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讓他去經商,只為給黨賺取經費,他卻給組織賺回一個商業帝國。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1941年，皖南事變剛過，國民黨當局便急不可耐地撕下了"合作抗日"的面具。原本按協議供給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如被人突然掐斷的水龍頭，一滴未再流下。周恩來派人與國民黨當局談判抗議，得到的答復永遠是冷冰冰的三個字："沒錢了。"

這話聽著便荒唐。當時國民黨手握大把稅收，江浙滬的富庶之地仍在控制之下，怎會連這點軍餉都拿不出？可前線戰士需要子彈，根據地要買糧食，理論再怎么說也擰不過現實。

最苦的是潛伏各處的地下工作者。從前還能靠組織按月撥發的經費維持聯絡站、租安全屋，如今連房租都快湊不齊了。上海的聯絡點因交不出房租被房東堵門，武漢的交通員連買船票的錢都沒有，只能扒貨車趕路；重慶的書店表面上賣著進步刊物，后臺老板卻連油墨錢都要東拼西湊。整個地下網絡像被抽走主心骨的大廈，搖搖晃晃隨時可能傾塌。

怎么辦？這年深秋的一個夜晚，周恩來將幾個核心成員叫到紅巖村的密室里。煤油燈在風里忽明忽暗，照得每個人臉上都蒙著愁云。有人提議縮減開支，有人說派人去香港找愛國僑胞募捐，可這些辦法都如隔靴搔癢，無法從根源解決問題。就在大家一籌莫展時，周恩來突然開口："我想到個人。"

在場的人都豎起了耳朵。周恩來說的這個名字，叫肖林，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財經小組成員。他既非扛過槍打過仗的軍事干部，也不在黨內有什么顯赫資歷，不過是在愛國實業家盧作孚的民生公司當過幾年會計，后來自己開了間小貿易行，買賣些土特產、棉紗布匹。這樣的背景，適合被委以重任嗎？

可周恩來的想法，恰恰就藏在這"不顯眼"里。地下工作最忌諱"太顯眼"，肖林這種半商半民的身份，反而能在商海里自由出入；他多年與數字、賬本打交道的本事，正是管錢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他雖身處舊社會，卻始終與進步人士往來，心里裝著民族大義——這樣的人，讓他"變成"資本家去籌錢，反而最安全。

任務是秘密會議定下的，無紅頭文件，無正式任命，甚至連張蓋公章的紙條都未留下。周恩來與肖林秘密見面時，從貼身的衣袋里摸出三根小金條，放在他手心里。金條還帶著體溫，沉甸甸的。"去做生意吧，給組織籌錢。"

肖林拿著那沉甸甸的三根金條，鼓起勇氣問出了心中的疑問："那就是像資本家那樣去做生意，去賺錢？"周恩來看出了這個年輕人的心思："你們賺錢不是為個人私利，而是為黨的事業。"

肖林深深點頭，接受了這項艱巨的任務。最后，周恩來叮囑肖林：

黨在哪些地方要用錢，事先很難預料，所以只能定個原則：什么時候要，就什么時候給；要多少，就給多少。即使不夠，也要想方設法湊足，決不能誤事。

肖林收拾好一切，帶著同為黨員的妻子王敏卿，揣著組織給的啟動資金，還有一肚子沒跟人說透的算計，回到了妻子的老家重慶江津李市鎮。

頭半個月，肖林沒急著租鋪面。他戴頂破草帽，穿件洗得發白的粗布衫，每天天不亮就往江津縣城跑。菜市場的水產攤前，他蹲在旁邊看挑夫們卸貨，聽他們嘮"今天鹽巴又漲了兩成"；茶館里，他端著蓋碗茶聽鹽商們罵"軍統的人又來查貨，貨船都扣了三艘"；就連碼頭上的腳夫，他也湊過去幫著搬米袋，聽他們說"最近食糖緊得很，從上海運來的船，十艘有八艘被征去當軍糧了"。

肖林掏出個小本子，上面上密密麻麻記著數字與批注："當前國民黨物資管制嚴苛，米面定量供應，糖卻不在此列。日本人占了上海，外地糖運不進來，城里人無糖解饞，價格必漲。"他指了指王敏卿懷里的布包："組織給的錢，咱全砸進去囤糖——等年底再賣，少說能翻倍。"

就這樣，兩口子把組織給的錢全換成了食糖。他們租了間臨街的小鋪面，在江津縣城大西門附近。門臉兒小得可憐，就兩間屋：一間當柜臺，擺著幾排缺了口的瓷罐；另一間當庫房，堆著整整齊齊的糖包，用麻繩捆得像小山。最顯眼的是門口掛著塊木牌，寫著"恒源商行"四個字。

可誰也想不到，這間破鋪子的門道全在賬本里。從開業第一天起，肖林就有兩套賬：一套是給外人看的流水賬，記的全是"醬油兩斤五文""醋半瓶三文"的零碎賬；另一套是只有他和王敏卿能看懂的"暗賬"，用紅筆標著"糖進價八分""賣出價一毛一"，每筆利潤都算得門兒清。王敏卿成了"王太太"，每天坐在柜臺后面，手里捏著桿老秤，過秤收錢。

這樣的日子過了半年。到1941年年底，恒源字號的糖囤了滿滿兩庫房，墻角都堆得像小山。肖林站在庫房里，用手拍了拍糖包："該賣了。"王敏卿有點慌："現在價格剛漲到一毛，再等等？"肖林搖頭："再等等，軍統的人該盯上咱們了。"

賣糖那天，肖林起了個大早。他雇了兩輛板車，把糖包裹上舊棉絮，蓋上油布。王敏卿站在門口送他，手里攥著塊手帕："路上小心。"肖林點點頭，跳上板車。板車吱呀吱呀往碼頭走，路過菜市場時，他看見幾個挑夫正往車上搬鹽巴——鹽價又漲了，可他們的工錢還是五角一天。肖林咬了咬牙，心里說："再忍忍，等這趟錢送到，就能給同志們多買十箱藥品了。"

送錢的過程比肖林想的還驚險。第一站是江津到重慶，他把錢縫在棉襖里子，針腳密得像頭發絲。車過檢查站時，特務拿刺刀挑開他的行李，翻出半塊鍋盔、兩把青菜，罵了句"窮鬼"就放行。

這樣的驚險，肖林記不清經歷了多少回。可每次把錢送到重慶的聯絡站，看到交通員，他就覺得值。

肖林的生意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最初在江津縣城大西門那間小鋪子，如今在川黔道上已經有了七間連排鋪面，從江津到重慶的水路碼頭，他的"恒源字號"貨船隔三差五就往下游捎貨。可誰也沒想到，這個掛著"土紗食糖"招牌的商行老板，竟是地下黨的"紅色管家"。

以前組織缺錢，他是"提款機"；現在組織遇到麻煩，他成了"救火隊長"。就說去年秋天那件事吧：新四軍在蘇北打了場大勝仗，繳獲了半卡車黃金。這玩意兒金燦燦的，比銀元顯眼十倍，可怎么運進被國民黨嚴密封鎖的根據地？領導們碰頭會開了三回，最后還是周恩來拍板："找肖林，他能擺平。"

為啥找他？這些年肖林早不是當年那個躲在鋪子里算賬的"王老板"了。為了生意，他跟三教九流的人都打過交道——碼頭上的搬運工會喊他"肖大哥"，茶館里的袍哥會跟他稱兄道弟，連縣里的警察局長見了面都得遞根煙。最絕的是，他還跟幾個國民黨軍官喝過酒。有回在重慶朝天門的酒樓，他陪著張營長吃了頓肉，酒過三巡，張營長拍著他肩膀說："肖老板這人實在，以后有啥難處，盡管開口。"

這回要運黃金，肖林就琢磨上了這張"酒桌情分"。他沒直接找營長，先托人送了份厚禮。三天后，他揣著營長親筆寫的"商行物資，免于盤查"的手令，又請人在縣公署蓋了章。可他心里清楚，光有紙面上的"免死金牌"不夠，真要過關卡，還得靠更實在的"鋪墊"。

他把黃金裝進鐵皮箱，外面裹了層粗布，再蓋上滿滿一車木頭。這木頭可不普通——是他專門托人從山區砍的香樟木，又香又沉，蓋在黃金上嚴絲合縫。出發那天，他親自跟車。

過第一個關卡是在江津和重慶交界的青石鎮。哨兵舉著槍攔下車，車夫的手直抖。肖林不慌不忙下了車，把那張"特別通行證"遞過去。哨兵接過去看了兩眼，又抬頭打量肖林："肖老板這次怎么運上木頭了？"哨兵笑著遞回證件，"您這生意可真紅火。"肖林點頭哈腰："托您的福，給重慶的木行供點香樟，人家要做家具。"

車過第二個關卡時，情況更懸。這關卡在山坳里，兩邊是峭壁，中間一條窄路，連錯車都難。帶隊的排長把槍一橫："卸貨檢查！"肖林心里"咯噔"一下，臉上卻笑得更熱乎："長官，這些都是木頭，太沉也不好往下卸，您行個方便。"他邊說，邊偷偷往排長手里塞了些銀元。排長掂了掂，又瞥了眼車底。車底確實露出半截鐵皮，可肖林早把鐵皮箱縫里的木屑填得嚴嚴實實，乍一看跟木頭堆沒兩樣。"行吧，"排長揮揮手，"趕緊走，別堵了道。"

車碾過碎石路，車夫擦了把汗："肖老板，剛才那排長要是真要掀木頭......"肖林笑著拍了拍他的肩膀，讓他放心。車夫這才明白，哪有什么"免死金牌"，都是肖林提前鋪好的人情路。

打那以后，肖林的"恒源字號"成了條隱秘的地下交通線。表面上，他的貨船運的是食糖、土紗，運到重慶后，食糖賣給南紀門的雜貨鋪，土紗發給磁器口的織戶；可實際上，這些貨物里藏著藥品、布匹、小型發電機，甚至還有從上海輾轉弄來的盤尼西林。

有回根據地鬧傷寒，肖林接到命令后，便秘密在重慶收購盤尼西林，然后裝在裝白糖的袋子里，用運糖的船捎到根據地。

肖林表面是商人的算計，底下藏著的是革命的熱血。他用最世俗的方式做著最不世俗的事，用最精明的手段守著最樸素的信仰。

1946年5月，國民黨剛撕毀了《雙十協定》，中原大地的槍炮聲越來越密，內戰的烏云正從北方往南方壓過來。肖林接到組織上的新指令：要把生意重心從重慶遷到上海。

肖林在上海租好店鋪，開了一家叫"華益貿易行"的商行。后來人們才知道，這家表面上做生意的商行，原來是中共地下黨的"秘密金庫"。不過在當時，肖林給商行起這個名字時，寓意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

上海的碼頭比重慶熱鬧得多，十六鋪碼頭的汽笛聲能傳出去半里地，黃包車鈴鐺聲、商販吆喝聲混在一起，熱鬧極了。

可這熱鬧底下藏著多少暗礁，只有老上海才懂。這里既有外國租界的洋買辦，有青幫大佬的碼頭勢力，還有國民黨稅警隊的眼線。要在這樣的地方站穩腳跟做買賣，光有本錢不夠，得有能打通各路關系的門道。

肖林沒走他人趨之若鶩的常規路子，他想起自己在民生公司跑船時積累的人脈。那時候他跟著貨輪跑遍長江沿線，跟碼頭上的搬運工、貨棧的賬房先生、甚至海關的基層職員都混得熟絡。這回他把這些人脈像穿珠子一樣串起來，竟真讓他捅開了一條從山東解放區到上海的"秘密商道"。

山東解放區那會兒剛打了幾場漂亮仗，繳獲了不少好東西：成箱的黃金、成捆的美鈔，還有成袋的法幣。可如何運送這些東西，反而成了麻煩的事。

于是，肖林想了個土辦法。建議找來成排的油桶，表面裝的是花生油，實際上是沉甸甸的金錠。就算遇到檢查掀開油桶蓋聞聞，確實有股花生油的香味，而且花生油的桶深，油的顏色又恰好掩蓋住了金條的顏色，不伸手打撈，用肉眼看是看不出來的。

等貨輪安全靠岸后，肖林早安排好手下在倉庫接應，油桶一卸，金子就悄悄進了華益貿易行的保險柜。

肖林的賬房里常年擺著三本賬，每本都整整齊齊用藍布包著。第一本最厚，封皮上印著"國民政府稅務專用"，專門應付稅務局檢查的"假賬"；第二本封皮是暗紅色的，里面記的可都是"不能見光"的賬目，是組織的"紅賬"；第三本最不起眼，就是普通的流水單，其實每筆都對應著一批急需物資的去向，如果萬一出了岔子，憑這本賬就能追根溯源。

時間到了1948年，上海申新第九棉紡織廠里，工人們已經連續加了三個月的班，工資卻越來越少。終于有一天，工頭帶著幾個打手沖進車間，把一個躺在地上生病的老工人拖出去，扔在了廠門口。這一下像點了火藥桶，幾千個工人喊著"我們要吃飯"沖出廠門，把附近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滬警備司令宣鐵吾調集千余名軍警，配備裝甲車、催淚彈和馬隊，強行沖擊工廠。工人以磚石、鐵棍自衛，爆發激烈沖突。軍警向人群開槍射擊，最終導致：3名女工當場死亡；500余人受傷，其中40余人重傷；236人被捕。

事后，中共上海局的書記劉曉急匆匆找到了肖林，聲音都帶著顫："工人們現在住在閘北，沒吃的沒藥的，軍警還守著不讓送東西進去。得趕緊籌筆錢，至少兩三億法幣，越多越好。"肖林沒多問，只盯著劉曉發紅的眼睛，只問了句："什么時候要？"劉曉搓著手說："越快越好，工人們撐不住了。"

肖林轉身先去了華益貿易行的保險柜前，取出了一些錢。可光靠這些還不夠，他又去了幾個跟華益有往來的錢莊，把能調的現款都調了出來。不到兩天工夫，等劉曉再見到肖林時，已經籌集了整整3.2億法幣，其中3億是來自華益商貿行。

世人皆道肖林"吝嗇"，卻不知他的"吝嗇"只對自己，"慷慨"全給了最需要的人。那些錢都變成了工人們碗里的熱粥、傷員床上的藥棉，變成了地下黨傳遞情報的電臺、戰士們手里的子彈。

上海解放前夕，肖林送完最后一批物資，站在貿易行的窗前，手里攥著最后一份貨單。樓下倉庫里，成箱的棉紗、藥品、五金器材碼得整整齊齊。這是他帶領手下，在國民黨統治的夾縫里一點點攢下的"家底"。

"老板，軍管會的同志說，明天就可以來接收了。"伙計阿福探進頭來，額角還掛著汗珠。肖林點點頭，把貨單塞進中山裝內袋。他知道，從今天起，"華益公司"這面商業旗幟該收起來了。

第二天天剛亮，肖林特意換來衣服，抱著兩本厚得像磚頭的賬本，身后跟著伙計，每人扛著一箱金條，主動走到"軍管會"，準備將所有的賬本、票據、黃金、外匯憑證等上交給國家。

接待的干部接收清點完后，合上賬本：黃金約合12萬兩的經營結余資金，折價1000多萬美元的固定資產。肖林笑了笑，從懷里摸出個紅布包，輕輕放在桌上："我就提個小請求——留下這三塊銀元，做個紀念。"紅布展開，銀元在陽光下閃著微光，邊角有些磨損，顯然是經常摩挲的。

新中國成立后，肖林被調回黨內財貿系統，再也沒踏進商海半步。那些曾經讓上海灘商界震動的"華益""興隆"商號，慢慢淡出了人們的記憶。它們的庫存變成了國營百貨的商品，賬本上的數字融進了新中國的財政底數。

肖林在最危險的八年里，無論敵人怎么查、怎么抓，他從未斷過一次賬，也從未出過一次差錯。

有人問他后不后悔放棄商業帝國，肖林搖頭："我什么樣的錢沒見過？但那都是黨的財產，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我們是在為黨掙錢。"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曾感慨地說："叫肖老板不恰當，叫紅色掌柜最恰當！"

1980年，肖林帶著個紅布包走進重慶市博物館。工作人員接過包，打開一看，正是那三塊銀元。"這是當年組織給的念想，現在交給國家，更放心。"如今，這三塊銀元就靜靜躺在玻璃展柜里。

這不是普通的銀元，是一個革命者用智慧和生命書寫的答卷；這不是一段簡單的商業史，是一個政黨在特殊年代里，如何用市場的力量為革命輸血的真實記錄。那個曾經穿梭在上海灘商界的身影，留下的，是一個干干凈凈的背影，和一段永遠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