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是中國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88周年紀念日。在這個重要時刻，回顧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的貢獻，意義重大。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不僅實現了國家和民族的救亡圖存，還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具有重要的世界歷史意義。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拉納·米特在其著作《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強調：“中國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參與那場艱苦卓絕的戰爭，不僅僅是為了國家尊嚴和生存，還為了所有同盟國的勝利。正是在那場戰爭中，東西方一起抗擊了有史以來最黑暗的邪惡勢力。”

重申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的價值與意義，正是因為中國戰場14年的堅守與不屈抗爭，傷亡3500多萬人的民族犧牲，必須得到尊重和正視。

東方主戰場的世界歷史意義

1931年9月18日，日本策動九一八事變，開始了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中國人民打響了抗日戰爭的第一槍，拉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1937年7月7日，日軍制造七七事變，標志著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成為中國全民族抗戰的起點，也由此開辟了世界上第一個大規模反法西斯戰場——東方主戰場。

“近代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弱國，沒有現代化的武器裝備，不可能像世界強國那樣進行大規模作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名譽會長、武漢大學人文資深教授胡德坤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以特有的游擊戰爭形式，動員全民族持久抗戰，有力抗擊了日本軍隊。

“在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始終抗擊著日本陸軍主力和海軍部分兵力，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中國戰場是開辟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并取得最終勝利的反法西斯東方主戰場。”胡德坤表示。“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這是1942年，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答案。

從人類文明角度來看，中國抗日戰爭在性質上是絕對正義的，是為了反擊侵略、實現民族解放，無論是正面戰場還是敵后戰場，中國人民始終堅持奮勇抵抗，從未屈服；在戰略層面上，中國戰場困住了日本陸軍的絕對主力，最大程度消耗了其有生力量，重塑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格局。

“東方主戰場塑造了東方的決定性力量。”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生表示，重申東方主戰場的地位和價值，體現的是對以往西方學界在二戰歷史書寫中慣有的“西方中心主義”敘事下，消解、模糊中國戰場貢獻和中國軍民犧牲的一種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歷史立場。解構這一慣有思維模式，澄清、正視中國戰場的貢獻，還要從他者視角——日本國內自身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

長期致力于戰爭責任與和平學研究的日本山口大學榮譽教授纐纈厚在《“安倍政治”與日本的戰爭責任》一文中認為，“日本失敗的最大原因在于與中國的持久戰爭”，“無論兵力或軍費，中國戰場的壓倒性比重決定了日本與同盟國軍隊（尤其是美國）的戰爭結局……日本投降的對象是中國和美國，但投降的原因是日本在侵華戰爭中的失敗，確認這一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應成為戰爭責任立論的核心”。

東方主戰場的背后，是整個民族用血肉之軀構筑的東方長城。中國戰場對戰爭勝利的實質性貢獻和巨大犧牲也得到了當時國際社會的公認，中國的大國地位由此得到確認。

1942年，26個反法西斯國家簽署《聯合國家宣言》，中國獲得了應有的尊重和認可。1945年，中國派出包括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在內的代表團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共同制定《聯合國憲章》；10月24日，聯合國正式成立，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中國作為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是公認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國之一，并由此走近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心，為重建戰后秩序作出了重大貢獻。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的確認，是世界歷史的重大進步，為戰后世界和平與發展提供了保障，并長久地影響著現當代世界歷史進程。”胡德坤表示。

國際學術界正在發生認知變革

“探討東方主戰場的內核與價值，指向的不僅是學術研究，更是對正確二戰史觀和正確歷史觀的堅守。”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景平表示。在吳景平看來，正確二戰史觀的根基在于鮮明的道義立場。在涉及人類文明走向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歷史評判應基于公允視角，區分正義與非正義、明確侵略與反侵略——唯有捍衛和平、反對侵略的歷史認知，才能真正揭示戰爭本質，捍衛人類共同價值。

近年來，隨著中國國際地位日益凸顯，東方主戰場的貢獻及其敘事在國際社會逐漸得到關注和重視。作為西方二戰史研究專家之一，研究二戰史迄今已近半個世紀的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理查德·奧弗里在《第四盟國：西方二戰史敘事中的中國》一文中提出：“在過去25年間，對于中國在二戰這場全球性戰爭及其影響中所扮演的角色，西方在認知方面經歷了一場革命。”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士偉長期致力于二戰史敘事研究。他結合自己多年研究表示，當前，英美等國的二戰敘事正在經歷從傳統研究到全球敘事的轉變，有關中國抗戰的觀點亦出現顯著變化。主要表現為，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認知漸趨客觀，更加強調中國戰場作為二戰東方主戰場的地位。

——2009年，英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茨表示，自1931年9月以來，日本一直在進行著殘酷的侵華戰爭。中國在整個戰爭期間牽制了日本約一半的作戰力量……作為一條主要戰線，中國使日本陷入長期沖突，為盟軍獲勝作出極具意義的貢獻。

——2011年，英國軍事史學家馬克斯·黑斯廷斯提出，中國戰場是日本最終失敗的關鍵。

——2019年，二戰史研究專家、美國學者安德魯·N. 布坎南明確指出，二戰開始于1931年。

——2022年，美國學者克里斯汀·穆爾里迪-斯通認為，如果不是中國軍隊堅決抵抗日軍的瘋狂進攻，英國、美國和蘇聯就不可能長時間集中精力于歐洲，直至打贏。

這些觀點都顯示出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抗戰地位和二戰史研究的深刻變化。張士偉將這些認知演變總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將中國抗戰作為二戰起點；二是明確提出中國戰場比太平洋戰場更為重要；三是認為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重要貢獻。

“探究西方學術界觀念的轉變，背后有著多種因素在推動。”張士偉分析表示，一方面，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西方想要從過去、特別是二戰歷史中，探尋中國在國際秩序中扮演的角色與行為特征，西方學術界由此對中國二戰經歷開展了更為全面的研究。另一方面，無論是中國學術界還是西方學術界，近年來對抗戰研究和二戰史研究都秉持一種更為開放包容的態度，這也促使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研究更為全面和深入。

近年來，中國對東方主戰場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研究視角愈發豐富。吳景平表示，這與歷史學界注重全球史觀的整體趨向密切相關，中國史與世界史、中國抗戰史與二戰史在研究視角上逐漸合流，隨著相關研究議題以更為宏觀的視角加以整合，對中國抗日戰爭及作為東方主戰場的認識，在學術層面也日益清晰。

張生認為，近年來中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力度，從世界各地廣泛收集相關檔案、資料，大型資料的集成和匯編愈發扎實。中國年輕一代學者的學術自覺日益增強，他們正以更寬廣的全球史視野重構抗戰敘事。

回歸歷史語境 推動敘事重構

怎樣才能回歸歷史語境，深度還原歷史面貌，講述中國在戰時如何扛住巨大犧牲和壓力，堅持斗爭、贏得勝利的真實故事？

張生表示，對于研究者而言，首要原則在于回歸歷史常識和歷史事實，沿著歷史發展邏輯構建學術研究脈絡。無論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侵略戰爭和日本戰犯的宣判，還是戰后中國加入聯合國并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深度參與國際事務，都是歷史寫下的不容篡改和忽視的證據。歷史具有客觀性，但書寫和敘事卻具有迷惑性，我們需要重新書寫本民族的抗戰史、二戰史，正本清源，為國家和民族發聲。

吳景平認為，一方面，要系統整理抗戰時期中國戰區統帥部檔案、盟軍中國戰區文獻等海外檔案和文獻資料，還原中國戰場作為東方主戰場的戰略價值，突出其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走向的決定性影響。另一方面，要重點挖掘歷史細節，豐富研究視角，通過英美等國的歷史資料，還原外部世界對中國戰場的評價演變，揭示國際社會從初期認知到最終認可中國大國地位的歷史過程。

研究與探討中國在二戰中的地位與作用，事關構建中國二戰史學術體系等重大問題。胡德坤表示：“中國抗日戰爭在二戰史上的地位與作用研究，是中國二戰史研究永恒的課題。”他建議，未來要持續加強二戰史專題研究，尤其要圍繞中國抗日戰爭的地位與作用、中國共產黨抗戰的國際影響等議題展開重點研究。張士偉則建議，在全球敘事成為二戰史研究主流之際，中國學者應積極參與這一進程，將中國二戰史話語體系帶入全球二戰史書寫中來。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人類歷史的重大轉折，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最早開辟了東方主戰場，既完成了民族解放使命，又以不屈抗爭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確立大國地位，為戰后國際秩序奠定基石。二戰作為歷史記憶需要更加公正客觀的評述，二戰史研究同樣需要研究視野的拓展。這不僅是學術議題，更是民族使命。這要求我們既要嚴謹剖析歷史切面，又要系統重構歷史全景，在還原歷史真相的同時，揭示出歷史的內在邏輯與深層意義。這種超越立場的求真精神，才是歷史給予后人最珍貴的遺產。

本報記者 劉越

本報記者明海英參與采訪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曾煜婷 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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