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創作向來講究矛盾與沖突，沖突矛盾的來源是什么呢？自然是反轉與相悖，故事進行反轉設定，角色設置成為與之行為相悖的性格等等。這樣以來不但增加了可看性，而且不容易讓角色扁平化，本來這是好的理念，然而這樣的理念被不斷的應用的時候，就容易導致創作本身的性質發生變化。矛盾與沖突越是激烈，對于觀眾而言，社會價值觀就越發面臨普遍的挑戰，這樣的作品不是孤例。

今天推薦韓國電影《無聲》，本片講述的是一個啞巴犯罪分子在一次綁架案中遇見了一個小女孩，于是，犯罪分子與這個小女孩之間建立了友誼，正當兩個人開始親密無間的時候，之間橫生事故，犯罪分子將小女孩送回了學校，然而故事卻沒有結束。

《無聲》就是一部典型的用相悖的設定來奪人眼球的作品，犯罪分子本該是窮兇極惡的，然而任何一個習慣了編劇設定邏輯的編劇自然容易給這個窮兇極惡的人找一個溫柔的一面來偽裝。注意，這里用的偽裝是為了讓觀眾在熒幕面前看到犯罪分子溫柔的一面，從而短暫的忽視其殘忍的一面。不得不說這樣的設計非常巧妙。

一方面，我們自然知道所有人都有性格的多面性，一個好人并不會不永遠做好事情，可能在一些小細節上會讓人覺得討厭；同樣的，一個壞人，壞到了骨子里，但某一次他也能靈光乍現的做一些好事情。這是編劇進行角色創作時候信手拈來的創作技巧，然而這種技巧性多了之后，觀眾們容易陷入到一種錯誤的判斷當中去，那就是與犯罪分子共情。

共情是每一個有情感的正常人所產生的自然現象，然而這種現象如果被引導的話，很容易造成我們的同情心泛濫，這個世界本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多時候都有混沌的地方，然而共情一方面使得觀眾的情感得以釋放，另一方面更加加深了這種混沌地帶的范圍。慢慢的，我們在面對惡性案件的時候，就不會直接想到讓犯罪分子伏法是正確的，而是去尋找犯罪分子一絲絲的良知，從而為其行為辯白一些合理性。這是不客觀的，而這種不客觀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社會輿論引導的結果，電影就擔當了這種輿論引導作用。

那么有人就會說，我們是否要回到一個非黑即白的世界呢？自然不是這樣，創作本身是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然而創作者在進行創作加工的時候是需要考慮到社會價值觀的朝向的。不是說所有塑造復雜人格的角色都是失敗的，而是說我們在塑造角色的時候，除了追求其沖擊力之外，還需要考慮一下社會價值，如果不考慮這些，那么影視作品在其影響力之下，究竟會發出來什么樣得社會輿論結果就不可知了，而這種輿論結果是好是壞更加不可知了。

不是說這樣的技巧方式不行，而是說創作者需要明白一個道理，一個人犯罪是有原因的，這點無可厚非，但是犯罪就是犯罪，為什么犯罪行為會被認為是犯罪行為，因為這種行為造成了一定的后果，我們可以同情這種行為背后的原因，這就可以幫助我們在今后的生活中減少這樣的行為發生，達到查缺補漏的目的，但是并不能因為這種原因而忽視罪犯本身地犯罪行為，人總是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的，而犯罪行為更需要付出代價，因為這個世界，社會穩定是基礎，我們不能超越這個穩定來談論別的事情。

很多人容易同情心泛濫，一方面是因為編劇的創作引導，另一方面則是忽視了這個社會的穩定性來談論一些事情。我們所討論的所有人文理念，人文關懷，人類情感等等，都是在這個社會具有普遍穩定性的前提之下進行的。一個安定的社會氛圍才具備讓我們討論這些理念的基礎，相反，一個社會如果價值觀混亂，如果犯罪者可以因為一些原因而逃脫懲罰，那么穩定何在？我們還能像電影中那樣去歲月靜好嗎？

因此，對于創作者來說，好的創作技巧可以讓人物更加的豐滿立體，但這其中不能忽視人物本身具有的性質，《無聲》的另一個片名叫《收尸人》，這是什么意思，不用多說了吧。我們在面對惡性犯罪的時候，自然是需要考慮犯罪者也具有人性的光輝的，但是如果這種光輝蓋過了犯罪者的惡性犯罪行為，那么作品的意義何在？

我們可以看到犯罪者人性閃光的一面，但是犯罪者就是犯罪者，犯罪者就需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人總是要負責任吧，這一點是基礎，如果脫離了這個基礎談論一個人或者是一件事情，那么既有的規則就不存在了，既然規則不存在，既然犯罪不需要審判，只需要情感共鳴，那么社會終將變成什么樣子，這已經很難想象了，恐怕到時候，我們抱怨的就不僅僅是犯罪現象了。

你好，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