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字經濟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網絡安全已超越技術范疇，成為關乎國家主權、社會穩定與經濟命脈的戰略命題。

2024年，印尼數字經濟規模突破800億美元，預計到2030年將占GDP的30%，但與此同時，網絡攻擊事件年均增長47%，關鍵基礎設施面臨APT攻擊威脅，中小企業因網絡詐騙年均損失超12億美元。面對這一嚴峻挑戰，于2025年7月初舉辦的CYDES 2025大會以“提升網絡韌性”為主題，為印尼及東盟國家提供了關鍵契機——如何借鑒中國在網絡安全領域的系統性實踐，構建符合自身國情的數字安全體系？

中國網絡安全能力的躍升，源于制度設計、技術創新與生態構建的協同共振。過去十年間，中國通過《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構建起“法律-法規-標準”三級監管體系，將網絡安全納入國家安全戰略核心框架。2023年，中國網絡安全產業規模突破2500億元，形成覆蓋漏洞挖掘、威脅情報、應急響應的全鏈條產業生態。這種“頂層設計驅動、技術創新支撐、產業生態反哺”的模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復制的范式。

制度層面，中國建立“中央網信辦統籌協調、行業部門垂直管理、地方政府屬地監管”的三級治理架構，通過“等保2.0”制度強制要求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商達到三級以上安全標準。這種“集中統一領導”與“行業專業管理”的結合，有效破解了部門間協調低效的難題。

技術層面，中國在量子加密、人工智能威脅檢測、零信任架構等領域實現突破。例如，合肥量子通信“京滬干線”已實現金融、政務領域的規模化應用，AI驅動的威脅情報平臺使新型攻擊識別時間縮短至15分鐘內。

生態層面，中國通過“網絡安全學院學生創新資助計劃”培養專業人才，推動華為、奇安信等企業與高校共建聯合實驗室，形成“產學研用”閉環。2023年，中國網絡安全人才缺口已從2019年的140萬縮減至85萬，顯示出生態建設的成效。

印尼網絡安全現狀呈現“三低一高”特征：中小企業安全投入占比不足營收的1%，政府網站漏洞修復率僅38%，公眾網絡安全意識得分低于東南亞平均水平，但金融詐騙、數據泄露事件年增52%。這種“脆弱性”源于三大矛盾：

數字化速度與安全能力的脫節：印尼政府計劃2030年實現90%公共服務數字化，但現有安全預算僅占IT總投入的7%，遠低于中國15%的水平。

分散治理與協同需求的沖突：通信部、金融監管局、國防部等12個部門分頭管理網絡安全，導致政策碎片化。

技術依賴與自主可控的失衡：85%的關鍵基礎設施采用歐美技術方案，供應鏈安全風險凸顯。

破局之道在于構建“韌性網絡安全體系”，即通過彈性架構、智能響應和持續進化能力，在攻擊發生時維持核心功能運轉。這需要從三個層面借鑒中國經驗：

制度重構：建立“國家主導、行業聯動”的治理框架。印尼可參照中國“中央網信辦”模式，成立跨部門的國家網絡安全委員會，統籌制定《網絡安全基本法》，明確關鍵基礎設施運營商的安全義務。例如，要求電信、能源、金融行業每年提交安全審計報告，對未達標企業實施“安全信用評級”，與市場準入、政府采購掛鉤。

技術賦能：打造“AI+量子”的下一代防御體系。在雅加達、泗水等數字樞紐建設網絡安全運營中心（SOC），集成中國成熟的威脅情報共享平臺技術。通過引入AI驅動的SOAR（安全編排自動化響應）系統，將事件響應時間從小時級壓縮至分鐘級。同時，與華為、中興等企業合作試點量子密鑰分發（QKD）技術，保障政府數據傳輸的絕對安全。

生態培育：實施“千企賦能”計劃。設立國家網絡安全創新基金，重點支持本地初創企業開發適應當地需求的解決方案。例如，針對印尼中小微企業占比超99%的特點，開發輕量化SaaS安全服務，通過“安全即服務”（SECaaS）模式降低應用門檻。此外，借鑒中國“網絡安全宣傳周”經驗，將每年8月定為“數字安全月”，通過短視頻挑戰賽、模擬攻防演練等方式提升全民安全意識。

作為東盟最大經濟體，印尼的網絡安全實踐具有區域示范效應，印尼可提出“東盟網絡安全韌性倡議”，推動三大合作：

建立區域威脅情報聯盟：共享APT攻擊特征庫、漏洞信息，構建“東盟數字安全地圖”，實時監測跨境網絡犯罪動向。

聯合技術攻關：與中國、新加坡共同研發適用于熱帶氣候的物聯網安全芯片，解決設備高溫環境下易受攻擊的問題。

人才交流計劃：每年選派100名工程師赴中國國家網絡安全人才與創新基地進修，邀請中國專家參與印尼高校課程體系設計。

網絡安全沒有孤島，印尼的突圍之路既是技術升級，更是治理思維的革新。中國用二十年時間走出了一條“制度引領、創新驅動、生態共生”的發展道路，其核心啟示在于：網絡安全不是成本負擔，而是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

為了實現數字安全愿景，印尼及東盟國家需要以更開放的姿態擁抱區域合作，將中國經驗轉化為本土實踐，最終構建起“攻防兼備、韌性生長”的數字安全體系。

（文/聞喜 作者系旅居印尼資深媒體人、全球發展研究中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