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語言研究所是在中外學術交融的背景下催生的現代史學研究機構。它創辦于1928年10月，至1948年底遷往臺灣桃園縣楊梅鎮。于此20年間，史語所匯聚了眾多一流學者，歷經九次播遷，在民族危難的境遇中，融西學于中學，自覺保存學術命脈，以在中國建立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為使命。

檢視史語所的創辦，域外漢學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考察因素。在當時，伯希和、高本漢等域外漢學家的研究成果深深刺激了中國本土學者的民族情感，激發他們開展了以域外漢學為超越對象的系列史學活動。史語所即是在本土與域外的相互碰撞與雙重變奏中推動了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

在“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傅斯年，目睹中國史學轉衰與歐洲漢學漸盛的趨勢，立志修舊起廢，汲取西學之長，彌補中學之短，在中央研究院下創設史語所，延攬志同道合之士，從事史料整理、語言調查與考古發掘，力求在域外漢學家研究的領域與之角逐，旨在為中國文史之學在國際漢學界爭取話語權。可以說，史語所的創辦，積淀著中國眾多新史家的革新訴求。史語所繼承了北大國學門與清華國學院的路向與遺產，歸根結底是受到歐美學術機構推動史學發展的影響，因此其建制對標歐美學術機構，具有相對完善的組織章程、研究架構、運作模式與學術出版。但是，史語所學人在借鑒域外之道的過程中，仍不忘取法本土。從學術發展的脈絡來看，史語所學人治學的本源上承乾嘉樸學之法，這一研究方法并未因晚清時局動蕩而劃然中斷，實為一股學術暗流綿延發展，當晚近西方語言考據學被引介到中國之后，立刻與之相互融合，成為史語所學人治學的根本大法。

傅斯年、伯希和等在考古發掘現場

實際上，史語所學人之所以能夠超越乾嘉諸老，除了兼取中外歷史研究法之外，與他們史料觀念的轉變也不無關系。民國以降，新史家已經意識到學問的進步與新史料的發現有著內在的關聯。王國維總結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标愐娬{：“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备邓鼓暌惨庾R到“材料愈擴充，學問愈進步”。那么什么可以成為新史料？在史語所學人看來，大如地方志書，小如私人日記，遠如石器時代的發掘，近如某個洋行的貿易冊，均是可資利用的史料。這種對于史料范圍的界定，大大超越了中國傳統史家的認知。所以，史語所遵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研究路向，但凡甲骨、簡牘、敦煌遺書、內閣大庫檔案等史料，均在他們的搜求之列。

史語所學人雖重史料，但卻不為史料所牢籠。他們從事歷史考證，并非要對新見史料逐一考釋，而是有著明確的問題意識，史料僅僅是其解決歷史問題的注腳，而非研究的中心。例如，陳述在一封寫給傅斯年的信中說道：“生到所時，……多聆教誨，兼得諸同從事講習，略窺老舊史家與今日史家之異趣，似舊日多以書為本位，現代則多重歷史問題。并略知文有高低之類，如論證確實，獨有創見，假定名為教授類；如略具考訂比例而成，假定名為助教類；如抄綴輯錄，勘對字句，假定名為學生類?！标愂鏊鍪氛Z所學人側重歷史問題研究的治學特點，與乾嘉史家以文獻考訂為本位的研究軌則有所不同，體現了新舊史家治史理念的差異和學術研究的范式轉換。

從研究的主題來看，史語所學人追步域外漢學，并欲與之抗衡，因此措意于“窄而深”的專題研究，而不注重“寬而泛”的通史研究。齊思和曾于1949年總結百余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批評梁啟超“不知道近世西洋史學是建設在專題研究之上的……而號召天下研究整個的通史，結果他自己用了這‘治史所持之器’，并無成績，而他人用這方法來治史也不會有成績的”。桑兵認為，這種評論似乎代表了當時一些學人的觀點，傅斯年等人的作法“更加貼近西方史學發展的正軌”。揆之史語所學人的史學實踐，雖然不乏貫通的視野，但在學術研究中更多體現出來的是對具體歷史時期、具體問題的探究，兼以西方歷史、學術成果、學理方法為參照系，嫁接中國史料，融合中外，意在與國外漢學家商榷對話，或是提出新見，推進學術縱深發展。如果從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主線來看，梁啟超倡言編纂中國通史本身并無問題，問題在于，當時舊史學尚未完全打破、新史學尚未建立標準，通史編纂需要堅實的專題研究作為依托與基石。故而，史語所學人在梁啟超之后從事“窄而深”的專題研究，實為通史編纂做基礎性的打樁工作，這是由近代史學演進的內在法則與邏輯所決定的。

栗峰山莊老照片

史語所處在中國新舊學問雜陳、中外學術交流頻繁的特殊時期，其學術研究既具有中國特色，又具有世界影響。從中國本土史學發展的維度來看，史語所學人勇于拓展學術新領域、更新治史理念，開辟專門史研究嶄新領域，引領斷代史研究縱深發展，目的在于建構自身的學術話語體系。以往學術界過多地強調史語所學人專注學術生產而忽視了對于民族、國家與社會的關注，只重求真而少言致用，其實不少檔案材料顯示他們在民族危難之際大聲疾呼對外作戰，他們的“經世觀”更多地是通過學術研究加以彰顯，其顯著特征是寓愛國思想于實證研究。

從世變與學術的角度分析，史語所的研究路向至少發生了兩次轉變，第一次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史語所學人為駁斥日本學者的滿蒙論，組織編纂了《東北史綱》。實際上，傅斯年在組織撰寫《東北史綱》之前并未進行充分的準備，以至文中錯漏甚多，遭到學界批評，這與他一向求真的風格迥然有異。王汎森認為，面對外患凌逼，傅斯年的“民族情感壓倒了學術規范”，史學研究由求真轉向致用。第二次是在七七事變之后，史語所學人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雖無大的變化，但其間卻融入了更多的現實關懷，同時承擔了《中國疆域沿革史》的編撰，反映出他們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尋找契合點，平衡二者張力的努力。這也說明了民國以來，史學的發展與時代脈搏的跳動同頻共振，考據與經世相互交織。這種治學的思路與理念，是新中國成立后留在大陸的史語所學人接受唯物史觀、學以致用的內在基礎。

晚年傅斯年

從域外回響的角度來看，史語所的學術成果在歐美、日本影響甚大，引起了同行專家伯希和、高本漢等人的高度贊譽。羅家倫評論傅斯年創辦的史語所說：伯希和與高本漢“這兩個人對于中國學問的科學性的造詣，給予了孟真很大的刺激?？墒敲险孓k理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績，反過來得了他們兩人很深的敬佩”。由此可見，只有以平等的身份與國外學術展開交流，充分吸納外國學術之長，進而超越他們，才會贏得國外學者的尊重。崇洋媚外、亦步亦趨、仰人鼻息的做法，只會徒增外人之勢，而很難在國際學術界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話語體系。

當然，史語所在發展過程中亦有不足，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對于理論與史觀的排斥。他們對于“考證”與“史料”的迷戀，使他們的研究越來越呈現碎片化與機械化的特點，這種研究局限不僅使他們的主流地位受到了來自馬克思主義史家的挑戰，而且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也受到史語所內部研究人員的反思與批評。這啟示著我們，學術研究應堅持史料與史觀二者并重，偏重一方或有意弱化一方，都會導致學術研究的失衡。同時，史語所學人的研究，過于強調與域外漢學界的對接，導致對中國本土需要研究的內容有所忽略。這是我們今天在建構中國自主的歷史學知識體系時，應該加以高度重視和深入思考的理論問題。

內容簡介

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學術研究機構，與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有密切關聯。本書以1928—1948年間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為研究對象，全面考察了史語所新典范的生成、運作機制、求新趨向、話語建構、治學特色、學術貢獻、域外影響及研究局限等，較完整地呈現出史語所推進中國現代史學話語體系構建的歷史圖景。注重從“本土”與“域外”的雙重視角，從中外史學交流的維度觀照史語所與中國現代史學的關系，考察西方的學術觀念何以與中國傳統史學相互交織、熔鑄，進而推進中國史學由傳統向現代轉型；同時較為系統地使用相關檔案資料，增加了研究成果的原創價值。

作者簡介

張峰，1981年生，安徽淮北人，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香港孔子學院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2012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獲歷史學博士學位。2012年7月入職西北大學歷史學院，現任學院副院長，分管教學工作。

感謝西北大學歷史學院張峰教授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