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抗日戰爭前期，云南作為抗戰大后方，積極承擔遠赴上海等地參加淞滬會戰等正面戰場戰役的重任；抗日戰爭后期，云南各族人民英勇擔負起構筑抗擊日本侵略者西南屏障的重任；在整個抗戰過程中，云南人民舉全省之力，承擔起戰時后勤保障的重任，為全民族抗戰勝利貢獻了云南力量。

三迤健兒直接參與抗日戰爭

全面抗戰爆發后，云南各族人民直接投入到抗日救國的正面戰場和滇西作戰中，勠力同心、血染疆場，以巨大犧牲鑄就三迤健兒的民族豐碑。

其一，滇軍馳騁全國正面戰場。在抗戰期間，據國民政府“國防部”檔案記載，云南先后組建第60軍、第58軍和新3軍，共計40余萬三迤健兒奔赴抗戰前線，在淞滬會戰、臺兒莊戰役、武漢保衛戰和中條山戰役等戰斗中，展現出鐵血忠勇、視死如歸和不畏強暴的民族氣節。其中，1937年10月，由盧漢率領的60軍在臺兒莊戰役中對日軍發起猛烈攻擊，這樣的英雄氣概使得李宗仁在給龍云的電報中由衷感嘆：“六十軍將士忠勇奮發”。日本報紙也大發議論：“自九·一八與華軍開戰以來，遇到滇軍猛烈沖鋒，實為罕見。”

其二，云南人民參與滇西抗戰。滇西國土受侵后，云南各族人民奮起反抗，積極組織民間力量，以各種形式參與滇西抗戰，共同抵御外侮。1942年1月，日軍從泰國入侵緬甸，中國政府為保衛滇緬公路，決定派中國遠征軍出國抗日。1942年5月，遠征軍在緬甸戰場遭受重創，被迫退至云南，日軍趁勢占領怒江以西的大片國土。中國遠征軍、滇軍以及云南各族人民為收復滇西失地、打通中印公路，在松山戰役、騰沖戰役和龍陵戰役等重大戰役中奮起抵抗日寇，為打破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實施東西夾擊的罪惡企圖做出巨大貢獻。

其三，在滇知識青年投筆從戎。在西南聯大歷史上，不少學生在民族危亡之際，投身于多種戰時工作。據統計，西南聯大8000多名學生中，參加抗戰的學生總數不少于1100人。其中，為滿足抗戰時期援華人員配備翻譯人員的迫切需求，西南聯大大部分參軍學子承擔翻譯重任。部分譯員因戰事需要到抗戰前線去，被分配至滇緬戰場的美軍聯絡組、飛虎隊司令部及駐印軍，負責情報、武器操作指導等方面的翻譯工作。

全民同構抗戰西南大后方

云南作為抗戰大后方，在交通運輸通道建設和運營、軍用器械制造和糧食捐款補給等方面貢獻巨大，對戰時后勤補給起到關鍵支撐作用。

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館。 云報全媒體記者 陳飛 攝

其一，全員共筑戰時運輸生命線。在抗日戰爭爆發后，云南打通并運營滇緬公路和駝峰航線，成為當時中國接收國際援助、運輸戰略物資和開展對外貿易的生命線。在滇緬公路修筑過程中，云南各族人民自備干糧，肩挑鋤挖，風餐露宿，在短短8個月時間內構筑起中國抗日物資運輸的關鍵通道。日本從緬甸侵入云南之后，云南從抗戰大后方變為抗戰前線，在滇緬公路已被日軍阻斷的情勢下，中美兩國決定聯合開辟駝峰航線。云南人民在建設駝峰航線機場時，由于沒有工程機械助力，全靠民眾自帶簡陋工具，肩挑手提完成所有工程。

其二，全域共建云南戰時工業體系。抗日戰爭爆發后，為確保長期抗戰必備的軍事補給，壯大和發展軍事工業，國民政府集中財力物力組織中央機器廠、中央電工器材廠和中央無線電器廠等企業遷至云南。其中，建設在昆明海口的第五十一兵工廠，于1941年6月試制出中國第一挺機關槍，而后實現量產，于1941年至1945年間生產出15000余挺機關槍，并修理火炮970余門、輕重機槍8000余挺、步槍2200余支，制造出難以計數的軍工配件。

其三，全民動員保障戰略物資供應。抗日戰爭期間，云南各族人民以糧食、衣物和家畜生禽等資源補給為抗戰勝利提供堅實保障。在籌糧方面，云南從1933年開始在全省實施積谷備荒制度，到1937年云南全省儲備積谷2145萬多公斤。1944年，為支援中國遠征軍在滇西反攻，滇西各縣籌集谷物1650萬公斤。在捐款方面，云南人民積極響應抗敵后援會捐款購買飛機的號召，于1941年捐獻出飛機30架，名列全國第一。在捐物方面，云南于1941年底超額完成募集百萬雙布鞋的任務，至抗戰結束捐獻寒衣總數在200萬件以上。在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間，每日向駐滇美軍供應肉牛40頭、生豬60頭、雞1000只、雞蛋6萬個、面粉150袋及蔬菜6000公斤。

各界共同打造精神高地

在全民族至暗時刻，云南知識分子、青年學子和社會人士等以“教育救國”為宗旨，以“媒介抗日宣傳陣線”為利刃，在硝煙中構筑起一道無形的思想防線，為抗戰時期直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注入持久的精神動力。

其一，西南聯大的“教育救國”實踐。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以“剛毅堅卓”的校訓，樹立起引領全民族砥礪前行的精神火炬。在戰火紛飛的環境下，西南聯大的教授學者撰寫或出版的書籍達百部以上，并開設1600門以上的課程，培育出以楊振寧、李政道、黃昆、朱光亞和鄧稼先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在民族危亡時刻保存了國家的文脈和學脈，踐行了“文化抗戰”和“教育救國”的文化使命。

其二，報紙媒體的“媒介抗戰”宣傳。抗日戰爭時期，云南社會各界發起“媒介抗戰”。其中，西南聯大通過進步壁報《群聲》《臘月》《冬青》《熱風》等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抗戰前線戰況；昆明本地的《云南日報》《云南國民日報》《朝報》《中央日報（昆明版）》等報紙，將區域責任融入全民族抗戰的語境之中，實時報道戰爭進展，盛贊將士英勇善戰事跡，成為提振民族抗戰士氣的媒介陣地。

其三，文藝人士的“藝術抗戰”創作。抗日戰爭爆發后，一些文化人士、藝術家流亡云南，根據抗戰前線和后方的戰事戰況等宣傳需要，創造出各種形式的抗戰文藝作品。以抗戰戲劇為例，由“金馬劇社”出演的《血灑盧溝橋》《夜光杯》《八百壯士》；由“云南學生抗敵后援會戲劇股”出演的《無名小卒》《死亡線上》；由“省立昆華農業學校劇團”出演的《保衛盧溝橋》《當兵去》等戲劇表演，既滿足了戰時廣大民眾的精神需求，也極大地激發了云南各界的抗日熱情。

總之，抗日戰爭時期，云南各族人民通過直接參與正面戰場抗戰、保障戰時后勤、構筑民族精神高地的抗戰歷程，將個體命運與民族命運、地方命運和國家命運緊密相連，實現抗戰精神在戰爭淬煉和歷史積淀中逐漸轉化為可感知的地方敘事和精神資源，進而熔鑄成在新時代繼承和弘揚抗戰精神的中華民族集體記憶，成長為云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精神根脈。

作者分別系云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云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助理；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4XSH02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 馬光選 李鳳竹

責任編輯 何丹

責任校對 楊飏

終審 編委 陳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