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最嚴重的1933年，19歲的她入黨。

抗戰全面爆發后，37歲的她從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上海灘，輾轉武漢、西安等地，毅然決然奔赴艱苦卓絕的抗日革命圣地延安，追隨教員，投身革命工作，這在當時絕對算是參加革命追求進步的好青年。延安人民都歡迎她，教員也沒有什么理由不歡迎不喜歡呢…

在延安期間，她從事京劇革命的大膽嘗試，改編和排演了革命現代京劇，主導創作革命現代京劇樣板戲（《松花江上》《逼上梁山》等等），試圖以文藝宣傳無產階級政治，部分作品至今仍具一定的藝術價值。

這些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抗日根據地的文化生活，鼓舞了抗日軍民的斗志。此外，她還積極參與了文藝批評和斗爭，抨擊了反動文藝和封建思想，推動了無產階級文藝的發展。

在延安的那段時期，她為教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無論是照料生活起居，處理日常的瑣碎事務，還是在政務繁忙的時刻，她都扮演著智囊與堅實后盾的角色。她的存在，讓教員能夠更為專注地投身于革命事業，保持充沛的精力與高漲的熱情，從而進一步提升了工作的效率。

因此，從這一視角審視，她在建國前那段特殊的歲月里，對中國革命的推進確實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這一歷史貢獻應當得到更為客觀、全面的評價。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她在抗戰時期的貢獻并不能掩蓋其在后來歷史進程中所犯下的嚴重錯誤。特別是在那十年期間，她參與并推動了極“左”路線的實施，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她的一生是特定歷史時期的悲劇產物，其功過已由歷史和法律作出最終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