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老，我特意來向您匯報！”2006年6月9日10點，北京西皇城根9號院的葡萄架下，87歲的華國鋒抬頭笑答：“你來我就放心了。”這一聲問候，把兩位老人拉回到四十多年前那場有關糧食、有關命運的接力。

院子里陽光正好，袁隆平看到成排葡萄藤，立刻想到自己在海南育種時的烈日——同樣的光，同樣的汗，但此刻更多了一份從容。他握住華國鋒的手，脫口而出那句后來被無數人引用的話：“沒有您當年頂著壓力給的綠燈，哪有今天的雜交稻。”老人微笑，只擺擺手：“國家需要，咱們都得沖。”

時間的指針很快被撥回1953年。那年，22歲的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農校，心里有點不服氣：同學們進城，他卻跑到洞庭湖邊的農田。但沒過多久，他在試驗田里發現那株“鶴立雞群”的高桿稻，興奮得連夜翻資料。也就在這一年，華國鋒初到湖南，跑縣下鄉查看秧田，心里琢磨同一個問題：怎樣讓老鄉們吃飽飯。

1966年，袁隆平把《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投給《科學通報》，文章送到國家科委。聶榮臻批了“要保證試驗經費”幾個字，可基層風雨飄搖。1968年5月，他苦心收集的700多株雄性不育秧苗被拔得干干凈凈，只剩五棵“孤苗”漂在古井里。他蹲在井口，第一次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了路。

就在這種時刻，華國鋒注意到這位在稻田里埋頭鉆研的小伙子。1970年6月，湖南召開“農業學大寨”科技交流會，華國鋒親自點名袁隆平發言。會上，袁隆平直言項目陷入瓶頸，語速又急又低。聽完報告，華國鋒說了兩句：“困難正常，堅持要緊。”他說得不多，卻當場拍板：劃撥試驗田，撥專項經費，安江農校可直接向省里要物資，不用層層跑批條。

有意思的是，政策一落地，雜交稻研究立刻迎來轉機。同年11月，袁隆平團隊在海南南紅農場找到那株后來赫赫有名的“野敗”。他把種子裹在手帕里揣進懷里坐火車回長沙，一路上不敢合眼。三年后，“三系”法正式定型，第一代秈型雜交稻畝產突破650公斤，科研站里有人激動得跳進水溝。

產量提高只是第一關，種子供應才是真麻煩。1975年冬，湖南省已連做四輪擴繁，仍遠遠不夠。農業部多次催報數據，卻遲遲未批大規模推廣。陳洪新和袁隆平北上求見有關部門，連續碰壁。饒是如此，兩人還是在寒風里寫下一封4000字的呈報信，送進了華國鋒在中南海的辦公室。

12月22日下午三點，小會議室內座無虛席。華國鋒、陳永貴、沙風一邊聽匯報一邊提問：“不育系每百畝能出多少種子？”“南繁北種需要多少運輸車？”三個小時后，華國鋒當場拍板：調撥150萬元專項資金，選15臺解放牌汽車在海南、兩廣和湖南之間建運輸車隊；農業部立即召開13省現場會，次年春播前完成技術交底。袁隆平把會議紀要壓在箱底，回旅館一夜沒睡，心里只想著一句話：這回成了。

1976年春，長江以南出現大片銀綠的雜交稻苗。到了1982年，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懸出橫幅叫“Yuan Longping， Father of Hybrid Rice”。客觀數字更有說服力：20世紀末，中國近六成水稻田種上雜交稻，全國人均口糧從1970年的300多公斤升到1996年的400多公斤。有人統計，雜交稻讓中國每年至少多收七百億斤稻谷，相當于在土地里拔出一個中等省份的產量。

袁隆平卻沒停步。1996年，他牽頭“超級稻”計劃，目標畝產1200公斤。很多人覺得他太貪心，他笑著回敬：“咱們中國人多，胃口也大，總得先把飯做好。”老伴回憶，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試一試”，哪怕90歲還常往沙灘、鹽堿地跑。

另一邊，卸任后的華國鋒淡出公眾視線，但逢到糧食新聞，總會提醒秘書把資料整理好寄給袁隆平。2004年，電視里播出“感動中國”頒獎詞，他打電話過去：“身體要緊，別總泡在田里。”電話那頭的袁隆平有些激動：“我一天不下田就難受。”

2008年4月18日，病榻上的華國鋒花了整整兩小時，為《袁隆平口述自傳》寫下序言。四頁紙，字跡不算工整，卻句句真誠；他引用馬克思那句著名的話——“在科學的道路上，從來沒有平坦的大道。”那一年夏天，袁隆平把序言裝裱掛在辦公室門口，學生們路過總要多看兩眼。

再回到2006年那個午后。臨別前，華國鋒取來宣紙，寫下“貴在創新”四個字遞給袁隆平。墨香未干，紙面微卷。袁隆平鄭重收好，轉身時陽光照在他銀白的發上，很亮。后來有人問他最難忘的瞬間，他說就是那天：“我在葡萄藤下接過一份沉甸甸的托付——繼續讓中國稻穗壓彎腰，也讓中國人的腰板挺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