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曾榮獲奧斯卡特別獎的紀錄片《苦干》（KuKan）在奧斯卡電影博物館公開放映，激發了中美觀眾的深層共鳴。這部由美籍華人李玲愛（Li Ling-Ai）策劃并出資，美國戰地攝影師雷伊·斯科特（Rey Scott）于抗戰期間拍攝的歷史影像，曾在1940年代感動無數西方觀眾。如今，塵封八十年的原始資料在重慶的有序推動與系統修復下重煥光彩，并實現對外展映，重現了中國人民在抗戰時期的真實圖景，也在全球傳播語境中展現出強大的文化穿透力與情感張力。

影片出資人李靈愛后人昆西·李女士、拍攝斯科特的兒子馬克(Mark Kenneth Scott）和《尋找＜苦干＞》導演羅賓龍女士在奧斯卡博物館放映儀式上發言。

一、歷史影像的“再激活”與跨文化共鳴的可能性

與以往不同，這場放映并非單純的紀念儀式，而是一次意義深遠的文化傳播事件。影片由中國團隊歷時數月修復，以數字化、高清方式重現80余年前的歷史真實，并在當下的國際傳播語境中激發了超越國界與地域的情感共鳴。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此次活動由重慶市委宣傳部統籌指導，聯合重慶國際文化交流協會、西部國際傳播中心、亞洲文化藝術基金會等單位主辦，通過高度專業化與情感化的傳播部署，使這場影像回歸不僅具備技術完成度，更體現出深厚的文化理解力與國際對話能力。

作為一名長期從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學者，我將此次放映與其所激發的多維回響，視作中國影像記憶在全球語境中“再語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典型個案，其深層意義不僅在于“重現過去”，更在于“喚醒未來”——喚醒我們對文化記憶建構方式的反思，對國家形象表達路徑的更新。

作為一部拍攝于1939至1940年間、由美籍攝影師雷伊·斯科特（Rey Scott）與華裔女性藝術家李靈愛（Li Ling-Ai，也稱 Gladys）共同完成的紀實影像，《苦干》所呈現的是抗戰時期中國西南大后方的真實圖景。其歷史價值毋庸置疑，曾獲1942年奧斯卡特別獎。但更引人關注的是，這段曾一度被遺忘的影像如何在當下國際傳播現場獲得“再激活”（reactivation）？換言之，當一段歷史影像穿越時空，再度在異國他鄉的熒幕之上被觀看、被感動、被理解，它所經歷的絕非簡單的“復制”或“轉述”，而是一種嵌套于媒介技術、文化政治與情感認同之中的多重重構。

中國代表團重慶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會長管洪發言，強調以影像為橋梁、以文化為紐帶，講好“重慶故事”，傳遞城市溫度與國家形象。

《苦干》的數字修復并非簡單的“復制”，它是一場在文化記憶系統中進行的深度再生產。借助人工與AI技術協同修復，這部珍貴的膠片影像不僅恢復了畫面和聲音，更重建了歷史的現場感與經驗強度。在修復技術的幫助下，影像重新獲得觀看的“現在性”，從而引發了受眾的跨文化共鳴。這一現象印證了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表征理論”中的核心觀點：意義并非來自圖像本身，而是在不斷變化的社會語境中被“編碼”與“解碼”。

更為重要的是，《苦干》的傳播并未依賴宏大的國家話語，而是通過歷史親歷者后代的深情講述、地方文化機構的精細安排、華裔導演的藝術參與、以及普通觀眾的情感回應，構成了一種由“多主體參與”實現的“非對抗性傳播”范式。在這場傳播實踐中，我們看到的是影像作為“情感中介”（affective medium），如何在全球多元社會中建立共鳴通道。這正是薩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所言“情感作為文化實踐”的真實寫照：人們不是僅僅“接收信息”，而是“在被觸動中生成意義”。

《苦干》洛杉磯推介會現場，影片攝影師斯科特的兒子馬克（marker. Kenneth Scott 右2）、前美國教育部助理部長張曼君博士（右3）、奧斯卡獲獎導演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L.Anderstand,右1）、東洛杉磯學院終身教授劉榮文教授（左1）、好萊塢獲獎著名華裔設計師黃方遒（Fong “ chaptain” Hong,左2)、本文作者內蒙古民族大學教授劉乃歌博士（右3）等嘉賓出席活動?？缥幕瘜υ捲诂F場展開，共同見證影像喚起的歷史共鳴與情感穿透。

二、影像作為文化記憶的“第二文本”：從紀實影像到跨文化傳播的符號轉換

在當代媒介文化研究中，歷史影像已不僅是原始事件的機械記錄，它更是一種可被重新編碼的“第二文本”（second text）。這一概念強調，影像在離開其生產語境后，往往會在新的文化環境中被“再解讀”、“再敘事”，并產生新的社會意義?！犊喔伞氛沁@樣一部具有高度可變性與文化流動性的歷史文本。它不僅是抗戰中國的視覺記錄，也是全球記憶體系中一種不斷生成與流轉的文化資源。

在此次放映活動中，市委宣傳部門與多家文化單位，共同推進《苦干》的跨文化傳播與學術轉化，不僅保障了展映的制度支持，更體現了地方文化傳播實踐對國家敘事的前沿回應。與其說是一次“電影放映”，不如說是一次文化記憶的策展實踐——它以地方為軸心，以歷史為媒介，激活了中美觀眾之間的情感通感與記憶回聲。

瑪麗安娜·赫希（Marianne Hirsch）在“代際記憶”（postmemory）理論中所指出的：第二代或“旁觀者”對歷史事件的情感聯結，往往不是通過直接經驗獲得，而是通過影像、講述和物質文化等“媒介痕跡”間接傳承。而《苦干》展現的，恰是這樣一種被歷史遮蔽的經驗如何在數字技術的幫助下重新獲得觀看主體。比如片中對重慶“八一九”大轟炸的彩色影像，不僅具有檔案意義，更以視覺震撼構成了觀眾的情感入口。正是在這種震撼中，記憶不再是知識性的復述，而是成為感官性的再體驗。

此外，《苦干》在1942年曾獲奧斯卡紀錄片特別獎，但其影片長期湮沒，僅在小范圍內傳播。此次修復與公開放映，不僅是對影像文本的技術“修舊如舊”，更是一種文化維度上的“記憶政治”（memory politics）實踐。安德烈亞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指出，現代社會并非遺忘，而是“記憶泛濫”，在其中，國家與機構需要主動選擇哪些影像應被“保留”、“修復”、“傳播”，哪些應被“沉默”或“淡化”。從這一角度來看，重慶方面推動《苦干》的再發現與海外展映，是一種主動塑造文化記憶、重寫國際傳播敘事結構的舉措。

在此次活動中，美國觀眾的情感回應也進一步驗證了《苦干》的跨文化傳播價值。美西華人學會會長、東洛杉磯學院世界語言文化系終身教授劉榮文表示：“影片修復得令人震撼，仿佛歷史重新站在我們面前?！爆F場觀眾伊麗莎白則動情地說：“從未想過一部八十多年前的影片還能如此清晰、生動，太難以置信了。”另一位觀眾安德魯則指出：“視覺沖擊遠比文字檔案更為直觀有力。”這說明，影像所生成的不只是“歷史知識”，更是“歷史感”。從傳播學角度看，這正是圖像在全球語境中建構“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核心機制之一。

從“紀實文本”到“文化符號”，《苦干》的身份已悄然轉變。它不僅講述了一個關于戰爭、犧牲與堅韌的民族故事，也成為中美之間一種以情感共鳴為基礎的文化對話工具。在這一過程中，重慶的角色不再僅是影像的生產地，而成為歷史與當下、地方與全球之間的記憶中樞。這種由地方政府主導、以民間情感為通道、以國際文化平臺為節點的傳播范式，為當代中國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極具啟示意義的操作模型。

《苦干》攝影師斯科特的兒子馬克（marker. Kenneth Scott 左3）在推介會上動情講述父親拍攝《苦干》的往事，并回憶童年時代在家中觀看影片的場景，數度哽咽，現場氣氛感人至深。

三、跨文化傳播中的“再語境化”機制：媒介、情感與理解的協同建構

在全球語境中進行歷史影像傳播，往往面臨一個核心挑戰：如何讓“他者的歷史”被“當下的觀眾”真正理解，并在情感上產生共鳴。這并不是語言層面的問題，而是文化編碼與接受結構的問題?！犊喔伞返某晒Ψ庞城∏√峁┝艘粋€范例：在數字化、機構協作與情感引導的共同作用下，一部中國抗戰紀錄片完成了從“歷史文獻”向“跨文化交流事件”的轉化，其內在機制可被歸納為一個深度的“再語境化”過程。

所謂“再語境化”，是指文本脫離原有歷史語境后，在新的文化場域中被重新置入、重新理解的過程。這一概念由傳播學者查爾斯·巴澤爾曼（Charles Bazerman）與諾曼·費爾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Fairclough提出，在跨文化傳播中尤為關鍵。就《苦干》而言，其原始語境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的戰爭與動員，而其重生的語境則是21世紀中美之間的公共文化交流。在這一次“語境遷移”中，媒介技術、敘事框架與接受結構共同作用，使影片產生了超出原意的傳播能量。

首先，數字修復技術的介入并非只是物理性的“修補”，而是一種“觀看方式的更新”。在AI插幀、智能降噪等技術支持下，原始膠片所承載的歷史印記被賦予了高清晰度與強臨場感，使原本遙遠的歷史事件以近乎“在場”的方式重返觀眾視野。這種體驗更新，正如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討論“技術復制”時所言，復制不僅改變了藝術的“靈光”，更賦予其全新的社會功能。在此語境下，技術不是歷史的干擾，而是文化記憶激活的觸媒。

其次，敘事方式的再組織也極為關鍵。不同于戰爭宣傳片常見的單一視角，《苦干》展現出一種“溫情中的力量”，即以日常生活中的中國人為主體——挑夫、母親、學生、游擊隊員——將抗戰精神具體化、人性化。這種敘事策略打破了受眾對戰爭題材影片“悲情化”或“意識形態化”的預期，反而以“個體視角的真實”建立起信任感。許多觀眾在觀影后表示，他們“第一次如此具體地看見那個時代的中國”，這正是斯圖亞特·霍爾所強調的“表征是建構意義的過程”在跨文化傳播中的典型實踐：意義的建構，不僅靠說什么，更靠怎樣呈現。

再次，不可忽視的是情感作為文化傳播中最具穿透力的媒介。在奧斯卡博物館的展映現場，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觀眾對影片中重慶市民在廢墟中重建家園的片段反應尤為強烈。有觀眾淚流滿面，有人起立鼓掌，還有許多觀眾圍住斯科特的后代表達敬意。傳播的有效性，正在于這種“非語言的共振”。薩拉·艾哈邁德在《情感的文化政治》中指出，情感并非內在的心理反應，而是流動于物、身體與敘述之間的社會力量。在《苦干》的跨文化傳播中，情感成為打通語言、身份、記憶障礙的關鍵通道，它讓“歷史的他者”變得“可以被感知”。

這一傳播過程是由地方機構——重慶市委宣傳部及其協作單位——發起、組織并參與其中。通過重慶代表團成員與美國民間社會的面對面交流，以及家屬代表、學者、導演等多元身份的融合參與，此次《苦干》的傳播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事件”（cultural event），其影響力超越了一次簡單的放映，延伸為一次中美民間記憶的聯結、一種全球觀眾共同參與的視覺儀式。

歸根結底，真正的跨文化傳播從不依賴強制灌輸或燦爛包裝，而是建立在“理解之可能”的基礎之上。而《苦干》的洛杉磯展映告訴我們，當媒介技術得當、敘事策略精準、情感路徑真誠，即便是80年前的膠片影像，也能成為今日世界之間最柔軟卻最有力的文化橋梁。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副總領事李志強（右1）、重慶市對外交流協會會長管洪（左2）、中美電影節主席蘇彥韜（左1）與外國貴賓合影。

四、文化認同的重塑與國家形象的建構：從影像傳播到精神敘事

在全球傳播格局不斷裂變重組的當下，文化產品的對外輸出早已超越“傳遞信息”的初級功能，它越來越成為建構國家形象與重塑文化認同的重要手段。特別是在涉及國家歷史與集體記憶的傳播場域中，影像不僅記錄過去，更承擔起重新詮釋“我們是誰”的敘事使命。

此次《苦干》的跨國傳播正展現了這一文化機制的復雜性。它不是一部“新創”的主旋律影像，而是一部“再發現”的歷史作品；它不是“對外宣傳”的產物，而是在當下被賦予新意義的文化遺產。在這種“介于官方與民間之間、介于歷史與現在之間”的特殊屬性中，《苦干》所喚起的，不僅是觀眾對中國抗戰精神的認知，更是對中國作為一個具有深層文化記憶與人文價值的國家的重新認識。

重慶市委宣傳部在其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策劃與引導作用。他們不是單純地“組織一次活動”，而是以一種面向全球的文化思維，聯動電影資料館、抗戰研究機構與地方文化傳播組織，將一部塵封影像整合為一個可傳播、可共鳴的國際敘事。他們不僅重視技術層面的修復，更著眼于文化表達的溫度與共情點，把《苦干》從一段“被發現的記憶”，轉化為一項“可以激活的傳播資產”。這一操作顯示出地方宣傳系統正在由“敘述主體”逐步演進為“記憶平臺”與“國際文化策展人”。

這一實踐過程也印證了西方文化理論中關于“文化身份流動性”與“國家形象建構”的協同關系。斯圖亞特·霍爾在其文化研究中提出：“身份不是本質，而是一種持續建構的過程?！眹倚蜗笠嗳绱耍核皇枪潭ǖ摹拜敵鑫铩?，而是在傳播、接受、反饋與再生產的過程中被不斷塑形?！犊喔伞返闹赜常粌H塑造了一個充滿韌性與尊嚴的抗戰中國形象，更展示了當代中國在處理歷史、記憶與傳播之間的理性、溫和、開放而富有誠意的文化態度。

此外，《苦干》這一傳播事件的成功，也說明國家形象建構并不總需要宏大敘事與全媒體矩陣的高壓推進，相反，有溫度、有細節、有歷史質感的微敘事（micro-narrative）往往更容易穿透文化邊界，打動他者?！犊喔伞分心切]有被配音的重慶母親、游擊隊員與挑夫，他們沉默的目光、奔跑的身影、廢墟上的笑容，是國家認同最真實也最可信的映照。

在這一語境中，“國家形象”不再是政治標簽的輸出，而是一種經由人文路徑自然生成的認知結構。重慶作為影片的重要發生地、修復工作的主導者與傳播行動的組織者，也從一個“抗戰地理”的歷史意象中升格為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代表符號。地方的文化能動性，成為了文化外交的橋梁。

總之，《苦干》所展現的國家形象建設，超越了傳統“外宣”的概念，它體現了一種“情感引導+文化傳承+技術敘事”三位一體的文化傳播新機制。在這個機制中，重慶市委宣傳部不僅是執行者，更是全球文化對話的組織者與記憶政治的協調者。這一經驗無疑對國際文化傳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讓歷史說話，讓影像共情，用一部片子講清一個民族的精神肖像。

奧斯卡獲獎導演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L.Anderstand）在洛杉磯推介會現場發言，肯定了《苦干》的影像修復與文化價值，認為其“以當代方式啟動了真實歷史”。

五、結語：文化傳播與未來記憶的中國路徑

《苦干》在奧斯卡電影博物館的重映，不僅是一部影像的歸來，更是一次關于文化傳播與記憶建構的深刻啟示。在當前全球格局愈加復雜、文化身份認同頻繁變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開展對外傳播、講好中國故事、建設國家形象，已成為文化戰略層面不可回避的關鍵議題。而《苦干》所引發的跨文化情感共鳴與全球觀眾的積極回應，提供了一條深入文化深層結構的傳播路徑：以歷史影像為媒介，以人文關懷為內核，以地方行動為支點，構建具有全球穿透力的記憶敘事。

這部影像的“復活”并非偶然，而是多重條件疊加下的結果：數字修復技術的進步、機構之間的高效聯動、傳播策略的精準執行，以及最重要的——文化主體意識的轉變。從重慶市委宣傳部主導的策劃與統籌到修復團隊的技術攻堅，從影片主創后代的真情致辭到觀眾的深情回應，每一個環節都體現了當代中國文化傳播從“內容輸出”轉向“意義共建”的根本轉變。

與此同時，本文所揭示的傳播機制，也印證了當代西方文化理論中有關“記憶政治”“跨文化情感”和“文化認同生成”的諸多觀點。從Benjamin到Hall，從Ahmed到Huyssen，眾多理論家的核心主張已不再是對“意義中心”的把握，而是對“意義流動”的捕捉。而這恰是當代中國傳播研究需要正視的現實語境：在面對全球公眾時，文化傳播不是壓倒性的說服力，而是細水長流的理解力；不是灌輸式的燦爛言說，而是共情式的真實抵達。

重慶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執行秘書長陳謀（右）與美國東洛杉磯學院終身教授劉榮文（左）在《苦干》奧斯卡電影博物館推介會現場合影，見證歷史影像的再啟動與文化共鳴的當下生成。（攝影：葉子）

因此，我們應當承認，“講好中國故事”并不等同于講述一個標準的“成功模板”，而更應該是對中國歷史、社會與個體命運復雜性的溫柔展現。在《苦干》中，重慶市民的堅韌、普通人的抗爭、跨文化友誼的締結，這些原本屬于戰時歷史的片段，卻因數字技術的介入與傳播邏輯的更新，被轉譯為一種跨越時空的“共情語法”。它所構建的，是一種“以記憶為中介的文化傳播”，一種可被不斷擴展的“中國路徑”。

這種路徑的核心，是要在“文化自信”與“文化敏感性”之間找到平衡點。既要自信于中華文化深厚的精神資源與歷史邏輯，也要敏感于全球受眾的文化感受與媒介習慣。未來的國際傳播，應更多依賴像《苦干》這樣具有人文溫度、技術含量與歷史厚度的“敘事共同體”，在跨文化的傳播空間中建立持久的理解與信任。

歷史并未終結，記憶仍在生成。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聲音疊加”，而是更深的“意義穿透”?！犊喔伞芬云潇o默的影像語言告訴我們：最有力量的傳播，不一定是最響亮的，而往往是最真實的；最動人的形象，不一定來自宏大宣告，而往往源自人民自身。這一點，重慶做到了。

未來，當我們再次談論中國故事的世界表達，不妨記住《苦干》的那一刻：當歷史在光影中被點亮，當觀眾在黑暗中靜靜流淚，當掌聲在奧斯卡博物館久久不息，中國的文化傳播，正邁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作者簡介】

劉乃歌，文學博士，旅美學者，內蒙古民族大學教授、研究生導師，曾任英國斯泰福廈大學訪問學者?，F為中國日報東西方文壇副總編、世華文藝編委、美國東西方出版社副總編、美洲文化之聲副總編。

主要研究方向為文藝美學、跨文化傳播與影視文化研究，關注影像敘事中的文化表達與中西傳播語境中的接受問題。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五十余篇，出版學術專著三部，成果多次獲國家級與省部級獎勵。

作為文學創作者，其小說、詩歌與散文發表于海內外多家媒體，語言細膩沉靜，擅長探討記憶、身份與文化認同等主題，展現出深刻的人文關懷與審美追求。

來源：絲綢之路國際詩人聯合會

原標題：以影像為媒，重慶讓中國故事走進世界：《苦干》在奧斯卡的文化再啟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