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與社會》，郭松義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600頁，98.00元

拿到這部再版的大作，興奮之余更多的是感慨，這部著作首次出版還是2000年，二十五年光陰瞬息而過，這本書、這個論題幾乎被人忘記了，甚至有些以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史、婦女史領域學術發展為題的文章，也想不到還有這樣的一部書，我覺得他們應該不是故意，而是真的忘記了。所以，能認識到這部著作的重要性并予以再版，要特別感謝的，是廣西師大出版社。

這是一部厚重而且獨特的著作。厚重是不必多說的，只要拿起書來翻看一下目錄，就能感受得到。但我更強調的，是它的獨特性，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也做社會史，也做婦女史，但我們通常做這兩個領域的研究時，是沒有這樣做、這樣寫的。

《倫理與生活》初版封面

我想，這應當從頭說起。

我1985年初次與郭松義先生相識，是因為我的導師王鐘翰教授邀請他，來擔任我的碩士論文答辯評委。王先生那時候還叮囑我，說按照老規矩，從此我就是他的門生了，要我好好跟著他學習，我也確實一直是這樣，以門生的身份與他相處的。再沒想到的是事到如今，轉眼竟是四十年。

與郭先生有深入接觸，自1992年始，那年我從中央民族大學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成立的、由郭先生任研究室主任的社會史研究室，那是郭先生遵從歷史所之命，組織人馬建立的一個新的學術班子。改革開放初期，大門剛剛開啟，外部世界的各種新的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洶涌而至，卻大多是支離破碎、撲朔迷離，雖然我們研究室的其他幾位學者包括我，都比他年輕，但都是從其他傳統史學的領域轉來，都不知道國內社會史研究應該從哪里起步，它的未來應該是什么樣子，一切都只能是嘗試。

想不到的是，第一個起步的是他。他就真的撿起婦女史這個當時并不為人看好的題目了。雖然他當時在中國經濟史領域已經卓有成就，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已經是中國經濟史學會的副主任。

從傳統史學的政治史到社會史，不是僅僅改變研究題目那么簡單，它涉及史觀、研究范式乃至史料、文字表達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內容，這是我在社會史研究領域沉浸掙扎很多年才逐漸明白和體會到的。如今回首，我最欽佩的，是郭先生的實干精神和勇氣。記得他當時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不管結果如何，先做起來再說。

事實上，在決定撰寫這部以清代婚姻為題的作品之前，郭先生對于社會史，已經有了比與他同代的許多學者更多的接觸和儲備。早在1994年，他就已經與當時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李中清教授以及王豐教授合作，編寫過《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北京大學出版社）一書，這也許便是所里任命他為新成立的社會史室主任的原因吧。我調工作進入社科院之前，就曾為他翻譯過一些相關的英文論文和信件，大多是與歷史人口學有關的內容。他曾對我說過一句話，他說歷史再不能總像過去那樣寫了。說到底，這是我下決定離開我的母校和老師，參加他這個學術團隊的原因。我也因此而親歷他撰寫這部書稿的過程，并從中學習到太多的東西。

郭松義與李中清編《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

特別提起這些，是因為回憶起當年草萊初辟的艱辛，想以此來紀念曾為社會史在中國的發展付出過心血、克服過種種質疑和阻力的前輩學者，郭松義先生正是這一代學者的代表，這部帶有著這個新舊交替時期的鮮明特色的大作，尤其是這個轉折的一個典型，其中包含了太豐富太復雜的內容。

本書寫的雖然是婚姻，是寫婚姻必然帶入進來的女性，但它與無論國外還是國內在那個時期正蓬勃興起的女性學、女性史，卻完全不在一個脈絡上，具體地說，根本就不是一路寫法，當然，也不是一種想法。所以，它很容易被那些做女性學的學者忽略掉，而這種忽略是非常可惜的，甚至可以說，是她們的一大損失。

但是，它也不是通常人們以為的那樣，是一個男學者，以男性視角，為中國女性在歷史中的地位和所發生的作用所寫的書。它提出的問題和采用來分析問題的方法，在有些方面，也與傳統政治史的做法迥異，抱著固有的成見來對待這部著作，便無法看出其中最具創見之處。

郭松義

二十五年之后再讀此書，特別有感觸的是如下幾點：

（一）對清代婚姻的全面闡釋

郭先生是將婚姻置于婚姻社會圈來闡釋的。開宗明義，他就指出，婚姻是受到當時的道德、法律、傳統習俗以及政治、經濟、文化水平制約的一種行為，而且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婚姻的社會性反映在選擇配偶上，就是通婚的社會圈，并且同比出現了一個個命運與共、利害攸關的不同階級、不同層次的婚姻圈以及由政府制訂的或者由傳統社會沿襲而來的各種對婚姻的限制，如良賤不得通婚、旗民不得通婚（我保留對他這段闡述的一些異議）以及禁止民苗、民番和蒙漢結親等規定。他運用從各種史料文獻輯來的當時人記載的婚姻事例，來講述嫁娶必論門戶的習俗，還講述了那些曾經通行但今人已不采用的婚姻形態，如中外表親婚（包括姑表婚和姨表婚）、士紳層的世婚制等。除此之外，還有童養媳、男子入贅以及納妾等行為，都是在當時并沒有被官方明令禁止，但在如今的婚姻中已經不允許存在的情況。

僅僅能將這些五花八門的婚姻樣式羅列出來，這部書就已經很有意義了，但是本書的價值絕不止于此。郭先生的重點，是分析產生這些五花八門的婚姻形態的時代背景，他認為雖然從表面上看，明清時期還是一個沿襲了皇權統治的傳統社會，但在它的內部，卻醞釀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劇烈變革，這個深刻而沉重的變革，在婚姻上也有體現。

這種體現主要有三點：

一是更加強調婚姻要以契約為憑，而且不斷趨于規范化。到清朝晚期，官方更是明確規定婚書需由政府發放，使其完全納入法律的規范之中。這一方面反映了夫妻雙方家庭對于婚姻的重視，從另一方面說，也反映出到傳統社會后期，社會上各種矛盾交織，不確定因素不斷增長，導致的婚姻關系的不穩定。

二是嫁娶論財之風盛行。郭先生并沒有像一般人那樣，將這種風氣簡單地歸結為一種風俗，而是將其置于社會圈內，認為這種風氣的興起，是對門第婚以及以門第婚為基礎的世婚制的沖擊。他花費了大量精力，查閱了他可以查到的大量地方志和筆記、年譜等各種史料，一一列舉和比較了從清到民國時期，全國各地婚聘財禮的具體數額并且列表說明。這的確如邱源媛教授在書后的推薦語中說的那樣，在“前數字化時代”手動揀出幾十萬條史料并予以排比分析、總結提煉，需要付出的是非同一般的體力精力，而這里列舉的財禮數額列表，僅僅是書里大量存在的統計列表中的一例。郭先生所做的很多敘述和結論，便是在這樣用辛勤爬梳獲取的史料基礎之上做出的，這使本書的論述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嚴謹性。

三是人口的流動和遷移對婚姻造成的影響。郭先生指出，自明以來，特別到了清代，隨著生產的發展，市場的擴大，以及政府在財稅政策上的變化，例如由實物賦役更多地向貨幣稅轉化，由力役向出錢雇役轉變，以及實施一條鞭法和攤丁入地等，使商業和商人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農民繳納田賦、代役銀，都需要貨幣，都要靠商業和商人來運籌調劑，從而凸顯了流通領域的重要性。商業分工愈益細密，商業的財富積累達到新的高度，各類巨商大賈不斷涌現，如此等等，均有形無形地提高了商人的地位。這些議題，本來就都是郭先生多年來辛勤耕耘的領域，操練起來駕輕就熟，有著比其他學者更雄厚的基礎，以及對這個議題的特殊的洞察力和敏感性。至今仍然記得，當年我和他一道去遼寧鄉下做田野，他曾向當地人詳細詢問“拉幫套”等移民在婚姻中的習俗。所以當他在書中談到不同狀態的移民，婚姻也有不同的方式時，會專門羅列“單個客民的異地婚姻”和“群居客民的婚姻”，針對他們的不同特點來分別予以描述，顯示出他對這個領域的熟悉程度。尤其是，他還特別關注了隨著向國外移民的增多，在明清時代，出現了涉及地域更廣的跨國婚姻的情況。

1998年，遼北田野考察。左起：定宜莊、郭松義、李中清。

總之，早在進入婚姻史、女性史這個題目之前，郭先生就在研究中提到過清代社會的重商傾向，以及因此而導致的階級、階層之間的激烈分化，在很多人仍沉溺于對康乾盛世的欽慕之時，他已經清醒地認識到這種繁盛掩蓋下的社會動蕩不安和人們的焦慮，所以提到明清之際的婚姻，他會先去分析引起婚姻變化的原因，以及與社會風氣的關系。例如，他談到當時南北各地都出現了一批“力農致富者”，他們原來可能就是普通農民，但經濟實力卻在上升，甚至遠遠超越了下層紳衿以及沒落的名門望族的子孫。經濟地位的加強，促進了他們謀求政治身份的欲望。除了送子孫課讀，通過科考入仕外，便是與有門第的人家結親，將此作為抬高身份的一種方法。當這樣做的人越來越多，成為一種風氣的時候，就對傳統社會婚嫁首重門第的觀念，形成了一種沖擊。

郭先生指出，清代商品經濟雖然在總體上仍依著于傳統經濟，但從本質而言與傳統經濟格格不入，而且必然要在人們的思想和行動中表現出來。具體到婚姻關系，譬如越來越多的官商聯姻，就是因商品、貿易的發展而越來越普遍的。最先出現的是那些與官家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官商，他們很早就涉足鹽、銅、邊貿等具有專業性的行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晉商和徽商。

（二）選擇和運用史料的方式：以人口統計為例

作為一個受傳統史學訓練多年、功力扎實的學者，郭先生在廣泛搜求史料上所下的功夫自不必說，使用史料的方法之純熟也非初入行者可比，他在這本書中，不僅是在提出自己論點時，將史料作為證據，更主要是用史料來做統計，這就是他獨具的特色了。

1963年10月，郭松義（右）于曲阜孔府檔案室查閱資料。

凡治史學的人都知道，要想從汗牛充棟的史料中揀取一條或幾條，來證實自己言之有據，這并不難，但用大量事例來說明一件事實、一個情況，就要費大量功夫了，何況有的時候，需要的還不僅僅是幾十條、幾百條，甚至要用成百上千條，來證實一個問題，這便是歷史統計學被推崇的一個原因了。郭先生有著與歷史人口學家多年合作的經驗，深知其中的利弊得失，并且把這些方式運用到這本書中。這樣的例子在書中比比皆是，各種統計表在書中占據了很大比重，尤其在討論男女婚齡、聘與婚的時間間隔、不同地域不同階級的婚齡差別等問題上。在本書第四章“婚姻地域圈”中，他提到研究通婚地域半徑的重要性，也提出研究這個題目時，資料零散且不完整，為此他不惜工本，搜羅了多種資料，專列一節“幾組不同資料的統計分析”，包括了族譜和各種檔案史料，還有地方文獻。這個情況說起來容易，很多學者和年輕的博士碩士，說起自己所用史料時，往往也是這樣一套，可是，郭先生的做法，與大多數人是不一樣的，他用藏于一史館的乾隆朝《刑科題本·婚姻奸情類》時，是將該文件中所涉四百八十三對夫妻，一一做了比對和統計的。至于年譜，他查閱了一百部。在計算機尚未普及的條件下，完全用手和筆，其耐力和毅力令人感佩。我甚至想問，在當下，還有沒有人肯下這么大功夫來做一本書呢？

（三）倫理綱常與現實生活

以上所述，是郭先生在傳統史學上的功底以及從歷史人口借鑒而來的方法。但本書的主題和創見并不在此，“倫理與生活”幾個字，才是郭先生要呈現給讀者的關鍵。

倫理，是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和處理這些關系的規則，而這里的倫理，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綱常聯系在一起，指的是對男女婚姻的相應法規，是必須遵守的道德約束。但是在明清時期的實際生活中，卻有著各種違背倫理綱常的婚姻存在。

這是一個矛盾，怎樣展現、怎樣評價、怎樣分析這樣的矛盾，當時曾是郭先生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猶記當年與他一道去遼寧省的蓋州、鐵嶺等地做田野考察，我們考察的項目其實與他正在寫的這部婚姻之書無關，但他一路上的心思全在這部書上，與我一再提起的，就是這個主題應該怎么表達。我還清楚地記得在蓋州的一天早飯時，他把想好了的這個題目告訴我，我頗感驚喜，因為這個題目確實精彩，確實一語中的地扣到了這部書的主題。

郭先生在書中列舉了各種各樣的、違背倫理綱常的婚姻現象，例如寡婦再嫁、轉房以及出妻、賣妻、典妻以及婦女的拒嫁和棄夫他嫁等，他還專門以婚外性關系和離婚各列一章。所以有人評價，說這部書是關于中國婚姻的一個百寶箱。這話固然不錯，但這樣說，會多少遮蔽這部書的深刻。

郭先生并沒有將這些違背倫常現象的出現簡單地歸結為生活所迫，他從法律的制定出發，具體分析了法與行、法與情相互脫軌的種種原因。從法的方面來說，制定者未能顧及到現實社會中人們的切身利害或者傳承已久的習慣，執行者的因循放任，都會造成各種空隙，產生各種問題，而從百姓一方來說，或因窮困無奈，或因受情所誘，或被傷害而迫不得已。所以郭先生在本書“緒論”的結尾處總結說：

以上是我在本書切入正題前提出討論的一些問題，目的是想說明，在清代的婚姻關系中，除了統治階級倡導的、占有主導位置的婚姻行為以外，還存在另外一些做法，盡管它們之間有沖突，也有妥協，情況錯綜，各有消長，但矛盾始終貫穿其間，反映了歷史是在如此多樣復雜的情況中發展的。歸結這些沖突和矛盾，就婚姻行為而論，主要是道德倫理和現實生活之間存在差異，是價值觀念不同所致。基于以上看法，我把本書定名為《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系》。

當時只道是平常，如今再讀，才發覺這部大作的宏富。回首這二十多年，盡管投身于這個領域的年輕學者不乏其人，卻再沒能出現一本能與此書比肩的專著。

定宜莊與郭松義夫婦的近照

此次再版，由于編輯的重視和用心，在文字校訂、版面編排、美術設計諸方面，都較初版更精美，更值得珍視。

所以在我為本書寫的推薦語中，我說，我鄭重推薦這部書，并期盼年輕的學者，尤其是從事社會史、女性史研究的學者都認真地、仔細地閱讀這本書，同時我也希望人們通過此書，領略老一輩學者的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