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英國女雙名將塔拉·摩爾在哥倫比亞波哥大站賽事中被檢出諾龍與勃地酮陽性，隨即遭到臨時禁賽。2023年12月，獨立法庭認定其陽性結果源于污染肉類，裁定她“不存在過錯或疏忽”，摩爾得以在2024年4月復出。然而，近日國際網球誠信機構（ITIA）的上訴被體育仲裁法庭（CAS）支持，摩爾被改判四年禁賽，扣除已執行的19個月臨時禁賽后，她最早需等到2028年才能重返賽場，屆時36歲的她，職業生涯恐將終結。

CAS在裁決中稱，摩爾“未能證明樣本中諾龍濃度與食用污染肉類的情況相符”，且無法證實違規行為“非故意”。這一結論與獨立法庭的判決截然相反，暴露出反興奮劑體系中科學證據采信標準的模糊性：

1. 肉類污染類爭議：類似案件中，運動員常以肉類污染為由申訴，但裁決結果差異顯著。ITIA稱本案諾龍濃度異常高，卻未明確界定合理范圍。

2. 舉證責任倒置：根據《世界反興奮劑條例》，運動員需自證“無過錯”，但污染源追溯本就困難，邊緣選手更缺乏資源聘請頂級專家團隊。摩爾案中，獨立法庭曾接受其證據，CAS卻推翻結論，凸顯裁決的主觀性。

本案引發對反興奮劑執法一致性的質疑。對比近年案例：

辛納案：意大利新星兩次藥檢陽性，但迅速與ITIA達成和解，僅缺席賽場三個月。

斯瓦泰克爭議：興奮劑檢測陽性后被禁賽一個月，而且解禁后才公之于眾。

而摩爾作為雙打選手，收入微薄，卻遭頂格處罰。這種差異折射出體育司法中資源與話語權的不平等：明星選手可通過快速和解減輕影響，而邊緣運動員往往被動承受制度性風險。

摩爾案揭示了反興奮劑體系的深層問題：

1. 維權成本高昂：長達19個月的調查與訴訟消耗了運動員的黃金運動生涯，而CAS裁決“幾乎不可推翻”的特性，使申訴淪為形式。

2. 科學評估不透明：ITIA依賴“獨立科學顧問”的結論，但具體評估標準未公開，運動員難以針對性抗辯。

3. 處罰與過錯失衡：即便接受污染解釋，四年禁賽的懲罰是否合乎比例原則？

對此公眾強烈呼吁國際體育仲裁亟需系統性改進：

1、統一科學證據標準：建立公開的污染物濃度閾值指南，減少裁決任意性。

2、降低運動員舉證難度：在污染誤服案例中，反興奮劑機構應承擔更多舉證責任。

3、審查處罰一致性：設立獨立監督機構，評估同類案件的裁量尺度，避免“因人而異”。

塔拉·摩爾的遭遇并非孤例，而是反興奮劑體系結構性缺陷的縮影。當規則執行淪為“幸存者游戲”，體育公平的核心價值便遭侵蝕。若制度無法保障“無過錯者”免于重罰，那么維護純潔性的初衷，反而可能成為摧毀運動員的利器。(來源：網球之家 作者：M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