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一則“環衛工翻8噸垃圾幫游客找回兒童手表”的新聞引發輿論熱議。深圳游客盧女士一家在大同旅游時，不慎將兒童手表遺落在高鐵垃圾袋中，隨后通過12345熱線求助，最終兩名環衛工人在38℃高溫下徒手翻找4小時，從8噸垃圾中尋回手表。

盡管當地媒體將此稱為“暖心故事”，但輿論場卻掀起激烈爭議，一塊價值幾百元的兒童手表，是否值得耗費如此龐大的公共資源？公共服務的邊界究竟在哪里？

事件中，兩名環衛工人4小時的人力成本、垃圾轉運費用及場地占用費，保守估計超千元，遠超兒童手表的市場價值。更值得關注的是機會成本，這4小時里，兩名工人本可完成3條街道的清掃任務，或處理20余噸日常垃圾。若類似事件頻繁發生，公共資源的分配將陷入“小事過度投入，大事資源不足”的困境。

大同市城管局回應稱：“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們肯定去做。” 這一表態看似彰顯服務精神，實則暴露了公共服務標準的缺失。對比2024年杭州“全城搜尋人工耳蝸”事件獲得全民點贊，此次爭議的關鍵在于物品性質的差異，人工耳蝸是聽障人士的“救命稻草”，而兒童手表僅是便利工具。公共服務若缺乏優先級劃分，就可能淪為“無差別滿足個人需求”的資源浪費。

事件最令人痛心的，是環衛工人的勞動權益被忽視。當日大同氣溫高達38℃，兩名工人僅戴薄手套，在酸腐垃圾堆中連續作業4小時，既無專業防護裝備，亦無高溫補貼或事后健康檢查。我國《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明確規定，37℃以上時，露天作業時間不得超過6小時，且需避開高溫時段，但這一規定顯然未被嚴格執行。

更諷刺的是，城管局領導強調“這是我們該做的事情”，卻未見哪位領導親臨垃圾堆參與搜尋7。這種“以底層勞動者犧牲換取政績感動”的敘事，被法律博主批評為“用底層疾苦裝點政績，是對勞動者尊嚴的踐踏”。真正的城市溫度，不應建立在環衛工人的無償付出之上。

盧女士的疏忽在于將手表放入垃圾袋并遺忘，這本可通過更謹慎的行為避免。然而，她的求助卻動用了公共資源，最終由環衛工人承擔額外勞動。網友質疑：“如果是人工耳蝸等救命設備，動用資源可以理解，但一塊兒童手表值得嗎？”

健康的公共服務應建立在權責對等的基礎上，近年來，多地已對違規探險實施有償救援，獲得公眾理解。同理，類似手表搜尋的服務，若采取“使用者付費”原則，由失主承擔合理成本，或引導其自行尋找，反而更能體現社會公平。

此次事件暴露的另一問題是技術手段的缺失，國內已有城市試點智能垃圾分揀系統，通過金屬探測、圖像識別等技術快速定位失物。深圳某垃圾處理廠負責人透露：“配備金屬探測器后，類似手表的小型金屬物品平均15分鐘可定位，成本不足人工搜尋的1/20。” 若大同采用類似技術，既能提升效率，又可避免環衛工人暴露于健康風險。

一個成熟的社會，既要有溫度，也要有理性，真正的城市治理智慧，不在于無條件滿足所有需求，而在于用有限的資源創造最大的共同福祉。環衛工人的汗水不應被廉價歌頌，而應通過制度保障其權益；公共服務的邊界不應模糊不清，而應通過科學機制明確優先級。

盧女士帶著失而復得的手表繼續旅程，而那兩名環衛工人簡單沖洗后，又回到了清掃街道的日常，沒有額外補貼，沒有特殊表彰。當我們下次談論“城市溫度”時，或許該先問問那些在高溫下默默付出的勞動者：你們感受到的溫度，夠不夠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