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資江邵陽段汛期
1968年的邵陽
我生長于革命之鄉——湖南,自幼一直接受的教育,耳濡目染的一切,使我對革命充滿了崇拜和憧憬,對“文化革命”的到來,也以一個孩子的純潔熱情歡迎。這種熱情一直持續到1968年。那一年湖南省道縣、邵陽事件相繼發生,我對文革才算是有了認識。
1968年,“文革”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我當時年僅12歲。“停課鬧革命”使孩子們無書可讀,我只能每天上街去讀大字報和傳單,努力用自己的幼稚的心去理解那個動蕩不安的世界。
5月的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樣在街上觀看大字報。一張傳單赫然入目,標題是:《請中央趕快制止湖南道縣的屠殺》,傳單作者列舉了1968年4至5月發生在湖南道縣的一連串集體殺戮事件。傳單的作者陳述說:1968年4月以來,道縣的一些革命組織為了防止階級敵人趁機作亂,將所謂的“21種人”及其家屬定名為“黑殺隊”。即地、富、反、壞、右、軍、警、憲、特、匪等,還有另外十一種是什么已記不清了,意指他們想殺害工人階級、貧下中農,一律殺無赦。由于道縣的革命組織將打擊“黑殺隊”隊員視為革命表現,“21種人”及其家屬又為數不少,自然是誅不勝誅。其結果就是傳單上寫的:道縣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尸體,估計多達上千具,一些尸體已生蛆蟲……。這樣被冠以“黑殺隊員”名目的人,基本上都是無辜者,因此這個人冒著生命危險,貼出了這個大字報。
如果不是親眼看到了道縣事件在邵陽的復制,我對這張傳單的印象就不會如此深刻,充其量只會覺得這是群眾組織的械斗。
道縣的血腥味很快就在湖南省上空彌漫。
邵陽市管轄的邵陽縣很快效法道縣,有組織、有計劃地對“21種人”及其家屬進行殺戮。為了斬草除根,還將這些人在外地工作的子弟抓回來一并殺掉。鄰近邵陽縣的邵陽市有不少這類人的子弟,邵陽市委因此陷入恐怖之中。半夜三更,大街小巷常常傳來砰砰啪啪的打斗聲,女人孩子的哭喊聲和抓人者的喝罵聲,“21種人”的家庭惶惶然不可終日,唯恐不測落到自己頭上。
白天人們三三兩兩聚在一塊,交流著各種信息:某人家里又被抄了一次;某人又被老家來的農民抓了去;某人被抓去好多天,家屬交了贖金,單位去領人,卻沒見到人的蹤影,不知是死是活……如此這般,盡是一些讓人揪心的消息。
我家附近一位20余歲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產隊的農民抓走,路上試圖逃跑,被那幾位農民打死在江堤上。同院的一位水利局干部被抓,其妻趁農民不防,放走丈夫,農民們抓不到這位丈夫,就將這位30不到的女子雙腿打斷。在這種人身安全毫無保障的情況下,“21種人”及其家屬中如戰戰兢兢,恐懼至極。
邵陽縣農民的“革命行動”也終于讓人們看到了結果。
由于被殺的“黑殺隊員”太多,處理尸體成了一大麻煩事,靠近河流的村莊便將尸體棄置于河流中,實行“水葬”。資江河流經邵陽縣和邵陽市,于是位于資江和下端的邵陽市境內的河面上,每天便有數十具乃至上百具尸體順流漂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狀奇特。一時間邵陽市萬人空巷,傾城出動,資江河兩岸站滿了黑壓壓的人群,等待觀看從上游陸陸續續漂下來的尸體,邵陽民政動了惻隱之心,邵陽市??處理流經河面的尸體,招募邵陽市郊的農民打撈,每撈一具發一床草席就近掩埋,支付10元人民幣作報酬,當時工人月工資在36元上下。正值行洪期,一些膽大的農民就帶上工具,站在河岸打撈,邵陽市郊北塔公社的一家三弟兄一齊出動,據說用掙下的錢,蓋了一幢瓦房。
我當時10多歲,曾隨大人前去觀看過兩次,留下的印象終生難忘。那些尸體的死狀千奇百怪,充分體現了革命者的“創造性”:有用繩索綁成粽子狀的,有捆成攢蹄式的,有脖子上勒著繩索的,有血肉模糊已難分清面目的。印象最深的是兩串連成一串的尸體,一串是用粗鐵絲從5個死者的兩耳中穿過,兩女三男,一位老者,一個小孩3個壯年人,估計是一家人。另一串是一位30多歲左右的婦女和一個十余歲的孩子,估計是兩母子,二人的手掌均用粗鐵絲穿過,連在一起,女死者赤裸有切割傷。當這兩串尸體被撈上河岸,不少圍觀者掉了眼淚。這慘不忍睹的影像,讓我一連幾天都做噩夢,再不敢去資江河看。
尸體大規模漂流延續了將近半個月,邵陽市的市民已經不敢飲用自來水,我家院中的水井旁天天擠滿了提水的人。到了6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尸體日漸減少,提水的人才隨之少見。
邵陽縣屠殺的背景漸漸具體起來。
我曾聽一位親眼看到殺人場面的中年男子敘述這次屠殺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具體過程。這男人是個公社干部,據他說,殺所謂的“黑殺隊員”似乎是有命令的,但是由誰下達則已無從查考。具體的殺人行動是由大隊支書和民兵營長牽頭,出身好的成年男子一律參加。殺人的方式五花八門:有用鋤頭、棍棒打死的,有勒死、悶死的,有活埋的,也有把被害者的頭按到水缸里活活嗆死的,這些方式還都比較“文明”。殺到后來,普通方式已激不起殺人者的快感,便有種種翻新的花樣:???,???,穿鐵絲,還有人將鐵飯鍋燒紅?????????。女人們自然更慘,不少女人死前還要受各種凌辱。一個女學生被抓進去的時候還水靈靈的,兩個多小時后拖出去處死時,已渾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一口氣了。我問那男子為什么不勸阻,他心有余悸地說:那種場合,人都像瘋了一樣,誰要勸阻,誰被當作和地主、富農一路的,不殺了才怪。哪敢去勸阻!
一些遲遲未動手的生產隊被視為“不革命”的白旗,有“革命者”找上門去代為殺人,報酬是被害者的所有動產和生產隊公有的谷物、豬等。到后來,恐怖所到之處,竟有這樣的“魔力”:一些地主富農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種凌辱折磨,便全家自殺了斷。敘述者敘述此事時臉色發青猶有余悸,聽者也聞之悚然嘴烏。
事隔多年,全國范圍撥亂反正。
“道縣事件”在中央領導指示下做出了處理,而同年的“邵陽事件”仿佛沒有發生一樣,始終沒有任何部門組織人進行調查。此案難查的原因一是牽涉面太廣,參與殺人的人太多,從當時縣武裝部到大隊、大隊民兵營均有關系,如追查此事,牽連太多。二是被害者多是斬草除根,少數幸存的子弟也是驚弓之鳥,沒有楊三姐、秋菊之類血性之人代為申冤。自然這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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