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經濟學家滕泰指出， 在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的國際背景下，在多行業供給過剩影響企業銷售、年輕人面臨就業形勢嚴峻、家庭部門收入偏低、居民消費能力不足的挑戰下，提振消費不但事關暢通中國經濟循環，而且事關深化收入改革、財政和貨幣政策轉型，是未來十年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切入點。

　　他認為，關于當前中國經濟，需要討論的是如何通過優化財政資源配置來切實提振消費、擴大內需這一“真問題”，而不是國內外有無“消費驅動”概念的“假問題”。

　　*文章來源：萬博新經濟觀察（ID：wanbyanjiu)。作者：滕泰，經濟學家、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總裁讀書會全國領讀者聯盟領讀導師

　　今年以來，決策部門把“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面擴大內需”作為九大重點經濟任務之首，部署了一系列促消費、擴內需政策。這既是短期逆周期調控的正確決策，也是長期擴大內需戰略的必然選擇。

　　然而，近期有學者從批評“消費驅動”這個概念入手，以及通過討論有沒有“消費驅動”模式這個“假問題”，并通過片面比較得出中國商品消費早已是世界第一、發達國家服務消費占比高是價格因素等似是而非的觀點，來弱化提振消費的必要性，甚至對“提高投資效益”的要求也提出了質疑，主張繼續再擴大投資的“新四萬億”。

　　問題雖假，但在關鍵決策時間窗口提出，有可能喚醒深藏在體制內的基建投資慣性沖動，再次造成擴大低效、無效投資的風險，不但會進一步扭曲需求結構，還會造成更大的社會資源浪費，因而有必要對這些觀點進行澄清。

　　提振消費是政策資源分配問題，而非概念之爭

　　提振消費還是擴大投資，是面臨長期總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挑戰時，一個國家的資源配置和政策選擇的“真問題”，而不是探討國內或國外有沒有“消費驅動”概念的“假問題”。

　　那么為什么提振消費、擴大內需的“真問題”，會變成有沒有“消費驅動”概念之爭的“假問題”呢？這個真假問題的切換有沒有邏輯問題呢？

　　首先，有學者提出在各種生產函數（一般包括資本、技術、勞動、管理、技術等變量）當中，都沒有“消費”這個變量，因此自然不存在“消費驅動增長”這種戰略。

　　然后，這些學者又把各種生產函數中的“資本”換成“投資”，進而把各種增長模型種涉及“資本、勞動、技術”的討論，都一一換成“投資、勞動、技術”，再提出“投資驅動、勞動力驅動、或技術進步驅動”，這樣就順理成章地承認“投資驅動”也是合理的，是一種“增長模式”了；而“消費驅動”呢，因為消費根本不是生產函數的變量，當然就是“不合理”的。

　　那么，我們平時討論投資需求、投資驅動或投資拉動、出口需求或出口拉動、消費需求或消費拉動這些概念的時候，所談論的投資，是供給側的、生產函數中的資本要素（K）嗎？顯然不是。

　　跟消費對應的“投資”概念，指的是房地產投資、基本建設項目投資，還有企業廠房設備投資，或按照行業劃分，是農業投資、工業投資，還是服務業投資，等等，都是具體的投資項目，是總需求問題，而非供給側的生產函數、增長模式、增長理論問題。

　　要投資，既需要資本要素，也需要勞動要素，還需要土地、資源要素，還需要技術、管理等等，怎么能把需求側的投資（I），當做供給側的資本要素（K）來討論呢？

　　不妨再重復一遍，當我們討論投資拉動還是消費拉動時，投資是總需求公式（GDP=C+I+G+NX）中的I，Investment，是宏觀政策中的需求側拉動工具，而不是各種生產函數（如Y=F(K,L,A)）和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資本（K）要 素。

　　總之，不能把供給側的長期增長問題和需求側的總需求拉動問題混為一

　　談。

　　顯然，總需求不足是“真問題”，為了化解總需求不足，要把財政資源更多的用于擴大投資，還是更多地用來提高社保和民生支出、發放更多消費補貼，才是“真問題”，而概念叫不叫“消費驅動”，“投資驅動”，還是什么“投資拉動”，有沒有這些概念之爭，都是“假問題”。

　　當然，假問題也有真答案 ，這個真答案就是：在供給側，有各種增長模型和增長理論，在需求側，有投資拉動、消費拉動或出口拉動這些約定俗成的概念。經濟增長既需要供給側的增長力量，也需要總需求拉動的力量。

　　如果這些“假問題”不及時澄清，必然在國內外產生廣泛影響，動搖社會公眾對我國提振消費政策的理解，弱化各級政府、各部門對提振消費重要性的認知，甚至對出臺進一步提振消費的政策必要性產生懷疑，結果，當對假問題的關注替代了對“真問題”的研究，就會影響“真問題”的解決。

　　莫讓假問題的討論，影響真問題的解決

　　有沒有“消費驅動”的概念？是不是叫“消費拉動”更準確？這都是沒啥意義的概念之爭，都是假問題，而如何實實在在地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擴大內需，才是真問題。

　　就算國外學者沒有提出“消費驅動”概念，我們也應該提高居民收入、擴大消費，因為中國生產了全球制造業產品的30%以上，而消費制造業產品全球占比則不足15%，提振消費是化解內需不足和外部失衡的關鍵。

　　同時，就算證明了有投資驅動這個概念，中國也不能再盲目擴大投資了，因為目前同樣一筆財政資金，如果用來搞基建投資，宏觀乘數只有1.06倍，而如果用來發消費補貼，宏觀乘數大于3倍。同時我國投資率連續多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一倍，如果在后基建時代繼續擴張投資必然會陷入“過度投資陷阱”。

　　一說提振消費，有人就討論該不該刺激老百姓多花錢？或者如何引導老百姓怎么花錢？這些也都是假問題。老百姓花多少錢消費、怎么花錢，他自己說了算，每個家庭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提振消費的主要經濟變量，應該是政策能夠影響的變量，比如財政支出方向是再干“新四萬億”投資，還是把這四萬億用來提升社保、發錢（消費補貼）、擴大民生支出？貨幣政策是降息，還是不降息？如何化解房地產市場風險、提振股市信心？

　　還有一個假問題就是把增加居民收入等同于要求企業增加工資——這個說法表面上聽起來如此正義，為什么也是假問題呢？因為工資是勞動要素的價格，本質上是企業收入和盈利狀況決定的，也是勞動力供求關系和市場決定的：如果企業收入和盈利下降，或者勞動力供給過剩，你還要求它加工資，企業就會被迫裁員或更多使用機器人，結果反而減少就業，降低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反之，如果企業收入和盈利上漲，或勞動力供給稀缺，它自然會加工資，增加就業收入和消費能力。當然，加強最低工資的勞動保障，或用法制化、市場化手段引導就業收入上漲，則是經濟發展的應有之義。

　　大家都知道耶穌那句名言“假冒偽善的人啊，……..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因此，我們在談論促消費的時候，也首先要劃定政策的邊界，讓家庭的歸家庭、市場的歸市場，政策的歸政策。

　　所以，增加居民收入，不是在干預家庭和市場決定的變量上“出虛招”，而是在政策能夠決定的變量上“出實招”。

　　哪些是提振消費的實招數呢？

　　就在這幾天，中辦國辦印發《關于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著力解決群眾急難愁盼的意見》，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善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見》，從教育、醫療等各方面全力加強社會保障力度，將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等群體全面納入社會保障范圍，這些民生支出就是讓老百姓長期可以放心消費的實招，但力度還有提升空間。

　　比如，能不能把每年幾萬億的低效、無效投資的資金省下來，給老百姓發消費補貼？

　　又比如，既然生產都過剩了，生產補貼都變成內卷式競爭的本錢了，是否把各地方每年給企業的幾萬億生產補貼省下來，給老百姓發消費補貼？

　　再比如，出口都全球第一了，能不能把每年萬億出口補貼剩下來，給老百姓發消費補貼？

　　更重要的是，國有股權劃轉社保試點工作前幾年已經順利完成，如今上百萬億的國有股權，能不能再劃轉10%，用來大幅提升居民社會保障水平？

　　為了弱化提振消費的必要性，某些學者還參考了近期一些網絡觀點提出，“中國居民消費并不低于發達國家，在有些方面甚至領先于美國”，“從消費品支出對GDP比的角度看，中國明顯超過美國”，“美國服務業消費占比高主要是因為價格高”等等，對這些來源于網絡的似是而非的說法，我在一文中，恰好已分別結合消費結構差異、服務業的重要性、購買力平價的核心缺陷（脫離各國收入差異去比較價格）等，一一做出了理性分析。總之，靠這些片面分析，改變不了我們消費率偏低，尤其是居民消費率偏低的事實，也不能改變弱化我們戰勝居民收入占比低、提高社會保障力度的必要性。

　　對當前中國而言，重要的不是爭論我們是不是全球第一消費大國，更不是用片面數據自我安慰，而是應該研究更多提高居民收入、提振消費的有效措施。我們千萬不能被沒有意義的“假問題”爭論所誤導而偏離正確目標——只要勇敢面對“真問題”，主動尋找差距，積極借鑒他國經驗，學習怎么提高居民收入和社會保障水平，徹底激活14億人的消費潛力，中國早晚能堂堂正正地成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

　　什么是中國經濟供給側的“真問題”

　　當然，從長期看，經濟增長模式更重要，那么哪些是供給側的真問題呢？

　　早在2012年，我就發表《新供給主義宣言》，就供給側的增長源泉增長模式問題做了探討，強調經濟增長和財富的真正的源泉，不是投資、消費、出口這“三駕馬車”，而在于資本、土地、技術、技術和管理這五大財富源泉，同時為了闡述這五大財富源泉的作用，又提出了“新供給增長模型”和“新供給增長函數”，呼吁從供給側改革，讓人口、勞動、技術、資本、管理等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圖1：新供給經濟學增長模型 資料來源：《新供給經濟學 ——用改革的辦法推動結構轉型》

　　（在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增長模型中，制度是經濟增長的條件（precondition），勞動、土地、資本是經濟增長的要素（factors），技術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driving force）。具體參見《新供給經濟學——用改革的辦法推動結構轉型》）

　　在2012年的《新供給主義宣言》中，我把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中國的增長模式歸納為三種：一種是類似改革開放初期通過以社會分工效率提高為的典型特征的增長模式，稱為“斯密增長”；一種是類似1990年代以后的一段時期，以大量的大規模人口和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土地和資源要素投入為典型特征的經濟增長，可定義為“庫茲涅茨增長”；還有就是以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為典型特征的經濟增長模式，可概括為“熊彼特增長”。

　　眾所周知，關于從供給側推動改革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思想，十年前就已經被吸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相關政策當中，關于放松人口生育和戶籍制度、推動土地流轉、金融供給側改革、鼓勵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減稅、放松供給約束等學術主張都已經有相對應的政策決策，《新供給主義宣言》一文所提到的“斯密增長”、“庫茲涅茨增長”、“熊彼特增長”等概念也被學界廣泛引用。

　　面對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時代的創新轉型需要，尤其是“內卷式競爭”讓中國很多行業陷入惡性循環階段，我前幾年又在《軟價值經濟學》中提出了“創新函數”相關理論，希望能夠幫助創新企業總結創新的規律，并讓傳統企業找到擺脫“內卷式競爭”的創新方法論。

　　在經濟學者們列舉的所有生產函數中，投入和產出都是線性或非線性的正相關關系，也就是一份投入必然帶來一份產出，一份汗水就對應著一份收獲——沿著這樣的關系，所有管理目標都是降低成本、提高產出、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價格，這樣競爭的盡頭，必然是“內卷式競爭”。

　　而《軟價值經濟學》中提出的創新函數，主要闡述了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的投入和產出是非正相關、非線性的概率關系，以及如何提高創新成功概率的原理和方法論。

　　（在創新函數中，創意產出叫做I，外部條件包括技術條件A，創新環境E，創新函數里沒有土地要素，但是有一個新的元素叫做信息元素i，什么是信息元素，畫一幅畫，色彩就是信息元素；寫一個程序，代碼就是信息選素；創作一首歌，旋律就是信息元素；在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領域，數據就是信息元素。創新函數中的另外兩個要素，資本、管理的作用，和它們在生產函數中的作用是一樣的。具體請參見《軟價值經濟學——數字經濟時代的底層邏輯》）

　　在創新函數里，因為只有特定人才、有靈感概率的情況下才會有效的創意產出所以生產函數中的勞動在這里變為有效勞動。什么是有效勞動？上面第二個公式，有效勞動是總勞動投入和“創意者靈感概率”的積分。為什么是積分？因為創意者靈感概率分布不均勻。

　　有效勞動到底怎么樣提高創意者的靈感概率？創意者靈感的產生跟神經大模型原理一樣，左邊輸入信息，右邊產出創意，中間到底經歷了什么、如何反應，不取決于神經元的數量，而取決于神經元的結構——這是一種有效信息的組合概率，而它是不確定的，是一種小概率事件。

　　圖2：神經網絡模型原理 資料來源：《軟價值經濟學——數字經濟時代的底層邏輯》

　　以生產函數為哲學基礎，一百多年來企業家們發明了泰勒制、豐田制等各種管理辦法；而以創新函數為哲學基礎的新管理方法，已經出現了如IPD戰略、OKR、“創客模式”等新型管理方法，在IBM、谷歌、華為、海爾、字節跳動等IT企業、文化產業、創新藥、高端制造業和各種創新產業中，已經成為主流管理方法，未來如果“創新函數”的原理被更多企業家理解，就會探索出更多更先進的創新管理方法，在推動中國傳統企業轉型過程中更廣泛地應用。

　　從呼吁市場化的供給側改革，到探索創新轉型的方法論，這些都是新時期中國經濟供給側的“真問題”。

　　解決“真問題”需要良好學風

　　很多朋友不理解，為什么在2012年發表《新供給主義宣言》，批評需求側的過度干預、呼吁供給側改革，但從2020年以后，我卻轉而把重點放在呼吁擴大消費、擴大內需方面呢？顯然，那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真問題在變化。

　　當一個階段因為人口政策約束、土地供給約束、資本要素價格過高等供給約束，抑制了增長潛力的時候，我們就應該呼吁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推動改革，并倡導放松供給約束、放松管制、降低稅費等改革主張，更加注重內生的“斯密增長”和“熊彼特增長”等供給側增長動力。著名經濟學家華生在2013年初出版的《大周期》一書的推薦語中，將新供給主義經濟學這一新興學術思想稱為“新鄧小平主義”。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后來評說，滕泰的新供給經濟學改革主張“既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辦法，看上去也比20世紀80年代美國供給學派的減稅、放松管制等措施要豐富些。”

　　然而，從2020年疫情沖擊下的應對開始，如何面對突如其來的外部沖擊，是用擴大投資的辦法來穩增長？還是用給老百姓發錢或發消費券的辦法來恢復總需求？——這成了當時政策選擇的“真問題”。我和研究團隊從中國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廠房設備投資已經逐步飽和的現實出發，與2020年4月開始，連續發表了等一系列文章，旗幟鮮明地提出為什么這一次新老基建都難以“挑大梁”，并提出以救助小微企業和以新消費為主的消費刺激計劃。同時，也有學者提出應該加大財政支出、增發國債、支持基建投資，并明確反對發錢補貼消費。

　　當時決策更重視擴大投資的主張，并習慣性地拿起了擴大投資的武器，當年投資拉動了中國經濟增長的81%，而消費則是負貢獻——雖然搞投資短期見效快、達到了迅速穩增長的效果，但是2022年后才發現，當年搞的投資，都已經變成新的供給能力，中國產能過剩的情況更加嚴重。不僅如此，由于疫情期間中國居民和個體工商戶靠消耗家庭儲蓄熬過來，因而家庭資產負債表受到了嚴重損傷，疫情以后家庭不但沒有“報復性消費”，反而開始紛紛增加儲蓄以恢復對未來的安全感，結果消費更加低迷，當年大搞基建投資“飲鴆止渴”的負面效果開始顯現。

　　2022年1月，針對“在經濟持續下行、預期不振的情況下，推動經濟增長職能主要依靠基礎設施投資”等主張，我發表了等一系列文章，呼吁政策深度轉型，新時期要更加重視擴大消費。

　　值得慶幸的是，到2022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第一次把消費和投資在總需求的作用做了悄然調整，并強調“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

　　2023年、2024年，社會各界對提振消費越來越重視，并逐漸從認知轉變開始到政策行動轉變，直到2025年把提振消費作為九大重點任務之首，從加強社會保障、發放消費補貼等一系列提振消費政策陸續出臺，從中央到地方，提振消費行動全力加速——這是學術界共同討論和推動的結果，也是社會認知的進步，更是經濟決策與時俱進的巨大進步。

　　從前述理論認識和政策的不斷演化發展可以看出，從之前的擴大基建投資，戰略性的轉向提振消費，是根據中國經濟不同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所作出的現實選擇。為了這個轉變，我們前些年已經交過學費，不能再繼續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過去幾年，由于“投資驅動”和“消費驅動”的學術爭論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一些自媒體博友也加入進來發表看法，這都是關心中國經濟的好事。但是也有些不好的現象，比如這些年對投資驅動的各種攻擊和謾罵，顯然是不好的；近期也有自媒體對我關于提振消費的觀點進行歪曲和攻擊，這些做法都無助于理性分析和解決“真問題”。

　　我國學界關于擴大投資，還是擴大消費的爭論毫無疑問是從2020年疫情期間開始的，2022的分歧加大，2023年社會認知逐漸轉變。有人提出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驅動的爭論發端于20年前海外學者對中國經濟的相關評論。

　　即便那時候國外真的確有這樣的聲音，他們的聲音也未曾在國內產生任何影響。退一萬步講，如果二十年前我關注到這些外國學者的說法，我也會反對并批評，因為那時候修一條路、一個機場就帶動一個地區經濟，當時中國還處于快速城鎮化、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房地產、基建、廠房設備投資都是真需求。但此一時，彼一時，曾經成功的經驗，如果死抱著不放，就成了刻舟求劍。

　　把疫情后擴大內需政策選擇的學術爭論硬跟二十年前這些國外學者相聯系，這不是實事求是的學風。有些自媒體發揮想象力，把十幾年前提出新供給經濟學也說成步世界銀行什么的后塵，更是無稽之談。

　　不久前跟學界朋友聊天，談起80年代為了推動改革，那些在莫干山會議、巴山輪會議上的辯論，既緊扣實踐問題，也借鑒國際經驗，沒有自媒體“誅心”之說，學者們只關心“真問題”，心中只裝著國家的前途命運。

　　又想到前幾天去上海看望我的導師伍貽康先生，師徒二人聊起了1988年被稱為“獅城舌戰”的那場“世紀之辯”。這場辯論賽之所以影響大，不僅僅因為講邏輯、有風度的思辨之風，還因為跟灣灣隊同臺而成為兩岸別開生面的思想文化交流。當時的國內外媒體這樣報道：

“在翌日的記者招待會，復旦大學領隊伍貽康副教授風度非凡，表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賽題是限定的，而交流是廣闊的；賽期是有限的，而友誼是永存的’，‘這次辯論賽不僅是智慧的交鋒，也是知識的交匯、思想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感情和心靈的交融’。”

　　那年領隊伍老師剛過50，教練王老師33歲，正是意氣風發的時代。1992年，伍老師從政后，由王老師擔任領隊的復旦大學再獲冠軍，而那時講邏輯、有風度的儒雅之辯，不僅在國內外產生了良好的影響，而且風靡整個1990年代（）。

　　一眨眼三、四十年過去了，來到了自媒體時代，要讓真理越辯越明，讓社會認識和政策與時俱進，自媒體的討論也應該跟學界的討論一樣，需要當年的胸懷、風度、智慧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在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的國際背景下，在多行業供給過剩影響企業銷售、年輕人面臨就業形勢嚴峻、家庭部門收入偏低、居民消費能力不足的挑戰下，提振消費不但事關暢通中國經濟循環，而且事關深化收入改革、財政和貨幣政策轉型，是未來十年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切入點。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勢不可擋，中國持續擴大基建投資的光輝歷史即將成為過去。在更加注重民生支出、投資于人和提振消費的道路上，期待我們繼續凝聚共識、大踏步的向前進。正如《消費繁榮與中國未來》一書序言作者、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先生所指出的，“中國經濟要走消費繁榮的道路”。

　　滕泰與張海冰合著的《消費繁榮與中國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