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清華大學百年來的國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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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學院時期

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堂（Tsinghua Imperial College）始建于1911年，1925年清華成立了研究院國學門，亦通稱清華國學研究院，簡稱清華國學院。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不長的幾年辦院歷史里，培養了70位學有專長的國學學者，其中有幾十位在后來成為中國人文學界的著名學者或國學大師。清華國學研究院幾位導師的研究在當時代表了中國國學研究的最高水平。清華國學研究院創造的輝煌與影響奠定了清華初期的學術聲譽，清華國學研究院也早已成為清華大學歷史傳統的一部分。

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中國近代文化教育發展的產物，它以“學術第一、講學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開創了清華大學早期人文學研究的黃金時代。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共同創造的這一輝煌歷史業績對后來清華各個學科的發展都有示范的意義，也構成了清華人文學科三十至四十年代卓越發展的先導。

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研實踐顯示出，清華國學研究院對國學和國學研究的理解，始終是把國學作為一種學術、教育的概念，明確國學研究的對象即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以國學研究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體系；在研究方法上，則特別注重吸取當時世界上歐美等國研究中國文化的成果和方法。這表明，老清華國學研究院從一開始就不是守舊的，而是追求創新和卓越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傳統的學術形態與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學術發展。

所以，這種求新的世界眼光，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得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如此影響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實上，在20世紀20年代，在大學成立國學研究的院所，清華并不是第一家，前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1922）、東南大學國學院（1924），后有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1926）、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1928），尤其是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成立早，人員多，在當時影響廣泛；但最終還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后來居上，聲望和成就超出于其他國學院所，成為現代中國學術史的標志。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聘請了一流學者擔任清華國學院的教授，如王國維、梁啟超本身是當時中國國學研究的大師，學術研究代表了當時中國學術的最高水平；二是清華國學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觀作為基礎，在中國文化的研究方面，沉潛堅定，不受反傳統的文化觀念所影響；三是把國人的國學研究和世界漢學的研究連成一體，以追求創新和卓越的精神，置身在世界性的中國文化研究前沿，具有世界的學術眼光。上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清華大學的文、史、哲等人文學科都達到了當時國內的一流水平，對中國近代的學術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25年3月為清華國學院開辦之始，4月王國維、梁啟超到校，6月確定教授為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講師為李濟，主任為吳宓。七月王國維作公開講演《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發見之學問》，強調“古來新學問大都起于新材料”。他所說的在中國新發見之材料為五項：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簡牘、敦煌六朝及唐人所書卷軸、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由此也可見王國維本人國學研究的重點。吳宓在《研究院旨趣》中申明：“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的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并取材于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的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于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可見清華國學院的國學研究與主要繼承清代漢學小學訓詁的章太炎派國學不同，乃是注重新材料和新方法的。

注重新材料的學者以王國維為代表。他辛亥革命后東渡，專習經史小學，歸國后繼續深入，在甲骨文與殷商史等領域成就卓著。他1925年到清華執教，其個人學術研究轉入治蒙古史和西北地理，同時致力金石文獻考釋。1926年出版的清華國學院叢書第一種即他的《蒙古史料校注》四種，前一年他完成了《古行記四種注錄》。他還撰寫了名為《古史新證》的清華國學院講義，提出以地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的“二重證據法”。1925年9月他以《西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寄內藤虎次郎為之賀壽，與京都學派和歐洲學者多有學術聯系。但王國維亦不僅關注新材料，后來陳寅恪概括其學術方法為三：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可見王國維在注重新材料的同時，也運用了“外來觀念”。

梁啟超早年為變法運動領袖，失敗后東渡，思想為之一變。他是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新史學的倡導者，學問規模宏大，其研究領域為中國學術史、中國文化史。如果說王國維是主張新材料的代表，梁啟超則是注重新眼光、新方法的代表。他早期曾做《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后撰《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與補編、《中國佛教史》。他1920年任清華講師，講授國學小史，著《墨經校釋》，在清華國學院時期著述甚多，如《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儒家哲學》等。其學術特點則主要不是關注新材料，而是以大思想家之資，關注思想、注重運用新的學術方法和新的學術眼光，開創近代學術的新領域。

趙元任1925年到清華，在清華國學院四年，后轉中央研究院，仍兼任清華講師。他1925年正式確定以中國語言學和語音學為學術主要方向，在清華任課“中國音韻學”等，將歷史比較法運用于漢語史的研究。1928年他出版了《中國吳語研究》，為清華國學院叢書第四種，這是中國學者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調查漢語方言的報告。后發表《廣西瑤歌記音》等。李濟1925年擔任講師，因已經加入弗利爾藝術館中國考古隊工作，不能常川住院，故為清華國學院特別講師。1927年他的考古發掘報告《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作為清華國學院叢書第三種出版,1929年出版《中國人種之構成》，是中國民族科學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陳寅恪1926年加入清華國學院，其擔任的課程為“西人之東方學目錄學”“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紇文及中亞諸文字譯文）”，1927年他的《大寶積經論藏漢文對照本》作為清華國學院叢書第二種出版。由其課程和研究可知，其當時的研究重點在參照歐洲東方學中佛教經典的研究，發展佛教經典的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

總起來看，清華國學院時期的國學研究屬于新國學、新史學的研究，注重從西洋學術吸取研究方法和觀念，追求以近代外國研究學問的方法來治國學。

二、文學院時期

王國維1927年自沉，1929年梁啟超病逝，當年夏清華國學院結束。同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趙元任擔任史語所語言組組長，李濟擔任考古組組長，陳寅恪以清華大學教授而兼任歷史組組長。國學院助教浦江清則轉至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中研院史語所可以說是以清華國學院導師為骨架的。1929年清華大學成立文學院，清華的國學研究則從國學院時期轉入了文學院時期。三十年代的清華，文、史、哲三個系規模不大，一般有教授五、六位，講師和助教若干。文學院時期包括了后來西南聯大時期，直至1952年院系調整中清華文學院整體轉入北大為結束。

文學院時期的清華文科以中西兼重為特色，故中文系“注重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結合”，歷史系強調“中外歷史兼重”“西洋史學有許多地方可資借鏡”“中國歷史已經成為一種國際的學術”。哲學系主張“中西融匯”，史論兼重而偏于理論。這些學術環境也塑造了同時期清華國學研究的方向。

文學院在三十年代研究成果最富者為楊樹達，他1925年到清華任國文教授，后為中文系、歷史系教授，在漢語語法和文字學研究等領域成就甚大。他在這個時期著有《詞詮》（1928），以詞為綱，據訓詁而講文法，對文言虛詞的研究是空前的。《高等國文法》（1930）、《馬氏文通刊誤》（1932），多修正馬氏文通，要以保存國文本來面；又有《中國修辭學》（1933），“辟一新途徑，樹一新楷模”，是中國傳統語文學的一大飛躍。此外有《漢代婚喪禮俗考》（1933），《古書句讀釋例》（1934），《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1937）等。

在文學院時期，陳寅恪改任中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他在文學院時期的學術研究由佛經譯本比較研究轉為中國歷史研究，而集中于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史。這一時期他發表了《支愍度學說考》，《天師道與濱海地域的關系》，《三論李唐氏族問題》等論文，在四十年代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四十年代后期他還做了元白詩的研究。其研究最值得關注的是關于民族與文化的歷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他反復強調種族與文化問題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關鍵，其“關隴文化”觀念的提出是對中古史研究的一重要貢獻。

馮友蘭1928年入清華任秘書長，為大學領導人之一，1929年任哲學系主任，1930年出任文學院長達18年。1931年，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卷出版，1934年其《中國哲學史》下卷出版，學者稱此書“最注意哲學家思想系統，最注意思想發展的源流，最能客觀且最能深觀”、“是從胡適的重考據轉向重義理”的名作。繼而又出版《中國哲學史補》（1936），對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有所補充。馮友蘭在思想上代表了中國歷史研究的“釋古派”，是對五四時代的“疑古派”的辯證否定。除了中國哲學史研究外，馮友蘭的更多貢獻是現代中國哲學的建構，抗戰期間他著有“貞元六書”，以宋明理學為基礎構建了其“新理學”的哲學體系，六書即《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王力1926年入清華國學院，次年畢業，在梁啟超和趙元任指導下完成論文《中國古文法》。后留學法國。1932年任教清華，1937年 出版《中國文法新探》，反對在研究中國文法中硬套西語語法。同年出版《中國音韻學》，對改造傳統音韻學建立現代音韻學體系作出了重大貢獻。1940年出版《中國文法學初探》。《中國現代語法》上下冊分別于1943、1944年出版，標志著他的漢語語法研究已自成體系。1944年他還出版了《中國語法理論》，著重研究漢語的造句法，其語法理論具有開創性。

聞一多早年在清華畢業，后留學美國，1932年起任教于清華，授課為詩經、楚辭、中國古代神話研究、唐詩等。他到清華后，在清華學報上發表了《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離騷解詁》等。1941年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在昆明成立，他主持中國文學部工作，著有《周易義證類纂》《詩經新義》《莊子內外篇校釋》（1943）《楚辭校補》（1942）《伏羲考》《天問疏證》《說魚》，《九章解詁》，他應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于中國文化研究，成就為人稱道。聞一多以立論上的大膽與考證上的綿密見長，對上古神話研究及詩經、楚辭的研究既富于歷史感又具有鮮明的時代感。

張蔭麟1929年畢業于清華大學，隨即留美，1934年回清華教書，其為學規模宏遠，精于哲、史。他在未留美之前即發表《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評近人顧頡剛對于中國古史之討論》等，尤注重研究中國科技史，如《張衡別傳》（1926）、《中國歷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1928）、《沈括編年事輯》（1936），及《宋史兵志補闕》（1937）等多篇。后出版《中國史綱》（1940）。學者稱他“精通國史兼具西洋學識與哲學修養”，為其在戰爭中英年早逝而惋惜。

吳晗1934年在清華畢業留校，任教于歷史系，以明史為方向。他在大學時即用力于《朝鮮李朝實錄之中國史料》的抄錄，曾發表《明代流寇之社會背景》《煙草傳入中國的歷史》《明成祖生母考》《明代之農民》《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后金之興起》，《明初之杭州織工業》《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等論文，1944年出版了《由僧缽到皇權》、《明太祖》二書。

陳夢家1937年受聘入清華中文系，研究古文字及古史頗受關注，發表《五性之起源》《評殷契遺珠并論羅氐編的來源》，《釋國文》《上古音系的討論》等論文。1945年出版《《西周年代考》《老子今釋》，1946年出版《海外中國銅器圖錄考釋第一集》，1951年發表《甲骨斷代學甲篇：祀周與農歷》《甲骨斷代學丁篇：甲骨斷代與坑位》，對甲骨文、金文的研究達到較高水平。

其實，文學院時期還有一些學者，曾在清華長期或短期任教，如朱希祖，論文有《漢三大樂歌聲調辨》（1927），《中國古代鐵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1928）。劉文典1928年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在清華期間出版《三余札記》（1928），《莊子補正》（1939）。雷海宗1932年至清華任教，作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中國的家族制度》。許維遹精于校勘學，著有《呂氏春秋集釋》，對《國語》、《管子》、《韓詩外傳》亦皆有研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清華當時的學術刊物。1924年清華出版《清華學報》，清華教授的論文多發表于此。1925年清華國學院主辦了《國學論叢》，清華國學院教授和學生在此發表研究成果，如第一卷第一號載有教授梁啟超的《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王國維的《桐鄉徐氏印譜序》，和學生吳其昌《宋代之地理史》、徐中舒《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劉盼遂《淮南子許注漢語疏》、陸侃如《二南研究》、謝國楨《顧亭林先生學侶考》等。《國學論叢》共出版了六號，其中發表了大量有質量的國學論文，清華國學院停辦后始停刊。《國學月報》是清華國學院學生陸侃如等編，載有姚明達《章實齋之史學》衛聚賢《金滕辨偽》等。劉盼遂等學生還組織了“實學社”，出版《實學》雜志，第1期載有王國維《黒韃事略跋》，劉盼遂《春秋名字解詁補正》，杜鋼百《中庸偽書考》，高亨《韓非子集鮮補正》、吳其昌《兩宋歷朔天文學考》等。《實學》共出了六期。有些學生還在清華學習期間出版了專集，如陸侃如的《古代詩史》，楊鴻烈的《中國法律史》衛聚賢的《古史研究》等。

總的看來，文學院時期的清華國學研究，仍然是“屬于新國學、新史學的研究，追求從西洋學術吸取研究方法和觀念，以近代外國研究學問的方法來治國學”。但也有變化，不再像吳宓和陳寅恪二十年代那樣強調學習歐洲東方學研究，而是吸取西洋學術方法參與中國近代學術學科的建立，馮友蘭、楊樹達、王力的研究都是如此。文學院時期的清華，在中國人文研究方面已經與北京大學并駕齊驅，甚至在不少方面超越了北大。

三、人文學院時期

1952年清華大學文學院全部轉入北京大學，壯大了北京大學。1978年以來，清華大學先后恢復和建立了外語系、社會科學系、中國語言文學系、思想文化研究所，其中1985年建立的思想文化研究所由張岱年先生任所長。在此基礎上1993年12月組建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陸續復建了歷史系、哲學系等。2009年國學研究院復建，2012年人文學院從人文社科學院分出獨立。為簡便起見，我們把這一時期統稱為人文學院時期。

中國歷史研究：李學勤教授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注重將傳世文獻與考古學、出土文獻研究成果相結合，在甲骨學、青銅器、戰國文字、簡帛學，以及與其相關的歷史文化研究等眾多領域，均有卓越建樹。2003-2019年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先后任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出土文獻研究中心主任，他主持和參加過馬王堆漢墓帛書、銀雀山漢簡、定縣漢簡、云夢秦簡、張家山漢簡等的整理，在簡帛文獻研究上作出過令人矚目的貢獻，是國內外學界公認的簡帛研究權威。在李學勤先生的領導下，出土文獻中心自成立以來，已經取得了眾多的成果，特別是在“清華簡”的整理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并帶動了對中國古代文明的重估。清華簡系戰國竹簡，主體為經史類書，有尚書類文獻、紀年類文獻等，內容豐富，《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已經出版十輯，帶動了關于先秦歷史、思想、古文字等方面的具體研究，受到了海內外的持續關注。廖名春對先秦文獻亦作了較多研究，發表有《郭店楚簡老子校釋》（2003）、《周易經傳十五講》（2004）、《荀子新探》（2014）。

在秦至明清的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歷史系多位教師聚焦于中國古代國家運行機制與理論的反思和重建，如侯旭東關于秦漢王朝的日常統治的研究。他們以跨學科的視野總結20世紀以來中國史學得失，突破既有認識框架，拓寬視角和領域，揭示中國古代國家的運作機制與政治文化，為重建王朝時期的中國史、闡釋古代國家治理機制，提供新路徑。

社會史尤其是以社會經濟史為核心的明清轉型研究是歷史系的優勢方向。社會經濟史方面，李伯重、陳爭平、仲偉民等人跨越歷史學與經濟學，中西比較，對中國傳統經濟、財政體系的近現代轉型作出了杰出的研究，其中以李伯重為代表，其領域是明清江南經濟史，注重把江南經濟、早期工業化與早期經濟全球化聯結起來研究，受到了海內外學者的重視。

中國文學研究：古典文學方面，一個重要的成果是《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纂出版。古代文學研究名家傅璇琮先生2008-2016年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他是唐宋文學研究和古籍研究的大家，主要著作有《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唐詩論學叢稿》《李德裕年譜》《唐人選唐詩新編》等，傅璇琮先生與時任中文系主任劉石教授一道重啟《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工作。以清華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中心為基地，聚合海內外學術力量承擔全書的提要撰寫，于2014-16年正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續修提要》接續中國古典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傳統，依《四庫提要》之前例，深研原書及相關文獻，完成全部5213種著作的提要。從規模上看，已是中國學術史上規模最大的目錄提要類著作之一；從內容看，期待它能夠成為對中國傳統學術最后二百年間之重要典籍以及由此呈現的學術脈絡加以梳理總結的基本目錄提要書，亦可期待它與清修《四庫提要》一起，成為對由學術典籍構成的中國古代學術史較為系統和全面的梳理與總結。

清華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在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方面，孫明君教授陸續出版有《兩晉士族文學研究》（中華書局，2010年）、《南北朝貴族文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18年），兩書互為姊妹篇，不同于以往大多數對該時期文學創作主體的相關研究，兩書將“士族文學”與“貴族文學”進行區分，來分別闡述兩晉和南北朝文學，構成了對未盡南北朝文學的完整闡釋體系。

在唐宋文學方面有較多積累，謝思煒教授自2001年以來，專注于杜甫和白居易兩位唐代重要詩人的別集整理工作，出版完成有《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白居易文集校注》（中華書局，2010年）、《白居易詩集校注》（中華書局，2006年）三部書稿，總計500余萬字。校注精擇底本，博采各家，盡量利用新見材料與研究成果，是當代杜甫、白居易研究的重要創獲。

格非教授除從事小說寫作外，還從事小說敘事學、文學批評方面的研究工作，出版有《小說敘事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雪隱鷺鷥： <金瓶梅> 的聲色與虛無》（譯林出版社，2014年），前者為小說敘事學領域的經典之作，后者將對《金瓶梅》的細讀置入十六世紀全球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革的背景中詳細考察，是《金瓶梅》研究上的重要著作。

中文系近年來在西域語文、歷史領域也有較大突破，沈衛榮教授近年來出版有《想象西藏》（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文本與歷史》（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年）、《大元史與新清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中國哲學研究：2009年清華大學復建國學研究院，以“中國主體，世界眼光”為宗旨，陳來教授出任院長和哲學系教授。陳來教授是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他的《朱子哲學研究》《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詮釋與重建：王船山哲學的精神》《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代表了宋明理學領域研究的高峰。他對先秦儒學、現代儒學、東亞儒學的研究也都達到了新的水平。他到清華以后，完成了“元亨六書”的體系（《新原儒：儒家思想的根源》、《新原統：傳統與現代》、《新世論：孔夫子與現代世界》、《新明道：現代儒家哲學研究》、《新原仁：仁學本體論》、《新原德：儒學美德論》），成為當代儒家哲學的代表之一。作為馮友蘭、張岱年的學術繼承人，他繼承了老清華專精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深厚傳統，又發揚了老清華重視哲學思想建構、綜合創新的傳統，是清華哲學傳統當代的突出代表。

丁四新的研究領域主要為先秦秦漢哲學、儒家經學和簡帛思想，著作有：《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2000）；《郭店楚竹書〈老子〉校注》，（2010）；《楚竹書與漢帛書〈周易〉校注》，（2011）；《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2017）。丁四新的簡帛思想與簡帛文獻研究集中在郭店簡、上博簡和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經法》四篇等上，是相應研究領域的突出代表。他還發表眾多研究帛書《易傳》、先秦易學及漢代易學的論文。

唐文明結合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對現代儒學的得失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就現代儒學中呈現的古今問題、中西問題、教學制度問題、人倫問題撰寫了大量論文，收入在《近憂：文化政治與中國的未來》（2010）、《彝倫攸斁：中西古今張力中的儒家哲學》（2019）兩部論文集中。人物研究方面，他主要聚焦于牟宗三和康有為，有專著《隱秘的顛覆：牟宗三、康德與原始儒家》（2012），就牟氏思想的特質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和反思；論康有為的專著《敷教在寬：康有為孔教思想申論》（2012），從儒學復興的實踐關切出發，對康有為的孔教思想進行了詳細的研究。

圣凱教授的研究領域為南北朝佛教學派、儒佛道三教關系、中國佛教社會史、近現代佛教、佛教與西方哲學比較研究等。在南北朝佛教學派方面，其博士論文為《攝論學派研究》（2006年）。在中國佛教社會史方面，相繼出版了《中國佛教懺法研究》（2004年），《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史》（2016年），《中國漢傳佛教禮儀》（修訂版）（2020年）。同時，他關注創新學術研究方法，提出“佛教觀念史與社會史研究方法論”。

陳壁生的《孝經學史》是一部從經學的角度全面梳理《孝經》義理發展史的著作。在經學史的內在理路中揭示《孝經》的性質。將《孝經》放回到經學史的內在脈絡中，力圖揭示《孝經》歷史上大量不被注意的問題。《其經學的瓦解》旨在重新檢討現代學術賴以建立的一系列基本觀念預設，揭示那些對理解中國傳統思想非常重要，而在現代學術轉型中被學術分科所遮蔽的思想、觀念、人物、文本，使今天在學科框架內對中國傳統的研究，能夠更好地對接傳統學術，更深入地認識傳統中國。

青年學者中，高海波以劉宗周哲學思想研究為重心，著作有《慎獨與誠意》（2016）。該書綜合學界的已有研究成果，對劉宗周思想進行了更為全面深入的研究，代表了目前學界劉宗周研究的較高水平。除了該書以外，還發表了多篇有關劉宗周思想研究的文章，如《劉宗周與 <陽明傳信錄> 》、《劉宗周對陽明四句教的批評》、《經典與詮釋：劉宗周中庸思想研究》、《試述劉宗周人譜的寫作背景及過程》、《試論劉宗周的格物思想》。此外關注宋明理學中的體用思想，發表了一系列論文。趙金剛的著作《朱熹的歷史觀》（2019年）從哲學的角度關注以往被學術界忽視的朱熹的歷史觀，從內在視野研究朱熹如何看待歷史世界；本書關注了以往研究較少的一些哲學問題，如“理氣強弱”，亦在此基礎上研究朱熹對具體歷史問題的看法，本書在許多方面都實現了研究的突破。袁艾的領域為跨文化視野的中國哲學研究，受歐洲漢學的影響，關注早期中國的“靜默”哲學，試圖突破言默二分的范式，重新探討沉默在古代中國的作用及其踐行，通過探討沉默在修辭、情感、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作用，揭示沉默的功能及其踐行。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時期國學研究的發展有一特色，就是不僅在一開始就聘請了張岱年先生為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主持清華文科重建早期的工作，而且在新世紀開始，陸續延請了當代中國史學、中國文學、中國哲學最有代表性的學者加入清華，推進清華文科的復興。而且這幾位中，李學勤和傅璇琮都是1951年考入清華大學，陳來是馮友蘭、張岱年的學生，他們與清華淵源甚深，他們不僅具有杰出的學術造詣，亦具有廣闊的世界視野。他們的加入對促進清華國學研究的復興、對傳承發揚老清華人文研究的優良傳統發揮了重大作用。

【 陳來：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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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馬嘉均 ；初審：李雨凡、許雪靖；復審：韓培濤、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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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街讀書會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勵支持下發起成立，旨在繼承總理遺志，踐行全民閱讀。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學習、養才、報國。現有千余位成員主要來自長安街附近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員、全國黨代表、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等喜文好書之士以及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國家高端智庫負責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主講專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機構的資深出版人學者等。新時代堅持用讀書講政治，積極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自2015年長安街讀書會微信公眾號發布至今，始終堅持“傳承紅色基因，用讀書講政治”的宗旨，關注粉絲涵蓋了全國3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特區。累計閱讀量達到了近億次，其中通過朋友圈轉發量千余萬次，參與互動人數近千萬人，平臺產品質量高，針對性強，受關注度較好。并在中央相關宣傳網信部門的關心支持下，相繼入駐人民日報、人民政協報、北京日報、全國黨媒信息公共平臺、新華網、央視頻、視界、北京時間、澎湃政務等新聞客戶端，以及經報送遴選評薦《求是》《中國紀檢監察》《黨建研究》《中國黨政干部論壇》《黨委中心組學習》《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人民司法》《中國財政》《中國民政》《中國出版》《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百年潮》《中國編輯》《中國發展觀察》《中國科技論壇》《中國高校社會科學》《外交評論》《新型工業化》《環境保護》《國資報告》等百余本中央級核心期刊已正式入選長安街讀書會干部學習核心來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長安街讀書會主編的《學思平治——名家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學思平治——名家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等理論讀物，形成了系列的長安街讀書會理論學習平臺。長安街讀書會理論學習平臺累計固定讀者百余萬，影響全國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大中院校等受眾數億人次。

為深入學習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現正面向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企業、各省市縣（區）等所在的黨校（行政學院）、干部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所、站）等單位部門聯合開展相關黨建閱讀學習活動。近日，經相關部門批準，已正式同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國家發展改革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財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證監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共青團中央等定點幫扶地的有關單位加入“長安街讀書會”黨建閱讀合作機制，并聯合承辦“長安街讀書會”系列讀書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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