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您要保重身體啊！”1976年深秋的北京醫院走廊里，護士長第三次將藥碗端到鄧穎超面前。這位72歲的老人擺擺手，目光穿過走廊盡頭的窗戶：“恩來留下的擔子，我總要替他扛起來。”這個細節被當時的值班醫生記錄在案，卻鮮少有人理解其中深意——當舉國仍沉浸在痛失總理的悲慟中，鄧穎超早已在沉默里展開另一場較量。

1974年深冬的北京醫院305病房，消毒水氣味裹挾著山雨欲來的緊張。膀胱癌晚期的周恩來倚在床頭，蠟黃的手指劃過文件時仍在顫抖。隔壁房間的醫療小組會議桌上，葉劍英帶來的天津麻花早已涼透。護士長許奉生記得清楚，那天總理突然推開病房門：“春橋同志來了？”他沙啞的嗓音里帶著急切：“轉告小平同志，要團結，要忍耐。”張春橋尚未開口，周恩來已劇烈咳嗽起來，血絲濺在雪白的病號服上。

病危通知單在1975年冬天堆成小山。高振普等警衛員輪流值守時，常見鄧小平夾著文件匆匆趕來。最后一次清醒時刻，周恩來抓住老戰友的衣袖，喉結滾動卻說不出話。鄧小平俯身貼近，突然直起身子紅著眼眶：“總理放心，擔子再重也壓不垮脊梁！”在場醫護人員無不掩面。醫療記錄顯示，當晚周恩來注射了嗎啡劑量超出常規三倍——這個曾用意志力對抗癌癥劇痛的人，終究在政治風暴最烈時耗盡心力。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心電監護儀的警報聲刺破寒冬。鄧穎超摘下老花鏡，顫抖著將額頭貼上丈夫尚存余溫的面頰。她沒像旁人預想的那樣痛哭失聲，反而有條不紊地安排后事：骨灰盒要最普通的，追悼會流程需刪減三項，書房文件必須連夜封存。當治喪委員會成員們捧著花圈趕來時，西花廳的書房門鎖已換成雙保險。

追悼會后第三天，鄧穎超獨自坐在西花廳的藤椅上。陽光透過海棠樹枝椏，在總理生前批閱文件的案頭投下斑駁光影。她突然起身拉開抽屜，將三十七本工作筆記按日期碼放整齊，又在牛皮紙袋封口處蓋上兩枚火漆印章。秘書趙煒后來回憶：“大姐那段時間總在凌晨三點突然起身檢查門窗，有次竟把窗簾掛鉤的響動當成了撬鎖聲。”

這種近乎神經質的警惕，在同年深秋得到解釋。當水靜帶著江西老表捎來的筍干叩響西花廳門環時，鄧穎超破例讓警衛放行。兩位老姐妹對坐在總理生前會客的沙發上，茶杯里的蒸汽氤氳了水靜的眼鏡片。“大姐何必這般苦著自己？”面對追問，鄧穎超突然挺直腰板：“春橋同志前日派人來取文件，說是要‘整理總理遺物’。”她冷笑起身，指著書房方向：“那里鎖著恩來四十年革命筆記，還有五麻袋揭發材料——你說，我能讓魑魅魍魎染指分毫？”

歷史在此刻顯露出殘酷的幽默感。當外界猜測鄧穎超因悲痛自閉時，她在西花廳布下天羅地網：警衛班暗哨增至三班輪崗，重要文件分散藏匿在五處密室，連總理生前坐慣的藤椅都暗藏夾層。原中央調查部干部后來透露，1976年10月前的某個月黑之夜，確實有不明身份者試圖潛入西花廳，卻在翻墻時被暗處的警衛逮個正著。

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的遺物清單震驚整理人員：十六個樟木箱里，除了褪色的中山裝和補丁睡衣，竟有封存完好的2174份機密文件。這些泛黃的紙頁上，既有1955年萬隆會議的手寫紀要，也有特殊年代里上百位老干部的申訴材料。時任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撫卷長嘆：“大姐守住的何止是西花廳？她守住了共和國最珍貴的記憶。”

中南海的老花匠至今記得，每年海棠花開時節，總見鄧穎超站在西花廳前發呆。有人以為她在追憶逝去的愛情，卻不知這位“閉門謝客”的老戰士，正用最后的生命守護著丈夫未竟的事業。當春風掠過她霜白的鬢角，帶起幾片飄落的花瓣，恍惚間仿佛又見那個在天津覺悟社慷慨陳詞的短發姑娘——原來有些人從未改變，只是將洶涌的波濤，化作了靜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