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景圣

7月1日，臺北地方法院前的一幕震撼全臺。前臺北市副市長彭振聲赴庭應訊之際，驟然接獲其妻自高雄墜樓身亡的噩耗，當場崩潰大哭，“良心在哪”成為他對檢調系統的憤怒拷問。而這一切背后牽出的，不只是一個政治人物的家庭悲劇，更是臺灣司法體系中“認罪協商”制度、政治介入、檢調逼供乃至于輿論操控的冰山一角。這不僅是京華城案的轉折點，更可能是壓垮臺式司法假面的一根稻草。

彭振聲并非等閑之輩，曾任臺北市副市長，也曾在高雄任職，是藍營地方政務體系的重要一環。被卷入“京華城容積率變更案”后，彭一度答應檢方的認罪協商，換取交保，只為“早點出去”。這是臺灣司法實踐中越來越常見的一幕，認罪協商不再只是被告反省悔過的法律程序，而是檢察官追求辦案效率與政治利益交換下的“司法速食包”。而一名被告是否認罪，不再是基于法律事實或證據，而是基于“出去”與“被關”之間的絕望選擇。

但誰也沒想到，在妻子墜樓身亡之后，這一切將可能出現反轉。彭振聲聲淚俱下，痛斥檢方施壓、威脅，揚言翻供，表示要把當初檢方如何欺壓他“講出來”。國民黨臺北市議員詹為元一語中的地指出，彭之所以答應認罪，并非出于自愿，而是為了團聚，為了妻子不再憂心。而當妻子以死相逼，以生命替夫鳴冤，這一切的心理顧慮瞬間解脫，彭振聲也將從沉默的受害者，轉變為揭露黑幕的關鍵證人。

司法殺人不見血。臺灣的認罪協商機制本意是緩解司法負擔，但在政治辦案與意識形態斗爭的裹挾下，早已變質成檢察官手中的“輿論武器”與“生死判官”。檢方掌握起訴權力，被告面對“認罪換輕判”與“抗辯入黑牢”的二選一，幾無選擇自由。彭振聲事件徹底暴露，這套系統已經從“協商”蛻變成“脅迫”，而被脅迫者的代價，可能是一家人的崩塌。

彭太太之死，更像是一場最慘烈的抗議。她沒有開記者會、沒有發聲明，只是在丈夫為家人隱忍的現實中，看見了臺灣司法的殘酷本質，于是選擇了最極端卻最震撼的表達方式，以死明志。在檢方尚未證明其案情存在嚴重違法的前提下，輿論與政治已將彭振聲打成“既定罪人”，而當事人卻是被強行塞進了“認罪協商”機制的冷酷機器。他用家庭換來自由，卻換不來尊嚴。

京華城案正是綠營擅用“政治反腐”包裝的政治斗爭典型。近年來，從“北士科案”到“大巨蛋案”，再到如今的“京華城案”，藍營政務官接連中箭，檢調機關卻從未對與綠營關聯的重大爭議項目如“高端疫苗”、“光電土地案”、“500億前瞻經費分配”展開雷同力度調查。臺面上是反腐敗，臺面下是清異己，所謂“依法辦理”，在事實面前不過是一場笑話。

而彭振聲的崩潰，其實早已埋下伏筆。他不是唯一一個被“協商”逼迫認罪的人，也不是第一個因政治斗爭受犧牲的中層政務官。但他可能是第一個站出來說“不”的人。假若他真的翻供，若他真的一五一十揭露認罪協商背后的司法脅迫，那就不是簡單的“個案逆轉”，而是一場對臺灣司法體制合法性的震撼挑戰。

我們要問：一個司法系統，在得知被告妻子自殺之后，第一時間關心的是輿情與審訊流程，而不是調查檢方是否有違規壓迫行為，這是怎樣的司法冷漠？又要問：若彭振聲從未認罪，但檢方卻靠媒體披露與政治節奏預設其“罪狀”，最終甚至在庭前配合媒體拍攝“認罪表情”，這真的是辦案，還是“公開處刑”？

當前，臺面上沉默的除了執政當局，還有眾多本應為民喉舌的媒體。在彭振聲痛哭怒吼“良心在哪”時，他們只是冷眼旁觀，甚至忙著重播檢方新聞稿中所謂的“證據確鑿”。臺灣媒體早已不再是監督權力的力量，而淪為司法政治的傳聲筒。

彭振聲案注定不會就此平息。民眾的不安將累積，藍營的反攻會啟動，法院的審理可能進入新的階段，甚至可能成為2026市政選戰的重大焦點。而更深遠的，是對臺灣認罪協商制度、檢察官權力邊界與政治司法關系的全盤檢討。

如果這場悲劇最終換不來真相，那臺灣將再失一次反思正義的機會；但如果它撕開了司法外衣，逼出一個制度性的清算時刻，那彭太太的死，或許就是一場最沉痛、但也最真實的啟蒙。司法不應是政治的工具，被告不應是妥協的犧牲品，而真相與公正，應是法律唯一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