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過程中，紅一與紅四方面軍有過兩次會師經歷，第一次是1935年6月的懋功會師。由于此前在不同根據地作戰，兩大方面軍缺少直接接觸，張某人及川陜蘇區的四方面軍干部，一度以為紅一方面軍有30萬人規模，會師前態度非常謙恭熱情。

其實關于紅一方面軍的兵力數字，30萬人自然是誤傳，也存在迷惑國民黨軍的需要。紅一方面軍在江西期間，總兵力最多時達到10萬以上，1934年10月參加長征的官兵，則為8萬6千人，一部分人被安排留守根據地。論長征出發前的實力，紅一方面軍略強于紅四方面軍，但經過長距離跋涉、尤其湘江戰役的巨大損耗后，紅一的實力已經遠遠趕不上紅四，懋功會師時僅有不足2萬人，紅四方面軍則擁兵8萬。

張某人見紅一方面軍的兵力遠不如預期，官兵身體狀態、后勤補給也不理想，便生出了野心。他詢問周公，紅一方面軍還有多少人？周公看出對方的異樣，故意說還剩3萬，比真實情況多說了1萬多人。即便如此，受到張某人錯誤影響，不正常的思想和態度，還是在四方面軍干部中蔓延，后來發生了“草地分兵”事件。

會師后有一位四方面軍高級首長，對紅九軍團長羅炳輝說了一句話，語氣耐人尋味：你這個軍團長，就指揮這么點兵？當個營長還差不多。

羅炳輝聞言非常不舒服，都是帶兵打仗的人，誰受得了這個氣？但他忍住沒有發作。一方面兩支部隊剛剛會師，上級領導三令五申要維護團級，不能因小失大；另一方面，此時對方職級更高，并且講得也不是毫無道理，紅九軍團出發前有1萬多官兵，到懋功會師時已經折損大半，根本撐不起一個軍團了。

在紅一方面軍行軍過程中，羅炳輝指揮紅九軍團，屢屢承擔危險的斷后任務，兵員損失自然十分嚴重。這時候的部分四方面軍將領，無法親身體會那種感受，講話時沒有什么輕重。

但羅炳輝選擇不反擊，是出于黨性及個人修養；對方能講這樣的話，本身肯定是不適當的。紅四方面軍擁有5個軍，相當于紅一方面軍里的軍團建制，平均每個軍接近1萬多兵力，確實狀態正佳。可1935年夏季，四方面軍還沒走多少路，怎么能拿紅一方面軍之前的巨大損耗說事呢？

分兵后，四方面軍在張某人帶領下擅自南下，幾個月時間里，8萬大軍迅速減員一半，第二年還是得北上找紅一方面軍會合。二次會師完成，紅四方面軍也只剩3.8萬人左右，相信這名干部，再說不出之前那樣戲謔的話了。

全面抗戰時期，羅炳輝憑借出眾的軍事才能及革命資歷，擔任新四軍支隊司令員、主力師長，后來晉升為副軍長，可惜1946年因病在山東境內早逝，太可惜了。當年那位說出“營長論”的四方面軍首長，得知羅炳輝的噩耗，心里非常難過。直到晚年回憶起羅將軍時，他還忍不住感嘆：我欠著羅炳輝一句道歉！在整個軍史上，這兩位將軍的資歷和地位大致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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