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縱深推進與創新范式的開放轉型，技術轉移成為區域創新要素流動和重新配置的重要途徑，創新空間作為承載技術創新活動的關鍵載體，為區域創新協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合作平臺，借助網絡方法能夠有效揭示區域創新空間發展態勢和知識交換規律。此背景下，本研究以粵港澳大灣區為研究對象，基于“網絡構型-網絡演化-網絡調控”的基本思路，從網絡視角解析區域創新空間網絡聯系特征，并綜合考慮創新空間規模、核心創新主體分布等，對創新空間類型和分布規律進行識別解析，挖掘創新空間發展問題，最終從網絡視角和空間視角提出差異化發展策略。研究結果表明：1）不同創新空間內部的創新主體為大灣區貢獻了近一半（46.3%）的創新活動，且這些創新主體更傾向與創新空間外部的創新主體產生技術合作；2）大灣區創新空間建設發展和創新聯系較為失衡，整體上創新格局呈現出“西疏東密、內強外弱”的局面；3）考慮到創新差距較大、創新效能不足和空間布局失衡等問題，大灣區各創新空間應當結合自身規模和發展潛力，制定差異化發展路徑和優化策略。

本文字數：8747字

閱讀時間：26分鐘

作者 |馬濤、楊曉春（通訊作者）

深圳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

關鍵詞

技術轉移、創新空間、創新網絡、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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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縱深推進，區域協同創新能力成為城市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性力量[1]。伴隨創新競爭加劇，各種外部風險對我國企業技術創新和區域創新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升企業在關鍵技術領域的創新能力至關重要[2]，而創新能力又高度依賴創新主體間的技術交流。無論是個人和組織層面的微觀創新，還是區域和國家層面的宏觀創新，不能僅依賴自身資源，需積極尋求外部合作[3, 4]。當前中國“雙循環”格局和“全國統一大市場”戰略背景下，鏈接地方、區域乃至全國的復雜多樣的技術交流形式演變為創新網絡化格局，成為促進創新要素高效有序流動、合理配置的基礎[5]。

當然，創新網絡的形成離不開空間供給，尤其是產業空間[5]。許多學者開始重點關注“創新空間”這一話題，如呂曉蓓等人回顧了深圳市改革開放以來創新產業發展與創新空間演化間的互動歷程，發現深圳市創新空間演化與創新產業發展市場需求、城市空間結構演化間的緊密關聯性[6]；李迎成等人關注到創新空間的尺度差異問題，從創新活動組織模式、創新氛圍營造方式和創新空間結構形態三方面比較了創新樓宇、創新場所、創新地區和創新區域四個不同尺度創新空間發展特征的差異性，從而提出針對不同尺度創新空間的系統性規劃策略[7]；占瑋、袁奇峰等人基于多源數據分析，解釋了珠三角“創新空間單元”的演化規律與類型特征，發現高新區、高科技產業園區等創新空間在發展過程中集聚了不同創新主體，并由此產生大量創新活動，成為區域創新發展和政策框架的重要創新空間[8]。

總的來看，既有創新空間研究主要集中在現象認識、規律識別兩個層面，包括創新空間的類型解析、形態組織、生成機制、分布規律及影響因素等[9]，但整體上較為缺乏對區域創新空間與創新主體類型的關聯特征，以及基于創新主體創新活動的創新空間內外聯系特征研究。基于技術轉移視角檢測城市群創新網絡及產業創新空間建設情況仍是理解區域創新態勢、促進區域創新協同的重要手段。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目標：1）基于新興產業專利轉移數據構建多主體創新關聯網絡，識別創新主體類型與等級規模；2）基于創新主體類型和空間分布對創新空間類型進行識別解析，探究創新空間內外聯系特征；3）綜合考慮創新主體、創新聯系與創新空間，提出區域創新協同發展的優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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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與方法

2.1 研究區域與背景

城市群作為容納眾多城市和復雜系統的空間場所，其內部蘊含著規模巨大的創新空間與創新主體，創新主體在創新空間內部、創新空間之間的要素流動形成復雜的創新網絡，為深入解析創新網絡聯系模式、刻畫演化特征提供了良好樣本。2017年3月，作為國家戰略的“粵港澳大灣區”正式從規劃構想成為行動計劃，涵蓋珠三角九市、香港和澳門約5.6萬平方千米范圍。多年來，在國家政策引導下，粵港澳大灣區已逐漸成為中國參與全球產業科技競爭及創新活動的重要空間載體（圖1）。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也面臨地理空間復雜、創新空間分布不均衡、經濟結構與體制機制差異化等問題。此背景下，如何保證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創新要素的高效流動，如何在城市群內部各城市創新勢差逐漸擴大的情境下，尋求創新空間均衡分布與可持續發展是我國乃至世界各城市群面臨的首要難題。

圖 1 研究區域

來源：量城科技，廣東省規劃院. 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空間價值地圖，https：//parkfig.com/。

2.2 數據與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數據主要包括創新空間數據和專利轉移數據，其中創新空間數據來源于量城科技和廣東省規劃院聯合推出的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空間價值地圖，共包含158個產業園區；專利轉移數據則來源于incoPat數據庫，按簡單同族合并方式，檢索粵港澳大灣區專利轉讓數據共312057條。數據預處理工作包括數據去重、地址解析誤差篩選、專利類型限定（限定為戰略性新興產業，主要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車、新能源、節能環保、數字創意）等，最終得到有效數據112558條。

基于上述數據源，本研究首先構建地理嵌入的無向無權的多層創新網絡，對創新網絡的核心創新主體與聯系特征進行解析；然后基于創新空間及其緩沖區內的創新主體集聚程度、核心創新主體數量等劃分創新空間類型，探究其空間分布規律；最后綜合網絡視角和創新空間視角對不同類型創新空間提出差異化發展策略。構建創新網絡的具體步驟為：

1）網絡節點：根據申請人和當前專利權人的具體名稱信息進行語義篩選，分類為企業、高校、研究機構、機關團體及個體五種節點類型，作為創新網絡的基礎節點；

2）網絡連邊：網絡中節點i與j之間存在專利轉移關系，則認定i與j存在邊連接。專利轉移可能多次發生在同一組節點之間，但考慮到專利實際內容和轉移執行時間的不同，本研究仍然保留發生在兩個節點間的多次專利轉移并視為獨立不重復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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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空間發展現狀

3.1 創新空間網絡特征

3.1.1 核心創新主體：“技術守門員”識別

創新網絡中各創新主體具有不同規模的技術轉移數量，即度值不同，具有較高度值的創新主體被稱為“技術守門員”，代表著不同創新主體在創新網絡中的核心地位。大灣區不同類型創新主體的平均度值分別為：高校（33.9）>研究機構（13.6）>機關團體（11.7）>企業（3.3）>個體（2.6），這表明企業雖在憑借數量優勢在創新網絡中占據了重要地位，但在技術貢獻率上，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作用更為顯著。

進一步對大灣區的“技術守門員”進行識別，將結果按自然間斷點分類法分為核心守門員、普通守門員和普通節點三個等級（圖 2），共發現核心守門員共有32個，普通守門員共有151個，主要分布在深圳和廣州地區。從類型上來看，32個核心守門員在類型上主要為企業（29個），其他類型的創新主體較少，僅包含高校、研究機構和機關團體各1個；151個普通守門員中分別擁有9個高校、13個研究機構和129個企業。

圖 2 大灣區核心創新主體（“技術守門員”）空間分布

3.1.2 創新空間聯系特征

大灣區新興產業的專利轉移中，與創新空間內部創新主體相關的專利轉移數量為52115，占大灣區專利轉移總數量的46.3%（圖 3）。其中11113次發生在創新空間內部的各創新主體間，5692次發生在不同創新空間之間；創新空間內部創新主體與外部其他創新主體間的專利轉移數量為35310，占比31.37%，剩余60443次專利轉移均發生在創新空間外部的創新主體間。整體來看，創新空間內的創新主體在大灣區技術轉移中占據了重要地位，且相比于創新空間內部，這些創新主體目前更傾向于向創新空間外部的其他創新主體獲取技術資源，這也側面反映出目前大灣區的創新空間建設仍處于早期階段，創新空間內部的創新主體集聚與創新聯系相對較弱。從空間上來看（圖 4），內部創新聯系活躍的創新空間主要集中在佛山、廣州和深圳等地區，創新空間之間的創新聯系也主要集中在珠江口東岸的廣深之間，相比之下，珠江西岸的創新空間分布較為分散，內部創新聯系不足，整體上東西兩岸差距較大，創新空間與創新聯系分布失衡。

圖 3 大灣區創新空間內外創新聯系統計

圖 4 大灣區創新空間專利轉移網絡

3.2 創新空間類型識別

3.2.1 創新空間分布規律

不同規模的產業園區具有不同規模的輻射范圍，對產業園區設置緩沖區，能夠更加準確的反映產業園區與創新主體間的空間關系。本研究經過反復調試，最終依據相關研究和經驗值將產業園區按面積大小設置不同半徑的緩沖區，其中面積大于50km2的產業園區設置5000m緩沖區，20-50km2的產業園區設置3000m緩沖區，5-20km2的產業園區設置2000m緩沖區，1-5km2的產業園區設置1000m緩沖區，小于1km2的產業園區設置500m緩沖區，然后將緩沖區與創新網絡節點相交，得到產業園區輻射范圍覆蓋的所有“技術守門員”與普通創新主體（圖 5）。

圖 5 產業園區空間分布及緩沖區設置

為進一步探究城市內部產業空間的分布情況，從更精細尺度理解創新主體與創新空間之間的特征規律，本研究將創新主體節點與大灣區產業空間進行疊加分析，以探究創新網絡的空間特征，識別核心創新空間，為大灣區產業空間發展提供指導。然后對園區及其緩沖區內的創新主體進行核密度分析。結果發現目前廣州和深圳中心城區的創新主體產生了較高水平的規模集聚現象，其中深圳市南山區的集聚程度相對最高（圖 6）。具體來看，廣州中心城區的創新主體包含眾多高校，如華南理工大學、中山大學、廣東工業大學等，這些高校憑借著自身的學術實力為周邊其他創新主體提供了充足的技術資源，也進一步推動了當地創新主體的地理集聚現象。而深圳中心城區的創新主體集聚更多歸功于企業類型的“技術守門員”，高校如深圳大學等技術貢獻相對不足。由此也可以看出，高校和企業作為創新網絡中重要的創新主體類型，均具備吸引其他創新主體地理集聚的能力。

A.產業園區及其緩沖區內創新主體核密度分析

B.廣州市核心區核密度分析

C.深圳市核心區核密度分析

圖 6 大灣區產業園區空間分布及核密度分析

3.2.2 創新空間類型劃分

通過統計產業園區及其緩沖區內的“技術守門員”數量，對產業園區進行分類（圖 7）。其中Ⅰ類產業園區（18）個是指具有核心守門員的產業園區，主要分布在深圳、廣州和佛山等城市；Ⅱ類產業園區（25個）是指不具有核心守門員但具有普通守門員的產業園區，主要分布在中山、廣州和東莞等靠近灣區口岸的地區，以及深圳和惠州的交界區域；Ⅲ類產業園區（13個）是指不具有“技術守門員”，但所包含創新主體數量大于平均值（247.8）的產業園區；剩余部分均被劃分為Ⅳ類產業園區（102個），Ⅲ、Ⅳ類產業園區主要分布在外圍城市。從產業園區類型和空間布局來看，相比于內圈層核心城市，外圈層各城市產業空間布局零碎且規模較小。珠江東岸各城市無論是產業園區規模、類型還是數量少都遠超過西岸城市，東岸僅有中山火炬區、翠亨新區的產業空間布局相對較為集中。

圖 7 大灣區產業園區類型劃分

3.3 創新空間發展問題總結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空間發展呈現出三大問題：其一，廣深兩地與周邊城市知識勢能差距較大，造成以廣深為兩大核心的空間極化格局顯著，其余城市由于自身創新實力不足對其依賴性較強，而廣深兩地的輻射效應并未完全帶動外圍圈層及腹地城市的創新發展；其二，珠江口東西兩岸發展失衡，一方面中山、珠海和澳門等靠近灣區核心的區域尚處發展初期，創新活動較弱，創新空間規模及布局零散，另一方面廣州、深圳和香港的創新輻射效應動力不足，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并未按照預期促進創新要素的“強聯系”；其三，創新空間內部網絡效能不足，外部創新聯系差距較大。以高新區、開發區、產業園等為代表的創新空間建設情況和內部創新活動較弱，未能發揮出創新空間的規模集聚效應；同時創新空間之間的創新聯系強度差距較大，東西兩岸創新合作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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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空間發展策略

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空間的現狀解析，可以看出現存的創新差距較大、創新效能不足和空間布局失衡等問題加劇了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發展失衡的局面，亟需采取系列措施以促進灣區內外協同化、扭轉創新格局非均衡化現象。為此，本研究嘗試針對創新主體、創新聯系和創新空間多維度，以及宏觀、中觀和微觀多尺度視角提出差異化發展策略。

4.1 創新主體

4.1.1培育高水平大學與研究機構，強化大學、研究機構與企業的創新合作

既有研究證明高校、研究機構對企業具有高質量、高價值的技術貢獻能力，高校等級和建設水平對創新具有顯著的的促進作用[10]。從全球發展經驗來看，一流高校能夠源源不斷的為社會和企業輸出創新人才、生產創新知識以及衍生出新的企業。企業的創新發展離不開對研發的投入，研發密集型企業更容易在創新競爭中占據主導優勢，而研發密集型企業的空間布局與區位選擇顯然高度依賴一流高校的布局[11]，空間鄰近性通過顯著的創新孵化效應促進了高校、研究機構與企業間的隱性知識的傳播交流[12]，有利于技術產品的聯合開發，并進一步吸引創新活動的空間集聚[13-15]。因此，為了實現區域創新協同，需要進一步培育高校的發展，并不斷強化高校和企業間的技術合作廣度、深度。

4.1.2政府與市場協同推進，營造良好的技術創新環境

政府是創新網絡的管理者，也是服務者，更是重要的參與者。政府對地方研發創新活動的優惠政策和支持力度越大，創新主體的創新積極性越高，創新聯系越穩定[16]。結合Ma等人的研究[17]，本研究提議政府：

1）建立獎懲制度。為了加強產學研機構在人才培養方面的合作，政府需要建立健全的激勵和處罰制度，一方面提供財政補助來支持創新合作項目，同時向積極參與合作的創新主體提供稅收優惠；另一方面，對不參與合作或參與積極性較低的創新實體實施一定的處罰政策，如降低研究經費和財政補貼、提高稅收以及更嚴格的監管審查等。

2）健全知識產權政策和利益分配機制，維護創新主體共同利益。出于防范核心技術泄露的擔憂，許多創新主體并不愿意主動分享創新資源。政府一方面可以促進建立健全利益公平分配機制，監督創新主體在合作項目中產生的經濟效益公平分配；另一方面健全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確保各創新主體公平競爭與合作，維護所有創新合作者的相關利益。除知識產權政策外，政府還可以通過建立技術轉移平臺，平臺提供信息交流、技術對接和合作推動等支持，促進核心企業與其他企業之間的技術轉移和合作，而核心創新主體也不必擔心核心技術的泄露。

4.2 創新聯系

區域創新網絡的演化并不是自發的，而是需要一定的外部驅動，這種驅動力主要來自于創新主體間的競爭、合作、模仿、交流等方式[18, 19]，表現在創新空間尺度上，就是創新空間內部創新活動以及不同創新空間之間的創新交流。內部創新活動較強的創新空間能夠發揮出更高的虹吸效應，吸引其他創新主體的規模集聚，帶動創新空間周邊區域的創新發展。因此，在創新空間內部，應當鼓勵具備同等技術價值規范的創新企業集聚分布，主動本地企業的孵化和培育，引導本地化創新交流。同時，應當在保證創新空間內部創新主體與外部創新主體技術交流的基礎上，加強不同創新空間之間的創新聯系，形成跨區域的多中心創新關聯網絡，帶動區域創新網絡的協同發展。

4.3 創新空間

4.3.1.宏觀尺度：推進區域創新空間多中心、開放式、圈層化布局

空間距離對創新擴散程度至關重要，由于制度環境和自然地理環境的差異，大灣區各城市創新空間規模差異較大，周邊城市距核心城市的地理距離、信息距離較遠，盡管隨著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的“強聯系”逐漸改善，但并不足以帶動創新聯系的加強，此時打造新的區域創新中心，在核心城市與周邊城市間構建合作平臺，形成多中心、開放式、圈層化的網絡格局成為重要舉措[20]。

具體而言，“多中心”是指在充分認識到創新資源非均衡分布的基礎上，促進廣州、深圳的輻射帶動作用，培育具備不同定位和職能的創新中心，進一步推動港澳與內地城市的創新交流；“網絡化”是指基于交通、人力、技術、資金等流要素形成連通的網絡結構。一方面借助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橋等交通基礎設施形成貫通東西兩岸的“強聯系”，另一方面基于廣深港澳科技走廊，形成創新鏈、產業鏈和價值鏈融合的“軟對接”；“開放式”指區域要保持創新開放，通過內圈走廊的創新外溢功能，向外圍圈層城市縱深推進，強化激活極點帶軸、軸帶支撐的發展思路，最終形成與世界知名灣區比肩的高質量創新發展的城市群。

4.3.2中觀尺度：推動創新空間功能互補，加塊區域合作模式轉型

在中觀尺度上，城際間由于創新要素的稀缺性而導致爭奪日益激烈，科技走廊、高新園區、科學城等創新空間的建設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該局面，但受到政策、地理空間、城市能級等諸多限制，上述手段均無法實現面向區域全體城市的創新合作，也無法促進核心城市向欠發達城市的創新擴散[21]。此背景下，探索創新要素跨域重組的有效路徑至關重要，創新型“飛地”作為近年來越發受到重視的區域創新合作的重要表現形式，為推動跨域創新要素流通、創新產業差異化互補和構建區域創新共同體提供了新思路[22]。

對粵港澳大灣區及泛珠區域的創新合作而言，一方面應當以在城市邊緣區設立產業轉移園為重要抓手，重塑創新空間集聚-擴散過程，縮小核心-邊緣創新發展差距。同時，應在現有單向飛地、反向飛地和雙向飛地等多種飛地類型的基礎上，進一步優化和構建創新型“飛地”，進而加快從“傳統產業轉移園區模式”向“共同開發創新型飛地經濟模式”的區域合作模式轉型，促進傳統生產要素驅動向創新要素驅動的轉變[23]。

4.3.3微觀尺度：強化創新空間內部本地化互動，孵化培育創新企業集群

微觀尺度上，創新空間承擔著吸納創新人才、孵化創新企業的孵化載體功能。地方政府應針對已有創新空間進行優化升級，通過建設滿足基本生活服務、創新創業活動、產業政策服務等需求的創新空間單元，為創新企業的集聚和孵化提供重要的空間支撐[24]。結合創新空間的類型解析，本研究建議：對Ⅰ、Ⅱ型創新空間，應當基于不同類型“技術守門員”的創新潛力優勢，厚植高校、研究機構類“守門員”創新“土壤”，發揮企業類“守門員”資源優勢，實現創新互補，吸引其他創新主體規模集聚，強化“技術守門員”與普通創新主體間的知識交換與共享。同時應當發揮此類創新空間的知識溢出效應，在創新空間尺度上構建創新協同的空間網絡體系[12]；對于Ⅲ、Ⅳ類創新空間，一方面應當借助政府政策支持、稅收優惠、創新資金補貼等系列措施優先扶持培育核心創新主體，并圍繞具備創新潛力的創新主體（如高校等）構建創新極核，積極引進研究院、科技園等，強化空間鄰近效應和知識溢出效應；另一方面充分挖掘空間發展潛力，銜接城市各類功能，完善創新設施配套，通過“軟環境”塑造創新活動氛圍[25]，激活空間內部創新互動，塑造本地功能的知識創新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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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及展望

技術轉移是區域創新要素流動和重新配置的重要途徑，借助網絡方法能夠有效揭示區域產業空間建設情況和創新合作規律。本研究基于專利轉移數據構建創新網絡，對以產業園區為代表的創新空間的內外創新聯系特征進行探究，結果發現大灣區東西兩岸創新空間規模差異較大，空間布局失衡，創新聯系上呈現出高度依賴廣州、深圳的空間極化格局，核心城市對周邊城市的創新輻射不足。基于上述發展問題，本研究綜合考慮創新空間建設規模、包含核心創新主體數量等，在對創新空間類型進行識別解析的基礎上，建議不同類型創新空間應當結合自身發展特點，充分結合粵港澳三地制度優勢與資源潛力，從宏觀、中觀和微觀多維度制定差異化發展策略，加大內部創新活動規模，強化外部跨空間創新聯系，整體融入大灣區創新一體化發展布局，分期、分區、分布式推進灣區多中心、多鏈條和圈層化發展格局。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尚未考慮到大灣區內部創新空間與大灣區外部空間的知識交換過程，未來需要站在更宏觀尺度上針對不同城市群之間的創新交流過程進行深入分析；另一方面本研究主要從創新主體、創新聯系和創新空間等個體屬性、外生網絡效應方面提出優化策略和建議，尚未充分考慮到內生網絡效應優化，即從節點、連邊等要素出發對網絡全局結構、局部結構的優化調整，下一步研究中需要重點針對網絡內生結構，基于網絡結構優化目標—優化模型—優化評估的思路對創新網絡結構特征進行仿真模擬，以提出實際的空間約束和優化調整策略。

參考文獻（上滑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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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2024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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