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饒家駒（1878—1946）因在抗戰時期的上海建立了南市安全區，成為中國人民的患難之交。

1937年11月，饒家駒以他的博愛、堅韌、獨創、才華、責任心，在上海城隍廟周邊創立戰時救護平民的難民安全區——饒家駒區，并延續至1940年6月，保護了30萬中國難民；其間又在漢口等地設立安全區，救援中國難民數十萬人，貢獻卓著。1940年回國后，饒家駒繼續從事難民救濟，“二戰”結束后，還赴德國柏林救濟曾是敵國的德國的民眾。其堪稱偉大的國際人道主義者、中法友好的象征及法德和解的先行者。由他首創的安全區模式直接促成了戰后修訂《日內瓦公約》并加入戰時平民保護的相關條款，其影響深遠但是知者寥寥。

《饒家駒：被遺忘的英雄》以檔案、報刊、圖片、影像、口述資料等為依據，講述了饒家駒的生平，尤其是其來到上海后的經歷，全面分析了上海南市安全區的緣起、管理與運作、推廣與影響，并且從衣食住行、醫療衛生、讀書教育、自救與經濟等方面生動還原了當時難民安全區的生活圖景，體現了饒家駒的人道主義精神、對中國難民的無私奉獻以及對和平的不懈追求。

《饒家駒：被遺忘的英雄》，蘇智良、王海鷗 著，學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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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家駒與淞滬會戰初期的難民救助

當盧溝橋事變、平津失守、淞滬緊張之際，饒家駒就敏銳地預感到中日在上海的交鋒已不可避免。想到戰事一旦發生，戰區的民眾勢將流離失所，作為上海華洋義賑會會長的饒家駒，便與宋漢章一起考慮建立統籌救濟事宜的國際組織。于是，上海華洋義賑會8月4日派出饒家駒、柏韻士、陸伯鴻、顧吉生等聯合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世界紅卍字會、中國濟生會、中華公教進行會，選出11名代表，組成具有國際性的救濟會，定名為“上海國際救濟會”。隨后又邀請了各國駐滬領事、各國商會、上海各公團共同籌議組織事項。

8月13日，上海國際救濟會在上海銀行公會召開會議，參會者除原有的六團體代表外，還增加了中國佛教會、上海青年會代表及法國商會傅立德、前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鐘思等，會上公舉饒家駒、奧爾、柏韻士、鐘思、傅立德、王一亭、宋漢章、陸干臣、李規庸、屈文六等10人為常委。18日又召開會議，推舉屈文六、奧爾為會長。其總部設在敏體尼蔭路（今西藏南路）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今西藏南路123號）。在國際救濟會中，饒家駒任常務委員及救濟組副主任，兼任國際第一難民收容所所長。

為籌募經費，上海國際救濟會發起“一角運動”，號召上海市民每人每天節省一角錢來救濟難民，并在報紙上公布捐款者姓名。

由饒家駒擔任領導的救濟組主要負責開辦難民收容所和進行收容難民的工作。戰事爆發后，上海的難民數量驟增，國際救濟會先后設立6個難民收容所用以收容難民，至1938年8月下旬，一共收容難民6萬多人。其中第一難民收容所于8月15日在震旦大學校園成立，由饒家駒任首任所長，律師陳志皋任副所長，社會活動家黃定慧（后名黃慕蘭）出任總干事，這是租界內建立的第一個難民收容所。受中共江蘇省委難民委員會領導的黃定慧在《上海國際救濟會第一收容所四個月工作報告》中，詳細講述了第一難民收容所的成立始末：

跟著敵人侵略戰爭的展開，把整個大上海形成了東戰場的最前線，上海以及附近的居民，都被炮火轟離了他們的生活場所，或是居住地址，而流浪到了每個不相識或非素識的街頭。沒有食糧，也沒有用具。

記得經過八一三和八一四幾天數萬人在馬路上的露宿，我們雖是由團體設法布施食糧，但總覺得不能再忍耐著眼看這種悲慘生活的繼續。也巧震旦大學才院長和饒神父發偉大的善心，就在八一五的那天，借顧守熙先生的客廳，和陳志皋先生、黃定慧先生商定在震旦大學操場上，蓋搭蘆棚，建造起一個規模較大的收容所。后來，我們連續好幾天，每天在圣彼得堂饒神父的課室里，加入了威爾遜先生、潘肇邦先生、顧吉生先生和毛霞軒先生共同商量，決定組織一個理事會來管理這收容所。

剛開始幾天食糧，是由上海市救濟委員會來幫助的。收容額為一千五百人，設備還沒有完竣，難胞的人數已經足額。繼著饒神父主持的華洋義賑會，又聯合了其他團體，成立上海國際救濟會。于是在饒神父直接領導下的震旦收容所，被編列為國際第一收容所，而收容的人數也重新由一千五百人擴充為二千五百人。理事會公推饒神父為正主任，副主任為顧吉生先生，兼管理會計及庶務事宜外，其他各組的工作和事業的推進，都付與黃定慧先生任總干事之責。同時，饒神父仍邀集原來理事會的幾位先生，每星期一在他的地方，為全體難胞解決許多增進福利的事情。

由此可見，饒家駒是國際救濟會第一難民收容所的主要創辦人。由于準備充分，第一收容所的設施還比較完善。它占地20畝左右，有大蘆棚7幢，其中4棚收容婦女，3棚收容男子及孩童。另外還有7處小蘆棚，2處是辦公室，3處是廚房，分別用來做飯、做菜與燒水，還有1處是一個小型的醫院，包括診室與病室，最后1處是難胞的男女浴室和理發室。所內還配置了大量的電燈和充足的自來水。

饒家駒與難民收容所工作人員的合影，中間靠右著黑衣者為饒家駒

第一難民收容所的組織也比較健全，除設正、副主任和總干事外，還設有副總干事和秘書，以及收容、訓導、衛生、警衛、給養組，每組干事大多由大學生、留學生等文化道德修養比較高的青年人擔任。而比較重要的會計和庶務組也由副總干事顧吉生親自選派精明干練的人來辦理。在日常事務上，總干事負責在饒家駒的領導下處理對內對外的一切事務，而副總干事負責處理內部日常事務以及協助總干事處理其他事務。秘書則負責文書和交際兩項工作。收容組負責難民的登記、難民人數的統計、難民的管理和遣送，訓導組負責難民的教育與組織，衛生組負責衣服、醫藥以及清潔方面的工作，警衛組負責保護與警戒，給養組負責食物的供給與分配。健全的組織機構使得各部門各司其職又相互配合，高效地處理所內的各項事務。用人方面又多選擇精明干練、有知識有文化的人，這使得各項工作能夠順利開展。第一收容所健全的組織模式和高素質的工作人員是其成功的關鍵，這些因素多被后來的南市安全區所借鑒。

由于難民逃難時只攜帶了少量的食物，而維持溫飽是難民最基本的需求，因此在收容所內，難民的吃飯問題是首先需要考慮的。在國際救濟會的收容所里，此項事務由給養組專門負責，本著“費用省、營養足、分配勻”的原則，給養組與衛生組、庶務組共同商定采購蔬菜的種類，以使花費低而營養充足。廚工均由難民擔任，由于難民人數眾多，這樣難免發生一些難民混進廚房偷吃食物的狀況。為此，廚房工作人員一律被要求佩戴綠色袖章，無袖章者不得進入廚房。難胞們每日進餐兩次，分別為上午10時及下午5時。由于資金有限，菜食以黃豆芽、青蘿卜干、豆腐和青菜為主。還有一些外國的婦女每天兩次來為嬰兒和生病的兒童分發牛奶。

盡管難民們的物質生活稍顯匱乏，但他們的業余生活還是豐富多彩的。為豐富難民生活，第一難民收容所舉辦了各種比賽。1938年7月3日，收容所舉辦了“生產杯”足球賽，兩隊分別起名為“震混”隊和“西聯”隊。比賽結束后，兩隊隊員和當時難民收容所的總干事黃定慧合影留念。難民在收容所也做一些簡單的工作，如搓繩、制衣等。難民在收容所內按年齡、性別、程度分級接受教育，還有兒童唱歌隊、孩子劇團等組織。收容所每日舉行一次清潔活動，“值日者將棚內所有被褥、衣服運至曠地曝曬，由清潔隊將棚內掃洗消毒，并每月由各棚將所用衣被沸水泡煮，借以消滅臭蟲蚤子以及細菌”。

在一年的時間里，第一難民收容所共收容難民6886人，以婦女、兒童居多。由于饒家駒后來忙于南市安全區的相關事務，饒神父的助手潘大成擔任所長、副總干事，負責所內具體事務。這個收容所的使命直到1939年12月才宣告結束。上海國際救濟會一直堅持到1940年6月1日才結束會務。