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的一個午后，“你怎么會問出這樣的問題？”李訥把茶杯放在桌上，語氣里帶著克制的驚訝。對面負責紀錄片《毛澤東之路》主持與采訪的劉曉慶愣了一下，隨即低聲解釋自己只是照著提綱走。氣氛短暫凝固，然后又像北京深秋的風一樣，很快吹散。

很多人只記得今天的劉曉慶是演員，可在九十年代初，她還肩挑制片、主持雙重任務。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打算拍一部40集的口述歷史片，想請一位既能與黨史人物對話又具大眾號召力的主持人，她順理成章進入視野。項目啟動后，她帶著攝制組輾轉北京、韶山、長沙，先后敲開張玉鳳、王景清、周福明等人的家門。時間線被她一格格記錄，鏡頭則留給這些與毛主席有過日常接觸的人。

李訥是那趟行程里最關鍵的一站。她1940年出生延安，是毛主席眾多子女中在父親身邊待得最久的。新中國成立前，她跟著父親住窯洞、跨山河，十歲后遷往香山，再到中南海。相比之下，毛岸英、毛岸青童年時多在蘇聯，李敏則因陪伴母親賀子珍遠離父親多年。正因如此，史學界公認李訥的回憶含金量更高。劉曉慶當然清楚這點，于是把最尖銳的問題留到那天午后。

“主席脾氣急嗎？”“他會不會因為你是女兒就格外寵你？”這些提問還算溫和，李訥都一一作答：父親通常溫和，偶爾疾言厲色；男女一視同仁。直到劉曉慶突然拋出一句：“七十年代你生活拮據時，有沒有埋怨過毛主席？”房間里的空氣瞬間凝滯。李訥覺得對方把家庭困難與國家領袖責任混為一談，于是有了開頭那句反問。她回憶自己離婚帶娃確實拮據，但毛主席立即讓人送來八千元稿費，并囑托秘書多照應，“父親疼我是真心的，你問這話有點欠考慮。”

采訪繼續，卻悄悄換了軌道。李訥講起唯一一次挨父親巴掌：解放戰爭緊張階段，她把父親辦公桌上的幾封電報撕掉扔進火爐。毛主席急得順手敲了她腦袋，可下一秒又把她抱起來哄。她說到這兒輕輕笑，“他更怕孩子難過。”在我看來，這細微瞬間比任何口號都能折射領袖的家常一面。

毛主席對子女的“夾著尾巴做人”要求也在那段采訪被提及。李訥進北大讀歷史，全程坐公共汽車；工作后拿標準工資；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照樣挨餓。她說這不是苦行，而是父親給他們立的規矩：“特殊待遇會毀了我們。”這種聲音，外界此前鮮少聽到。

接下來幾天，攝制組又去了趙公口小區，找到了毛主席理發師周福明。老人指著一把用麻布裹好的老式電推子告訴劉曉慶：“主席走后，我只敢給它上油，沒再用過。”拍攝休息時，他忽然低頭抽泣。劉曉慶愣在一旁，片刻后才遞上紙巾。她后來在日記里寫道：“一個理發師能說的政治信息不多，卻能讓人窺見偉人身邊最樸素的感情。”

值得一提的是，劉曉慶當時并非歷史學者，為了讓自己不在鏡頭前露怯，她在開拍前惡補《毛澤東選集》、中共黨史年表，還專門向中組部老干部局求證每一個細節。那股子“演員式”鉆勁兒，讓部分受訪者放下戒備，也讓一些問題顯得格外犀利。李訥的不滿，可以說是那種直球提問帶來的必然碰撞。

紀錄片1994年春節后在全國陸續播出。觀眾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和女兒散步的彩色影像，也第一次聽到張玉鳳描述晚年主席失眠的細節。收視率一路攀升，卻也引發爭議——有人認為劉曉慶的鏡頭感太強，個人存在感壓過史料；也有人覺得她問出了普通百姓想問而不敢問的部分隱秘。對我個人而言，兩種聲音都合理，真正重要的是，那一年留存下大量第一手口述資料，否則再晚幾年，一些老人可能已經凋零。

李訥后來極少接受媒體采訪。去世的朋友告訴我，那次不悅并沒有影響她與劉曉慶的私下往來，兩人偶爾還會通電話。一次聊天里，李訥說：“我父親要求我們實事求是，你也一樣。”劉曉慶沉默幾秒，只回了句：“好，我記住了。”這一幕沒有被攝像機收錄，卻比任何精心設計的旁白都來得真切、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