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5年7月4日，德國總理默茨在柏林會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

6月30日至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對歐盟總部、德國、法國展開為期7天的訪問，主持了第十三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并會見各方政要。

王毅此行正值中歐建交50周年的歷史節點，也是即將舉行的中歐領導人會晤籌備工作的關鍵階段，各方高度關注。王毅指出：“中歐作為世界兩大力量、兩大經濟體，堅持對話合作，陣營對立就難以形成；中歐選擇開放共贏，經濟全球化潮流就不會逆轉。”這點出了當前中歐關系的核心命題：在全球地緣格局深刻調整、歐洲深陷“安全焦慮—盟友疑慮—發展擔憂”三重困境的背景下，如何把歐洲對中國發展的“威脅感知”轉化為“機遇共識”，推動雙邊關系從“戰略調試期”邁向“成熟穩定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歐洲“三怕”的深層原因：安全困境與戰略焦慮疊加

當前歐洲的戰略心態呈現出復雜的“三怕”：對俄羅斯安全威脅的切實恐懼、對美國可能減少安全承諾的深層焦慮，以及對中國持續發展并可能在經濟科技領域全面趕超的擔憂。在與歐洲人士交流中，明顯的感受是，歐洲“戰略三怕”已成精英層相互關聯的綜合情結，塑造著其對國際環境的認知，也深刻影響著中歐關系。

客觀而言，歐洲的焦慮既源于外部安全環境的惡化，也受制于內部綜合實力和決策機制的掣肘，更折射出全球化進程中權力格局變遷的深層沖擊。

對俄羅斯的安全威脅感知持續強化，構成歐洲戰略焦慮的首要變量，而且不斷強化，既是歐洲追求戰略自主的最大軟肋，為歐洲當前轟轟烈烈的“再武裝”運動提供了最大合理性，也是歐洲定位與各國外交關系的核心訴求，甚至為此不惜采取“次級制裁”措施，損傷非當事方國家的利益。

美國“戰略不可靠”動搖了歐盟外交戰略的根基，成為歐洲外交決策的“最大不確定性”，即便使盡渾身解數對美開展“爹爹外交”，（編注：在6月下旬的北約峰會期間，北約秘書長呂特被指叫美國總統特朗普“爸爸”，但呂特本人否認，稱他的話只是一種比喻）但對是否能夠“留住美國”仍不確定。日前，特朗普政府宣布減少對烏克蘭軍援使歐洲惴惴難安。在貿易方面，特朗普政府對歐盟屢屢通過“關稅大棒”施壓，導致美歐貿易戰迅速升級。問題還在于，美國通過《通脹削減法案》《芯片與科學法案》等產業政策，持續吸引歐洲制造業外流。德國經濟研究所測算，僅2025年第一季度，就有165億歐元歐洲制造業投資轉向美國。這種“盟友經濟霸凌”讓歐洲深刻意識到，跨大西洋關系的安全紅利正在被利益算計侵蝕。法國總統馬克龍早就誓言“歐洲不能再做美國的附庸”，問題是能怎么辦？上個月的七國集團峰會和北約峰會表明，歐洲空前地屈從美國，而且還要為自己的屈從尋找理由。

對中國發展的“趕超焦慮”與“路徑依賴”并存，構成中歐關系的核心張力。面對雙方經貿快速進入由很強的互補性到互補與競爭兼具的轉變，一直處在制度優越感覺中的歐洲表現出強烈的“不適癥”。一方面，歐洲對中國產業升級的速度感到不安：2024年歐盟對華貿易逆差達2470億美元，中國電動汽車在歐市場份額突破20%，迫使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啟動反補貼調查并征收17%-35.3%的懲罰性關稅。另一方面，歐洲經濟又高度依賴中國市場。這種“既需要市場又忌憚競爭”的矛盾心態，導致歐洲對華政策陷入“防御性對抗”與“務實性合作”之間的搖擺。

戰略調試的關鍵因素：從“認知錯位”到“定位共識”

中歐關系當前的“戰略調試期”，本質上是雙方對彼此角色定位、利益邊界、合作規則的再確定。王毅在與科斯塔會見時明確指出，“中國視歐洲為多極世界中的重要一極，對歐政策保持連續性穩定性。”這一表態為破解認知困境提供了方向——唯有在戰略層面重建“伙伴定位”的共識，才能為務實合作奠定基礎。

精準把握“非對抗性競爭”的邊界，是化解“趕超焦慮”的前提。歐盟將中國定位為“合作伙伴、競爭者、制度性對手”，在實踐中常簡化為“安全化敘事”，如將5G技術合作、電動汽車貿易等經濟議題政治化。事實上，中歐競爭應是創新賽道上的并跑而非零和博弈的對抗。以新能源領域為例，中國光伏組件占歐洲進口量的75%，但德國西門子在風電變流器、瑞士ABB在電網管理系統上仍保持技術優勢，雙方在綠色產業鏈上的互補性遠大于競爭性。

近日來華考察商業機會的德國巴登符騰堡州企業家代表團人士告訴筆者，德國企業家發現在自動化和機器人領域與中國企業有著廣泛的合作機會，認為在一些領域德國企業可以引進中國企業的技術，加速合作發展。

構建戰略自主的對話空間，是擺脫外部干擾的關鍵。美國持續向歐洲施壓，要求其在涉華問題上選邊站隊，如脅迫荷蘭限制阿斯麥對華光刻機出口、施壓歐盟將中國排除在關鍵原材料供應鏈之外。中歐應共同維護“不針對第三方”的合作傳統，強化“不依附、不受制于第三方”的共識，通過加強中歐戰略對話機制，將經貿、氣候、數字等領域的內容升級為“戰略信任構建機制”，減少外部因素對雙邊關系的干擾。

重塑“發展機遇共同體”的敘事，是轉化“威脅感知”的核心。歐洲對中國的“威脅感”，很大程度上源于對發展路徑差異的誤讀——將中國的產業升級視為“制度性挑戰”，將“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門戶”戰略對立。事實上，中國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4億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升級，為歐洲企業提供了廣闊空間：2024年歐盟對華投資增長11.7%，中國德國商會50%的會員企業計劃擴大在華投資。更重要的是，在氣候變化、人工智能治理、公共衛生等全球性議題上，中歐擁有共同利益。

務實合作的三維支撐：從“共識”到“行動”的轉化路徑

將機遇感轉化為實際成果，需要在經濟、科技、人文三大領域構建可感知、可驗證、可持續的合作體系。王毅訪歐期間，中歐雙方就籌備新一次領導人會晤達成共識，包括主持中法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第七次會議，明確將“落實具體合作安排”作為優先事項，這為雙方關系鞏固發展提供了行動路線圖。

在經濟領域，以產業鏈互補對沖脫鉤風險。中歐經貿關系的壓艙石作用從未動搖：2024年雙邊貿易額達7858億美元，雙向投資存量2600億美元，中歐班列累計開行超10萬列，連通歐洲25國227個城市。當前的關鍵是優化合作結構，如在傳統制造業領域，可建立“電動汽車產業對話機制”，通過價格承諾談判替代反補貼稅，推動中德汽車產業從“市場換技術”向“技術共創新”轉型。

在科技領域，以聯合研發突破技術壁壘。歐洲對華技術設防的背后，是對“技術領先優勢”的擔憂，但合作共贏仍是主流。智庫報告建議，中歐可設立綠色技術聯合研發基金，重點支持氫能儲運、碳封存等雙贏技術，同時重啟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為技術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在人文領域，以民心相通夯實民意基礎。中歐關系的溫差，很大程度上源于民眾認知的錯位。要意識到，處于戰略焦慮中的歐洲習慣于從危機感對待對華關系，看到的負面因素多；中國從發展角度定位對歐關系，看到的是發展中的潛力與機會。破解中歐認知落差需要人文社會領域的多維度對話，為中歐關系健康持續發展奠定廣泛友善的友情基礎。

動蕩世界中的“穩定之錨”與“發展機遇”

站在中歐建交50周年的歷史節點回望，雙邊關系的發展歷程證明：合作是唯一正確選擇，共贏是必然發展趨勢。當前歐洲面臨的“三怕”，本質上是全球化轉型期的“成長陣痛”，而非中國發展帶來的“系統性挑戰”。王毅在訪問中強調，“國際形勢越是嚴峻復雜，中歐就越需要加強團結協調，堅定做動蕩世界中的穩定性力量。”這一主張既符合中歐共同利益，也是對全球治理赤字的積極回應。

中歐關系的每一步進展都證明：將對方視為機遇而非威脅，將差異轉化為動力而非障礙，才能在變亂交織的世界中找到確定性。面向未來，只要中歐堅持伙伴定位的初心，堅守合作共贏的底線，就一定能構建起更加成熟、穩定、均衡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使中歐關系在戰略調整中穩步前行，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共享高質量合作的紅利，也為人類文明進步與世界和平發展注入中歐智慧與中歐力量。

（姜鋒，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