國定分管工運工作。
1948 年 4 月初,重慶爆發《挺進報》事件,受此影響,市委負責人許建業、劉國定、冉益智等,以及眾多黨員相繼遭到國民黨當局逮捕。
劉國定的父親劉雨農與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長戴季陶自幼便是摯友,1935 年夏天,劉國定從成都華陰初級農業職業學校畢業,1937 年春季隨父親劉雨農一同來到重慶。
劉國定在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被黨組織派往閻中,江津,巴縣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46年3月,劉國定調任重慶市委副書記。
劉國定的妻子嚴炯燾是地下黨員,婚后劉國定將自己的小家安置在牛奶場,悉心經營家庭生活,為此他不但挪用手中黨的經費,還以做生意為理由,向從事黨的經濟工作的何忠發借錢,因不符合有關規定被拒絕后,便一直對此耿耿于懷。
1947年劉國慶升任川東地委書記,分管工運,而從萬縣抽調的冉益智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分管運作。
1948年4月初鐘情發生了《挺進報》事件,影響市委負責人許建業,劉國定,冉益智和一大批黨員被捕
4月17日,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被捕叛變,供出了劉國定的真實身份。
冉益智早期是國民黨酉陽縣黨務指導委員會的干事,他經常造謠污蔑謾紅軍,因此被關押到重慶監獄。
在關押期間,他曾得到同獄的一名共產黨高級負責人的幫助,他隱瞞了自己的國民黨員身份,不久后便混入共產黨組織,用化名在重慶,萬縣,云陽一帶活動。
在當時重慶市委領導中,冉益智年齡最大,瘦長的臉上戴著一副近視眼鏡,言談舉止中隱現著世故和油滑。
重慶地下組織慘遭破壞,是從一個叫陳柏林的年輕地下黨員開始的,陳伯林在執行任務時不幸被捕,由此,地下黨組織被打開缺口,而叛徒的出賣,使這個缺口被越撕越大。
劉國定被捕后隱瞞了自己的身份,只承認自己是一名“候補黨員”但為了力求自保,劉國定在審訊中透露了地下黨員李忠良等人的身份,導致李忠良被捕。隨后,李忠良在壓力下供出了余永安。
而冉益智是在1948年4月17日在重慶北培跟叛徒余永忠接頭時,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便衣特務一擁而上逮住的。
特務將他帶到附近的一家旅館,帶隊的特務二話不說上來就是兩記重重的耳光,又找來筷子,對冉益智實施“夾竹筷”的刑法,痛得他大聲叫喚。
特務們怕驚動了周圍的人,就把冉益智推到在床上,用枕頭和被子死死捂住他的頭,冉益智一下子喘不過氣來,有一種快要窒息而死的感覺,他立馬意識到必須對生與死做出“選擇”。
于是兩手慌亂地直搖擺,并拼盡最大的力氣喊道:“我…..說,我全部都說!”
冉益智叛變后,供出大量地下黨員,他不斷向特務們表忠心,配合特務抓捕地下黨員,而且他還交代并指認了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市委委員許建業,還供出了一批學校地下黨的組織機構和成員名單。
當他聽說劉國定幫助特務們破獲了《挺進報》機關后,為了體現自己的價值,竟然搶在劉國定之前出賣了下川東地下黨組織,并帶領特務連夜到萬縣抓捕了川東地工委書記涂孝文等,使地下黨組織進一步遭到了破壞。
而涂孝文帶著特務又在萬縣逮捕了江竹筠等10名黨員,江姐被押送到重慶后不久,西南行轅二處處長,特務頭子徐遠舉決定親自審訊。
特務們搬來了老虎凳,吊索,水葫蘆,電刑機,火背兜鋼鞭等刑具,以制造恐怖的氣氛,威懾被審人員。
江姐被押到徐遠舉面前,她掃了一眼各種刑具,從容不迫地回答著徐遠舉的訊問。
“今天是叫你來交組織的,你不要怕,你是一個婦女,起不了多大作用。”
徐遠舉向江姐勸降道:
“只要把組織交了,就給你自新,取保釋放也可以,參加我們的工作也可以…..”
但是一連十幾個問題,都以江姐“不知道”“不認識”作答,后來干脆不予回答。
一個多月的時間,特務們對江姐輪番刑訊,各種狠毒的手段都用上了,但始終一無所獲。
1949年11月14日,重慶即將解放前夕,渣滓洞監獄戒備森嚴,一個看守高聲叫到:“江竹筠,李青林趕快收拾行李,馬上轉移。”
江姐明白,最后的時刻到了,她脫去囚衣,換上了自己一貫穿的藍色旗袍,外面套上那件人們所熟悉的紅毛衣,細細地梳理了頭發,昂首挺胸走出了監獄……
江姐被敵人秘密槍殺于歌樂山,年僅29歲,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特務們紛紛各自找出路。
冉益智和劉國定如同喪家之犬,冉益智悄悄溜回去北培岳父家中寄居。
解放后,劉國定,冉益智這兩個罪大惡極的叛徒。于1951年2月被人民政府判處槍決。
臨刑前,他們大喊:“共產黨萬歲!”甚至高唱《國際歌》,但是卻為時已晚,他們終將接受人民的審判,而冉益智也被作家羅廣斌,楊益言,寫入長篇小說《紅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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