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家庭的廚房、尼泊爾的節(jié)日、慢節(jié)奏的泰國村落……不久前，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qū)研究院的3位青年學者來到“人文清華講壇”特別節(jié)目，分享了他們在陌生國度長期從事田野研究的故事。跟隨著他們的講述，在與異域文化的隔空碰撞中，我們看見了世界的不同，理解了他者，也促使我們思考如何建構自身。以下為演講主要內容。

『我在古巴廚房里“革命”』

■唐永艷

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qū)研究院博士生唐永艷

說到古巴，大家的腦海中或多或少會浮現出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比如，周杰倫那首輕快的歌曲《Mojito》，那些關于英雄切·格瓦拉的故事，以及海明威坐在哈瓦那海邊抽著雪茄寫下的經典著作《老人與海》。

還有人知道更多的信息，比如，古巴是拉丁美洲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距離美國僅僅90英里，長期遭受經濟封鎖等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關于古巴飲食的故事，正是發(fā)生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

讓古巴人驚訝的中華料理

我在古巴近3年，對幾段與美食有關的經歷印象深刻。

2019年9月，我首次踏上古巴的土地。為了快速融入當地生活，我入住了一戶古巴家庭。有一天，房東因急事外出，只留下一袋黑豆在廚房。我聯想到云南家鄉(xiāng)媽媽常做的醋燜黃豆，試圖用黑豆復制類似的菜肴。然而，我走遍周邊的超市與菜市場，卻遍尋不到醋和醬油等調料。情急之下，我在菜市場發(fā)現了酸橙子，靈機一動用它替代醋，于是，一道“橙子焗黑豆”誕生了。

房東歸來后，滿臉震驚。她告訴我：在古巴，黑豆通常不能炒制，而是要用高壓鍋燉煮至軟爛才能食用。從那以后，我因這件事在鄰里間出了名，大家都叫我“炒黑豆的中國女孩”。

另一道令古巴人驚訝的菜是我的鹵豬蹄。在中國人看來，這道菜色香味俱全。但在哈瓦那，豬蹄及動物下水并不在大多數古巴人的食材選擇范圍內。所以，當房東看到鍋中燉煮的豬蹄時，覺得不可思議。在她的認知里，豬蹄根本不該出現在廚房，更遑論成為盤中餐了。

還有一道被古巴人視為“黑暗料理”的菜是涼拌西瓜皮。網上流行將皮薄瓤紅的優(yōu)質西瓜稱為“報恩瓜”，而古巴的西瓜堪稱“報仇瓜”——整只瓜的近1/3是瓜子，1/3是瓜皮。為了充分利用食材，我把瓜皮制作成涼拌菜。這番操作又讓當地人大吃一驚。

在當地物資匱乏的情況下，我還用紅薯自制薯片，以朗姆酒制作碎碎冰。沒有醬油和陳皮，我就用黑豆與橙子皮烹制紅燒肉。但這些食物在古巴人眼中都屬于難以接受的“黑暗料理”。

典型的古巴餐是什么樣的

一頓典型的古巴餐通常由黑豆飯、炸肉、涼拌蔬菜、炸香蕉片以及紅薯、木薯等根莖類食材構成。這看似簡單的一餐，實則承載著古巴500多年的歷史。

英國社會人類學家杰克·古迪曾說：“烹飪的歷史就是文明的歷史。”這句話在古巴餐桌上得到了生動印證。古巴人常食用的木薯、紅薯等根莖類食材，本是古巴印第安人的主食。1492年哥倫布發(fā)現新大陸后，古巴成為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最早的殖民地之一，遭受了掠奪與占領，印第安人近乎滅絕。

為發(fā)展以甘蔗種植為核心的種植園經濟，西班牙殖民者引入大量非洲奴隸，甚至還有中國的契約華工。隨著歐洲、非洲、亞洲等不同文化族群的到來，不同的飲食文化互相交融，最終形成了獨特的古巴餐。

然而，即便是這樣一頓簡單的古巴餐，其中的豆類、大米、肉類等食材，古巴國內幾乎無法自給自足，高度依賴進口。這導致一旦國際市場出現波動，古巴人的餐桌就會立刻受到影響。

近年來，隨著古巴經濟形勢的惡化，餐桌上的食材愈發(fā)不穩(wěn)定，想要維持一頓標準的古巴餐變得越來越困難。以我個人的經歷為例，2023年2月至5月，我連續(xù)3個月沒有買到大米，購買肉類需要輾轉多個售賣點，常常空手而歸。蔬菜供應同樣面臨困境。由于古巴缺油、運輸系統老化、冷鏈缺失，從郊區(qū)運往市區(qū)的蔬菜往往在途中已經腐爛。

飲食文化背后的現實困境

說到這里，大家也許會問：既然古巴物資匱乏，為何當地人仍難以接受我烹制的豬蹄、西瓜皮等菜肴呢？正是這個困惑，促使我從飲食角度切入，去研究古巴的社會問題。

英國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曾經說過：“食物不僅是營養(yǎng)，還是一種分類系統。”這句話極具深意。吃什么、不吃什么、如何吃，背后都有一套文化規(guī)則在支配著人們的選擇。

在觀念層面，中國人對于豬蹄和下水，關注更多的是口感與風味；但古巴人普遍只食用純肉部分，因為在他們的認知里，生豬的這些部位帶有“不潔”的屬性。

再比如，喝熱水這件事，在中國人看來非常普遍，但在古巴炎熱的氣候下，當地人反而認為喝熱水傷胃。加上古巴水質較差，他們習慣將水冰鎮(zhèn)后通過物理方法去除雜質，因此，他們認為喝冰水才是更加健康的選擇。

此外，古巴人的飲食行為還受到運行了60余年的“供應手冊”制度的影響。

1962年，古巴政府為應對全面封鎖，舉全國之力建立了食品配給制度。制度初創(chuàng)時期，每個家庭每月都能憑一個藍色封面的小冊子到固定地點領取食品和生活用品。每逢生日、結婚、跨年等特殊日子，居民還能收到政府發(fā)放的特別禮物。但是，隨著經濟形勢惡化，如今古巴人通過手冊幾乎已經領不到物資了。

根據我在古巴家庭收集到的數據，2012年還能穩(wěn)定領取肉類等基本食品，到2024年肉類配給已完全消失，大米、豆類、食用油的領取量也大幅縮減，只剩下少量谷物。有時，連食糖供應都會出現短缺。2024年我回訪時，古巴導師夫婦為了接待我，在缺少面粉、雞蛋、糖的情況下，輾轉多日才湊齊食材，為我做了一個大米蛋糕。

在訪談中，許多古巴家庭都抱怨已經數月沒領到食糖配給。哈瓦那繁華街區(qū)的面包店、甜品店也因缺乏糖、面粉等原料紛紛關門。要知道，20世紀上半葉，古巴長期占據全球食糖出口榜首，被譽為“世界糖罐”，加勒比地區(qū)半數以上的食糖都產自這里。但近年的數據顯示，古巴食糖產量持續(xù)下滑，2024年政府不得不向巴西進口食糖或申請援助。我在田野調查中發(fā)現，當下的食糖短缺并非孤立現象，而是整個食品供給系統幾近崩潰的縮影。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小細節(jié)：在古巴生活了一段時間后，不少古巴朋友開始主動向我索要食譜。當他們不再把我的“黑暗料理”當作怪異行為時，某種程度上的轉變已經開始了。

『在泰國體驗“不慌不忙”』

■李宇晴

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qū)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李宇晴

不慌不忙的大媽

在泰國進行田野調查的4年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泰國烏泰他尼府班萊縣的那達坡村。這是我第一次做長期田野調查的地方，也是我在泰國待得最久的一個地方。

第一次到那里，我花了一整天時間。一大早，從曼谷坐上面包車，來到烏泰他尼府的府會城市。之后，輾轉坐上府會城市紅色的公交車，把我送到了班萊縣的農貿市場。在農貿市場里，我左問右問，總算問到了一個面粉鋪的老板娘，她用摩托車把我送到了我的房東章碧大媽的家里。

那達坡村是一個非常平靜的小山村，人口密度小，綠化率很高。剛到那里，章碧大媽就帶著我在屋前屋后轉了轉。她的后院有很大一片農田，種了木薯、甘蔗、玉米這些常見的農作物。章碧大媽是一位手工藝人，她的織布作品非常精美。大媽家門口還有一個博物館，是她自己建的，叫作“婆婆博物館”，這里收藏了章碧大媽和她的媽媽、婆婆和太婆婆四代人的織布作品。

我來到這里，是想融入當地人的生活，了解泰國人生活方式背后的文化邏輯。于是，章碧大媽就帶著我每天在村子里四處亂轉，從她的七大姑八大姨，到隔壁村子的左鄰右舍，都轉了個遍。

有一天，大媽說帶我去她妹妹家串門。我們走了一段路后，大媽忽然抬頭對我說：“中國人走路很厲害啊。”我一愣，這是在夸我嗎？她臉上浮現出一絲奇怪的笑容，我這才意識到，她其實是在調侃我——因為我走得太快了。

仔細觀察后我發(fā)現，中國人確實普遍走得都很快。從外表看，中泰兩國人的膚色接近，但一走起路來，就能明顯看出區(qū)別：中國人總是走得火急火燎，而泰國人則走得不慌不忙。

工匠在泰國清邁市博桑傘村的紙傘制作中心粘貼傘面。（新華社發(fā)）

不剝削環(huán)境

在村子里住了一段時間后，大媽神秘地說要帶我去一個“別人不常去的地方”。我非常高興，就跟著村民坐上了他們的皮卡車，在路上顛簸幾個小時后，總算到達了目的地——一個國家森林里的護林站。

剛下車，我就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寧靜和放松。這里沒有手機信號，除了我們沒有其他人，耳邊只有鳥叫和蟲鳴。

來到護林站后，大家發(fā)現沒有帶筷子。同行的村民立刻砍下一節(jié)竹子，做了十幾雙筷子。我們圍坐在篝火旁，一邊烤肉，一邊閑聊村里的各種八卦。

我們在林子里住了幾天，有一天上午，護林員忽然說林子里有人來了。于是，我們跟著他蹚水穿林，去找走進林子的人。結果是兩位林修僧人，他們正前往附近的一座寺廟取經。我們將隨身攜帶的食物全部敬奉給了他們。

穿越山林回來后，我的褲子已經濕透了。回到住處時，我隨手把褲子扔在屋外。章碧大媽開玩笑地說：“怎么？你還想把褲子留在大山里？”我這才注意到，村民們早已把我們這幾天的生活垃圾都打包放在車里帶走了。

泰國傳統哲學里有一句話叫作“不剝削環(huán)境”，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這群村民正在身體力行地踐行著這句話。

不剝削別人，不剝削自己

后來，大媽又帶我去了隔壁村子里的一家紡織工廠。

聽到紡織工廠，我的腦海中立刻浮現出熱火朝天的生產場景。可是到了那里才發(fā)現，泰國村子里的紡織工廠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家鋪了涼席坐在地上，工作有一搭沒一搭的，想休息的時候就躺在地上休息，有的人還帶了小孩，孩子在一旁玩耍，非常自在。傍晚時分，大家圍坐在地上，一邊喝酒一邊聊天。

與其說這是紡織工廠，不如說是一個紡織工坊。大家將織布機集中到一起工作，按件計酬，多勞多得。所謂紡織工坊的領導，其實就是銷售端的組織者，從每件布匹中提取一定的抽成。

看到這個比中國的紡織工廠松弛百倍的地方，我的心中浮現出很多問號：大家為什么不抓緊時間？為什么不多織點布，多賺點錢？這又讓我聯想起泰國的傳統哲學：不剝削別人，也不剝削自己。我逐漸意識到，我們思考問題往往是從效率、利潤這些角度出發(fā)的，而她們關心的是：活要干得舒服，不能把自己累著。

看見他者，觀照自身

泰國人這種從容自在的生活節(jié)奏，要從它的歷史文化根基上去尋找原因。

泰國是東南亞地區(qū)唯一一個沒有被殖民過的國家。19世紀，西方列強侵入東南亞，泰國西邊的緬甸被英國占領，東邊的越南、老撾、柬埔寨被法國占領。而泰國因獨特的地理位置，成為英法殖民地之間的“緩沖國”，得以保持獨立。同時，泰國土地富饒，他們有這樣一句話：“我們水里有魚，田里有稻。”他們往往不用辛辛苦苦地種地，有時候，撒一把種子就會有不錯的收成。

近代以來，泰國曾遭遇過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當時，泰銖大幅貶值，經濟崩盤，不斷傳出有人跳樓的新聞。關鍵時刻，泰國國王拉瑪九世提出了“適度經濟哲學”。他倡導“中間道路”思維，避免過度消費或資源浪費，強調適度、理性、抗風險的能力，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經濟、社會、文化、環(huán)境相互平衡與和諧的社會。拉瑪九世表示：“大家不用著急，我們有很好的水、很好的土，大家回到家里依然可以過得很幸福。”于是，很多人回到老家謀生，平穩(wěn)度過了這段經濟危機。

這就是泰國人不慌不忙、不急不躁的根源所在——他們不剝削環(huán)境，不剝削他人，也不剝削自己。這樣的觀念早已融入了他們的日常生活，成為他們日用而不覺的文化。

美國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曾經說過：“人類學的目的，是讓世界能夠包容人類的差異。”看見他者、理解他者，這正是長期田野調查與人類學研究的意義所在。通過對不同的文化進行深度描摹，我們看見了他者，并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與自己對話，觀照自身，重新認識自己。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達到真正的跨文化理解和交融。

『為什么尼泊爾有那么多節(jié)日』

■雷定坤

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qū)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雷定坤

一年有360天都在過節(jié)

在尼泊爾，有一個著名的節(jié)日叫“畢斯基節(jié)”。而且，在尼泊爾不同的地區(qū)，這個節(jié)日背后有著不同的故事。

在尼泊爾的巴德岡地區(qū)，關于“畢斯基節(jié)”的起源有兩種流傳較廣的說法。一種源自古老的傳說：王子成功斬殺了從公主鼻孔里鉆出的兩條蛇妖，人們歡慶這個象征著驅除災厄的節(jié)日；另一種解釋是，這一天是尼泊爾太陽歷新年的來臨。

在加德滿都北部托卡地區(qū)的尼瓦爾族群中，“畢斯基節(jié)”有著另一種傳說。據當地村民介紹，在很久以前，該地區(qū)流行一種非常致命的疾病，嚴重威脅村民們的生存，為了驅散病魔，各個村莊紛紛請出各自供奉的神像，把它們安放在裝飾精美的轎子上，在眾人的抬舉和吶喊聲中，一支支隊伍穿梭在村鎮(zhèn)的大街小巷，象征著神明的庇佑。據說，每座神轎重達四五百公斤，需要18至20個青年人合力才能抬起。

在歡慶現場，我看見周圍的陽臺、屋頂、樓梯間都站滿了人。許多觀眾并非村民，而是來自尼泊爾其他各個族群的人以及像我這樣的外國人。但無論文化背景如何，節(jié)日的氛圍仿佛一座無形的文化橋梁，所有人都在鼓聲和歌聲中不由自主地跟著舞動。

“畢斯基節(jié)”只是加德滿都地區(qū)代表性節(jié)日的縮影。事實上，尼泊爾擁有數量眾多的節(jié)日。據不完全統計，僅首都加德滿都每年就有130多個節(jié)日。如果放眼整個國家，數量更是驚人。我們常常開玩笑地說，一年365天，尼泊爾有360天都在過節(jié)。雖然有點夸張，但是一提到過節(jié)，尤其是過自己的傳統節(jié)日，尼泊爾人的臉上就會洋溢著快樂和幸福。

低經濟水平vs高幸福感

“幸福”這個詞，也引發(fā)了我對尼泊爾社會生活的思考。

在尼泊爾，經濟發(fā)展水平和幸福感之間是什么關系呢？尼泊爾的經濟發(fā)展相對滯后，它的GDP排名在南亞國家中比較靠后，人均GDP也僅僅略高于人口大國巴基斯坦。但是，《世界幸福報告（2025）》的數據顯示，尼泊爾民眾的幸福指數高居南亞第一（不包括不丹）。即便將不丹納入比較，尼泊爾也穩(wěn)居前兩位。

物資相對匱乏，為何尼泊爾人的幸福感卻名列前茅？我沒有做過嚴謹的研究，但根據個人觀察，我有一個大膽的結論：過節(jié)對于提高民眾的幸福感肯定是有幫助的。其實也不難理解，節(jié)日意味著放松與休息，是對緊張和不滿的一種緩解。在尼泊爾，節(jié)日可以讓你暫時從壓力中抽離，感受生活的愉悅。

在尼泊爾巴克塔普爾，人們參加尼泊爾歷新年的慶祝活動。 （新華社發(fā)）

在前往中尼邊境調研時，我曾雇了一個司機。途中他告訴我，目的地離他老家很近，當時正值塔芒族的傳統節(jié)日“巴伊薩克滿月節(jié)”，村民們全都聚到一起，有一些社區(qū)的文化表演活動，非常熱鬧。他一邊開車，一邊興奮地講述，還頻頻回頭看我。最終，我決定前往他的家鄉(xiāng)，去體驗這個傳統節(jié)日。

翻山越嶺后，我們抵達了那個群山環(huán)繞、如世外桃源般的小村莊。我們在村中游覽時，穿著牛仔褲和運動鞋的司機小哥一直忙碌地穿梭在傳統裝束的長輩中間，上下打招呼，忙前忙后，臉上始終展現著孩童般的笑容。我提議離開時，他顯得有些為難，請求我再待10分鐘看表演。最終我又多待了一個多小時，返回時夜色已深。

這位司機是村里年輕一代的代表，如今已在加德滿都安家立業(yè)，實現了“首都夢”。但讓我印象很深的是，談起自己族群的傳統文化，他的眼里一直閃爍著自豪的光芒。

傳統與現代在交織中共生

返程途中，我們聊起了農村青年進城、出國務工的話題。

尼泊爾近年來掀起了一股出國務工和移民的浪潮。截至2024年，全國3000多萬人口中，有超過400萬人常年生活在國外。2023年一年內，就有超過70萬人出國務工，凈遷徙率達到13.8‰，即每千人中就有近14人離開尼泊爾。這一現象也使得尼泊爾對僑民匯款的依賴程度很高，2024年僑民匯款占其GDP約為26.8%，為南亞最高。這一數字3倍于排名第二的巴基斯坦，在全球也能排進前五。

為什么會這樣？地理因素是一大原因。尼泊爾夾在中印兩個大國之間，這種地理環(huán)境促使尼泊爾人不斷突破，希望追求更好的生活。

雖然被稱為“陸鎖國”，但尼泊爾并不封閉。相反，它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非常頻繁。據不完全統計，尼泊爾注冊在案的國際非政府組織超過200家，活躍于醫(yī)療、教育、公共衛(wèi)生、婦女權益保護等多個領域，可謂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國家。

雖然受到地理條件、經濟發(fā)展等方面的制約，但尼泊爾展現出了極強的文化韌性。這種文化韌性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內部多元的和諧共處。尼泊爾社會族群復雜，根據2021年普查的數據，官方認定的族群和種姓高達142個。如此多的族群，在尼泊爾始終保持相對的寧靜與祥和，而節(jié)日正是文化交流的載體。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彼此參加，共享節(jié)日慶典，逐漸建立起了理解與尊重。

二是對外堅定的文化姿態(tài)。尼泊爾人始終以平和而堅定的方式每年堅持慶祝上百個節(jié)日，為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那位司機小哥就是典型的例子，這種“身份記憶”的保存正是文化韌性的有力體現。

最后，我想說，其實不僅是尼泊爾，整個南亞地區(qū)都擁有一種獨特的文化力量——社會層面強大的文化吸納能力宛如一塊海綿，在應對現代化沖擊時不斷吸收并進行本土化改造，使得傳統和現代在相互交織中共生。這或許是南亞國家一種獨有的浪漫吧。

原標題：《古巴的廚房、尼泊爾的節(jié)日、泰國的村落……為什么世界如此不同》

欄目主編：龔丹韻 文字編輯：徐蓓

來源：作者：唐永艷 李宇晴 雷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