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施出生于1902年，18歲的時候便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并在那年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2年，柯慶施受邀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主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同年回國之后的柯慶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工作。

從這段經歷來看，柯慶施在黨內的資歷絕對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所以后來比柯慶施大了整整9歲的毛主席會稱其為柯老，也不是沒有緣由的。

解放后，柯慶施在上海的治理工作上是有成績的，這點應當予以肯定，但也正是因為柯慶施才給了張春橋機會，讓后來的歷史變得復雜起來。

黨內唯一與列寧握手的黨員

柯慶施出生于安徽歙縣，其父親柯日昌雖未做過官，但也是飽讀詩書，曾在李鴻章的家中做了一段時間的管事。

后來李鴻章失勢，柯日昌才回鄉創辦了一所小學，以此作為謀生手段。柯慶施后來能夠進入南京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也多受其父親的影響。

1921年，柯慶施受團中央委派前往蘇聯參會，得到了當時共產主義陣營最高領導人列寧的接見，并與其握手，在黨內的歷史上，僅此一次。

雖然柯慶施入黨早，算得上是我黨早期的創始人之一，但其在早期的革命工作中并沒有擔任什么要職，工作重心也都是在安徽等國統區內。

一直到抗戰全面爆發之后，柯慶施才漸漸地靠近中央的領導核心圈子。但是在延安整風期間，柯慶施卻因為一些問題被審查，后來是劉少奇為其平反，毛主席親自批示“守紀律，有成績”，這才使得其恢復名譽。

1947年，石家莊解放，柯慶施成為了石家莊這個我黨最先完成解放的大城市的市長，主持華北地區的黨建工作。

新中國成立之后，柯慶施先后擔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市長、江蘇省委書記、上海局書記，上海市第一書記等職務。

可以說，柯慶施直到解放后仕途才漸漸地步入正軌。

解放后執政上海等地，受爭議

就其解放后的執政經歷來看，可謂褒貶不一。首先說好的一面，柯慶施在行政執行能力上絕對是沒得說的，對于中央的決定在執行起來的時候向來都是雷厲風行的。并且兢兢業業，事無巨細。

大到地區工業的發展方向與生產計劃的制定，小到工人的生活水平、一日三餐、市內的物價水平，物資供應事情都會一一過問。可以說，是一位勤政的官員。

然而，勤政并不代表優政、柯慶施在其執掌江蘇、上海等地黨政工作與行政工作的過程中，還是有很多問題的。

1958年到1962年的時候，我國曾經進行過長達數年建設“農村公共食堂”的探索。當時柯慶施就是“農村大鍋飯”的鼓吹者之一。

1961年，毛主席去往江蘇考察，陪同毛主席的六人中就有柯慶施。當時作為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的柯慶施率先發言，一路上都在講述公共食堂的好處。比如，利于大家集體出工，節約糧食與柴草，沒有貧富差距等問題。

可以說，柯慶施精準地摸到了毛主席的“脈搏”，知道毛主席想聽什么。老百姓吃得飽，能夠提高生產效率，還能縮小貧富差距，毛主席當然高興了。

然而在當時有人就提出了反對，這人就是江渭清。

當時要不是毛主席看到了江渭清在柯慶施發言時面露難色，隨后鼓勵江渭清發言，可能還真的要被柯慶施的這番話給糊弄住。

當時江渭清就農村大鍋飯的實際情況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提到了三點實際情況。第一就是農村大鍋飯不僅沒有節約糧食，浪費巨大還存在絕對平均主義的情況。

忽略了農村生產的特征，農戶沒法利用日常生活的飯菜剩余來養一些豬和雞鴨等家畜家禽，家庭農業生產停滯，肉蛋奶的補充全靠集體公社進行采購。

第三，忽略了飲食配合與生產周期的關系，農村以往都是忙時吃干，閑時吃稀，飲食水平是根據工作量采取的緊平衡的策略，以保證糧食能夠吃一年。而人民公社完全忽略了這些問題，一味的宣傳如何吃得好，但事實上，很多公社找糧都困難，宣傳中的“四菜一湯”自己從來沒見過。

最后江渭清認為農村大鍋飯應該停止。而聽完這些，在一旁的柯慶施堅持認為江蘇的條件不錯，農村公共食堂應該搬下去。

毛主席當場對柯慶施表示：“你不要打壓他（江渭清）”。

正是因為江渭清的這次反映情況，后來中央才逐漸取消了農村公共食堂。

和農村食堂一樣，柯慶施在很多工作上都被當時的一些共事的老革命家認為是目標過于激進，脫離了實際。

不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寧左毋右，柯慶施自然受到重用。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柯慶施善于揣摩毛主席的心思。其人曾經說：跟著毛主席就沒錯。

每次毛主席講話，柯慶施都會認真地做筆記，并且會后認真做好落實。這點上其他人比不了，當年在廬山會議的時候，柯慶施也是最先領會毛主席精神的人。

其在1957年發表的文章《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于1959年發表的文章《論“全國一盤棋”》都十分準確地正中了毛主席基于宣傳的需要，毛主席很是看重。

這里多一句話，當年對于出身農村的毛主席而言，農業生產上的很多事情是騙不到主席老人家的，但是由于當時的國際形勢，所以需要對我們的生產建設進行正面宣傳，這點很多人沒有理解，但是柯慶施卻是理解了。

也正是因為這樣，柯慶施才被毛主席重視。當年柯慶施提拔原本將要調到《人民日報》工作的張春橋也是基于這個原因，張春橋是個好“筆桿子”。

就以上的這些事情來看，柯慶施雖然在行政工作上受到爭議，執政上海等地的工作未必出色，善于揣摩上意，提拔了張春橋為后來的事情埋下了隱患，但其在宣傳工作上確實是一把好手。

所以后來，江某等人是很希望柯慶施能夠站隊的。

柯慶施雖然飽受爭議，但其立身卻中正。在文革期間沒有害過人。1978年，在中央準備對康生、謝富治等人進行審查的時候，有人提到了柯慶施。當時鄧公的意見是“延后處理”。

馬達眼中的柯慶施

其實對于柯慶施的為人如何，曾經擔任過上海市委副秘書長的馬達最有發言權。

馬達評價柯慶施為一個廉潔自律，不貪圖享樂的干部。

在馬達的敘述中，有這樣一件事，可見柯慶施的品性。

柯慶施在主政上海期間，上海市政府的一位同志在春節期間去給柯慶施拜年，這名干部拿了一只金華火腿前往柯慶施家中。

然而柯慶施看到之后大怒，當即呵斥了這位同志，并將其趕出了門。

在當時那個年代，一節火腿雖然算不得什么稀罕金貴的東西，但卻是那個年代最為實在的生活物資，畢竟大家都餓著肚子。

后來，這名干部在離開柯慶施家中后感到十分慚愧，往后便沒有再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別看柯慶施出生在富裕人家，但在作風上絕對是經得住考驗的。上海剛解放的時候，不少干部都喜歡參加“舞會”。

對于這種情況，柯慶施在一次開會的時候做出了嚴厲的批評，柯慶施指出沉迷于舞會，會讓同志喪失掉革命斗志，這是一個危險信號。在那次之后，上海市政府便很少再舉行舞會。

除了這些事跡外，柯慶施在生活上也一直秉持著清廉刻苦的作風，平日生活與一般工人無二，唯一的缺點恐怕就是喜歡喝點酒了。

1964年，柯慶施因病住院，在上海華東醫院被確診為肺癌。得知柯慶施生病之后，周總理很是重視，親自參與手術前的會議，在手術當天也一直在場守候。

手術過后，柯慶施的身體剛有好轉，便擔上了副總理的重任。在此期間頻頻到多地考察工作。

1965年3月在趕赴成都視察三線建設期間，因飲酒而導致胰腺炎，于4月9日去世。

柯慶施去世之后，黨和國家為其舉辦了隆重的追悼儀式。陳丕顯在悼詞中稱其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

后柯慶施被安葬在北京西郊八寶山革命公墓。1988年，柯慶施的女兒柯友蘭遵照其遺愿，向中央申請，將柯慶施的骨灰從八寶山遷回了老家歙縣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